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克林·安克斯密特（Frank Ankersmit，1945—），荷兰历史哲学家，以历史叙述的本体论研究闻名。
接下来的三位受访者，格奥尔格·伊格尔斯、杰尔泽·托波尔斯基和耶尔恩·吕森，对于历史审美的视角和所谓的“后现代主义”都有所保留。
比如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就认为，在历史纯粹客观和相对主义之间存在着中间道路，处于危机之中的并非历史写作，而是过于追求统一统一性过程的历史的概念，历史学往往被滥用为权力关系合法化的工具。
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相当多的社会学用语、心理学用语等，基本上是无稽之谈……如果你试图重建历史的过去、重建人类的所作所为，我认为你可以更加诚实地来做这件事情，犯不着声称自己是在搞科学。
杰尔泽·托波尔斯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波兰成长起来的，他则指出后现代主义其实让历史重新焕发了生机，不过他虽支持多元化和宽容，但反对抛弃真理观念，因为真理范畴也是道德范畴，是生活中所必须的支点之一。
杰尔泽·托波尔斯基：源于后现代主义的走得太远的相对化，让人们丧失了支点，而那是人们一直在找寻的。绝对的自由不是自由。
耶尔恩·吕森作为一个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步入成年的进步的德国人，也对后现代视角持保留态度。他颇有洞见地指出，历史学结合了审美、政治和认知，我们需要对所有这三者的作用都有所警觉。
他还提到，过度追求历史文化的审美维度，也许会导致将历史审美化，从而导致历史研究的去政治化和非理性化。事实上，单单审美、政治和认知都无法成就历史中的意义。
耶尔恩·吕森（Jörn Rüsen，1938—），
德国历史哲学家。
这本书以阿瑟·丹托和彼得·伯克的谨慎的语调作结，丹托为他的立场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心理学以及或许是美学的论证：除非我们觉得故事是真的，我们倾听这些故事的劲头就会大打折扣。
彼得·伯克指出，历史学家经常需要受到震动，新的叙事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但他坚持认为，我们可以达到某些真理，并且避免讲述不实之言。他还暗示说，微观史和文化史的时尚可能走到了头：没有对于更加宏大的解释框架的悉心关注，地方性的焦点就会失去锋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