孔子删诗的真相
孔子删诗，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说孔子在编修《诗经》（当时叫《诗》）的时候，把没有被选用的绝大多数诗歌统统烧掉了。“删”实际是“烧”，是“焚诗灭迹”，不是打入冷宫弃之不用那么简单，否则，后人也就没必要为此争辩了。
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最早记载了孔子选诗的原始数量：“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自从孔子选了三百零五首诗歌以后，剩下的两千多首诗就很少见了，属于大规模集体失踪，难免让人生疑。所有史料都查不到孔子烧诗的记录，但不能证明他没有干这事。当时的书籍都是竹简，适合用来当柴烧或烤火，说他“烧诗”也是比较符合现实的描述。
历史上，围绕孔子是否“删诗”（烧诗）的争辩，有三个派别：一、反对派：孔子没有删诗，只是在当时既有的三百余首诗歌基础上编修而已，批量删诗的事情是前人（也不知道是谁）*；甚至认为司马迁的数据不可信，或怀疑史记可能被人动了手脚；二、支持派：孔子绝对删了那么多诗的，甚至也许还不止那个数；三、中间派：孔子删过诗，但应该不会删那么多的。
从司马迁《史记》记录孔子删诗算起到现在，两千多年，时有争辩。资料显示，认为孔子删诗属实的有司马迁、郑玄、陆机、魏征、欧阳修、程颢、王应麟、马端临、顾炎武、范家相、赵坦、王崧、章太炎等；为孔子辩护，否定删诗的，有孔颖达、郑樵、朱熹、吕祖谦、叶适、黄淳耀、江永、朱彝尊、王士祯、赵翼、崔述、魏源、方玉润、梁启超、胡适、顾颉刚、钱玄同等。在参与考证的现代教授与学者中，特别是清华大学教授马银琴的相关研究报告，值得一读，她认为孔子删诗的真实性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就差没有亲眼看见。
中国历史上那么多名家牛人，参与孔子删诗言论（有记录的）的大人物并不算多，为什么呢？孔子是封建皇权推崇保护的圣人，形象不容诋毁，也不容揭露，考证出真相的也不敢说，不能说，说了也不准记录。这也是封建社会两千多年来都没有明确结果的根本原因。到了当代新社会，马克思主义才是最高权威，讲究实事求是，圣人也是人，难免有错，后人需要知道真相，终于有了像马银琴那样的教授学者，敢出来公布非常充分的考证结果：
孔子删诗的情况属实！
但奇怪的是，在百度上能搜到的“孔子删诗”，更多的是执否定态度的辩护，甚至专门的词条也是不认账，这些帖子基本上覆盖遮蔽了认定孔子删诗属实的帖子。细心的人会发现，辩护者的帖子大多是人云亦云，所引用的论点，也都是出自近代以前的人物，并没有提及当代教授与学者们的研究结果。
看看那些为孔子辩护的理由，有的甚至像是在开玩笑。不是辩护，是应付。比如，有人说：孔子在编修《诗经》之前，就说过“诗三百”这样的话：“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说明当时就已经只有三百首，孔子只是再次编修，批量“删诗”的事情是前人*。
这个问题，根本轮不到专家学者来质疑，连现代中学生都知道，当时的情景，孔子说的“三百”并非一定指实数，极可能是虚数，指“很多”。比如，在《诗经》里的《伐檀》就用了三次“三百”，都是指“很多”：“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亿兮？”、“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囷兮？”如果你有时间，还能在春秋史料中找出那个时代更多这样的表达方式。辩护方一定知道这点文言知识，绝非水平问题，只能算是他们在搪塞应付。
有的人尽力发挥想象：司马迁的史记可能被人动了手脚，孔子当时应该没有见到三千多首诗，数目夸大了，这是“莫须有”。请问，周朝到孔子那个年代已经有五百多年历史，官方库存三千余首诗，多吗？虽然那时华夏人口不多，有文化的也少，但诗人的品性你不知道，爱好写诗的，具有善感的细胞，也就是“天赋”，有了感触就会写，有了灵感必然写，会写诗就像是一种病，难治。历史上，因为写诗获罪的人不少，流放在外还会写，思想有所收敛，但诗却写的更好了。有的人在*头之前，都还要来一首。你看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些诗人，关进了牛棚还会偷偷摸摸地写。
司马迁说孔子删诗的理由有“去其重”（去掉在创意上重复类似的）。重复类似的东西，浪费竹简，占用空间，妨碍查阅，影响搬运。“去其重”，是周朝礼乐官员的本职工作，根本轮不到孔子来干这事。五百多年时间，才三千余篇诗歌，如果这个数字是真的，正是礼乐官员在大量诗作中“去其重”的结果。所以，司马迁也有为孔子减罪之嫌，“三千余篇”也许已经被减过数量，在尊重事实的同时也顾及当时统治阶级的感受，正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有人讲到政治条件，说孔子当时不是周王室的礼乐官员，没有那个职权删诗。
周王室的采诗官几乎都不是自己写诗，是到民间去采集诗，这是王室体察民情的重要途径。不难想象：当时周朝王室衰微，“礼崩乐坏”，周王室对诸侯国的控制力基本没有了，相互猜忌，直属周王室管辖的采诗工作必然受阻，诸侯国会把流窜乡间的采诗官当成周王室的眼线或间谍（这种事情可以有），你敢来我的地盘“采诗”，失踪了我可管不了。另一方面，朝贡的物质少了，周王室资源匮乏，裁员情况也可能涉及大小礼乐官员，他们无所事事又面临裁员，见大学问家孔夫子来借诗歌编写教材，完全可能让孔夫子与弟子们把汗牛充栋的竹简统统搬走，反正都是废品，可以不用还了（这一点很重要）。大批诗歌的生*大权就落到了孔子手里。那个年代，竹简书卷不容易拷贝复制，借书都是费力气的，这也是容易成为孤本被灭迹的客观条件。
更有人为了帮孔子避删诗之罪，居然放弃了孔子编诗的功劳，说诗经里有“淫诗”，绝不是孔子圈定的三百零五首，说诗经不是孔子编的。
孔子也是人，他的弟子也都是些大男人，我相信他讲课的时候，为了避免枯燥无味打瞌睡，偶尔来个笑话或黄段子是极其可能的，只是弟子们不会将之编进论语而已。诗经里有“淫诗”，也是读者阅读诗经的一点动力，也算是孔子因材施教的实践。关键的问题是，诗经里面的不雅内容，根本不是直接的露肉描写（哪像现在有的诗人就像写畜生一样直接），这正是诗的优点，采用象征暗喻等修辞手法，你心中想它有则有，想它无则无。比如《溱洧》里的“芍药”，你想它是花就是花，你想它是根就是根（说是像男人的东西）。你不能根据自己不堪入目的想象来当成是诗歌的描述，自己意淫怪诗人。这个问题，孔子定然明白。只要艺术性强，字面上符合“礼乐”，“诗无达诂”（董仲舒），你要怎么理解，他管不着。这里又重复一下孔子的那句话：“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有人解释“无邪”是“纯正”，这是错误的，如果我是孔子，也会说是“纯真”（真情的流露），不可能说“纯正”（思想纯正），否则，一些容易让人想入非非的情诗就说不过去。
当然，为孔子辩护的理由还有很多，比如说，他也许把竹简都还给了周王室的礼乐管理部门，或者压根就没有借回家，直接就在那里选了。后来毁于战火，与他无关。假设当时借了需要归还，肯定是三千余首诗歌竹简一起还，无论借回家还是现场去查阅，孔子与弟子们除了选诗，还得抄录选出来的三百首，这得需要一批新的竹简和劳动时间。在“礼崩乐坏”，世人觉得诗歌形同废品的情况下，孔子与弟子们有多大必要去浪费竹简的成本和抄写的劳力？孔子选诗的目的很明确，希望能为周王室的复兴做贡献，自己觉得不利于周王室复兴或艺术性不高的内容，大可以烧掉，要是有意见，谁还能辩得过他？（除非老子李聃在场）基于对当时客观现实的认同，历代争辩孔子删诗的各方，未见有孔子把三千余首诗歌是否归还周王室去做重点考证，也难以考证。
孔子删诗的事实已经毋庸置疑。这也绝非他一人所为，是他与弟子一起*。如果*理直气壮，内心无愧，必然在论语中谈到删诗的原则，根本等不到司马迁说。论语里没有只言片语对删诗说明，避而不谈。烧诗的理由必然存在私心，绝不是大部分诗歌在创意上重复类似（刚才说了，“去其重”的工作根本就轮不到孔子干，礼乐官员早就干了），也不仅仅是不符合“礼乐”。将余诗烧毁，后人再也无法选出一本与之相左的诗经来，再也无法对他们的编修水平与观点有所比较置评。
我们对孔子删诗的不满，都是因为大家总是觉得、怀疑、猜测、假想有很多很多无辜的好诗被他干掉了，可惜了，罪大了。如果他烧掉的诗都是一些烂诗呢？就像现在的诗歌，三千首诗歌中选出三首是不是都选的太多了呢？更别说三十首三百首。当然，历史没有假设，三千余首诗歌里面肯定有不少无辜的好诗被忽略了，冤死了。五个世纪，三千多首诗，该是周朝礼乐官员多次优中选精了，孔子的“去其重”，该是精品中选极品了。
历代为孔子删诗极力辩护人，也许都明白，一旦孔子删诗的事实成立，就不是仅仅删诗那么简单了，还有其他事情会让人联想。大家知道，易经以前有三个版本：连山、归藏、周易；孔子编修的《易经》是周易，连山、归藏至今下落不明，后世出现的，都被疑是伪作。今人不能超越时空，去抓古人的现行，没有确凿的证据，只能疑罪从无。但孔子删诗的事情，司马迁的记录让他成了嫌疑人。
根据现代教授学者的考证，孔子删诗的情况属实，那他犯了多大的罪呢？笔者的意见是：拘留七天，无罪释放。后人根本没有必要再花时间和精力为这件事情争辩不休。圣人也非完人，也有私心，功罪也得三七开（观点不同，比例不一样）。拘留七天，是对众多好诗亡魂的一个交代，有错就要认账，也是圣人之德。孔大圣人拘留七天，并不算少，胜过常人五百年。
好诗如人，皆有劫数，躲过了礼乐官员，躲过了孔子，还需要躲过秦始皇……如果好诗被毁，也是读者之不幸。渡过劫的好诗，值得我们倍加珍惜。对诗人来说，要力求写出人们能永远铭记口口相传的好诗，别以为在什么刊物发表就沾沾自喜，也许，根本用不着孔子、秦始皇这类大人物参与，收废品的大爷大妈几声吆喝就能让它进入麻袋永远消失。
孔子删诗的警示
孔子删诗，对我们现代的教育意义非常大，新诗百年（1917到现在），产生了不少垃圾。浪费了不少纸张就罢了，关键是浪费了人民群众宝贵的阅读时间。我们再看看司马迁对孔子编修诗经的介绍：“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这给我们当今的诗歌作者有什么启示呢？
首先，为了避免被“去其重”（“重”即在创意上重复类似），要么创意与众不同，要么在相同创意下你写的最好，否则就死路一条；在创意上要下功夫，不要写些平庸、俗套、泛美、混世之作（现在大多诗作都是这样的，即使有一些你感觉不错的，都形同韩国的美女，感觉上类似，充满空洞无物的泛美的伪描述）。“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杜甫《春日忆李白》），“不群”就是与众不同，这是杜甫对李白的评价，也是对自己的评价（注意那个“也”字），杜甫也是个充满自负的狂人，他有那个底气，“语不惊人死不休”，“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都是他的自我要求与激励。
其次，写诗要“可施”，即有用。那时的诗，可以配曲、伴舞。唐诗、宋词讲究格律，元曲更不用说，直接叫“曲”了，合乎音律，可以被用来说唱，多少诗家词人与歌妓往来，可以说是词作者与歌手的关系。现在的诗歌呢，“诗歌”已经被分家了，“歌”分到流行歌曲上去了（哪一首歌词不是广义的“诗歌”呢），剩下的只是“诗”（我们还是叫它诗歌，都动了变性手术了，我们还是叫他“哥”），你要讲究音律也可以的（不是必须的），但已经没法与歌词去比了。现代诗歌的音乐性很弱了，可以朗诵就不错了。诗歌的用处，大家能想到的，就是给人思想上的启迪、精神上的振奋、心灵上的慰藉，是益智的、励志的、安抚情绪的，是正能量的，甚至可以引用警句到别的文章里增添文采的，谈个恋爱表达心迹的，等等。如果不能开卷有益，我们为啥要读诗？装小资或文艺吗？现在是满世界的新闻、视频、段子，大家都过得像以前的皇帝，每天都有很多奏折要阅，有很多表演要看，能瞟上一眼诗歌，那是因为心中的孽缘未了，若还能一心扑在诗歌上胡啃乱舔，那是因为上辈子亏欠太多，有天赋，也有因果。
诗要有用处，应该做到易懂。诗人说我的诗就是良药，是最有疗效的，如果令人难咽，呕吐，那你的诗不适合阅读，适合注射。诗人说我的诗就是佳肴，是最好吃的，如果都是些光鲜的秕糠或者过期的陈粮，那就只适合做饲料。一个饲养员，就别把自己当成一个王者。物以类聚，你是人，靠的是同类把你拟人。
再者，就是要有思想高度，关心人民与人类，合乎“王道”。如果只是适合自娱自乐或圈内划拳猜酒猜中奖，于国于民没有一丝用处，浪费群众阅读时间，这样的诗，迟早会被灭迹，还等不到下一位孔子动手。别以为放在电脑硬盘就能存上千秋万代，上了媒体就是世人皆知（大多数都是自己朋友圈的哥们姐妹几个在意而已），诗的意义是活在人民的心中。当前多少写进媒体写进选集的诗歌，也写进了人民的心中？多少诗媒与选集都不过是不断更新的活棺材而已，只有死者亲属与盗墓者才感兴趣，不是吗？要是诗人臧克家还活着，也许还会写：有的诗活着，它已经死了，有的诗死了，它还活着。有的诗，在一些媒体或选集里能查到（活着），但无人记得（死了），有的诗，即使媒体或选集都被烧了或者不在其中（死了），但很多人还记得（活着）。
一句话，希望大家写出好诗，汉赋无愧于大汉的武力，唐诗无愧于大唐的强盛，宋词无愧于大宋的持久，元曲无愧于大元的辽阔，新诗也要无愧于中国梦！
欢迎提出宝贵意见，如需转载或引用，请注明出处，谢谢！
2018年4月28日 绵阳涪城 樊非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