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康淼、褚萌萌、付敏
2021年初夏，鼓浪屿。耀目的阳光下，绿树红花掩映中，一幢幢老洋房里，不乏各式各样的新潮商店。
码头处，一艘双层白色轮渡从厦门岛跨越鹭江驶来。船上走下来形形色色的男女老少；看行装，大多是游客。人群中有一位老人，似乎跟其他游客没什么两样。身旁的人们却不知道，这位名叫林聪明的老鼓浪屿人最近频繁回乡，是为了更深入地调研岛上的革命历史。
时光倒回，91年前，沦为公共租界逾廿载的鼓浪屿，已是别墅林立。
也是在一个炎热的南国之夏，离如今的码头不远处的旧路头，一艘小小的木制舢板停靠到岸。一位商人打扮的中国人一边下船，一边机警地四面环顾，这位“商人”似乎没有什么特别。身旁的人们却不知道，他要去往岛中部的虎巷8号——当时的中共福建省委机关所在地，他有一个隐藏的身份——中国共产党党员。
天风浪浪，海山苍苍。
鼓浪屿，这个东海波涛中“隐秘的角落”，这个厦门籍诗人汪国真笔下“月儿也香、琴儿也亮、海浪也多情”的优美小岛，曾在福建乃至中国革命史上留下重要一笔。浪击礁石，声似擂鼓——这鼓浪声，不仅是音乐之岛的美妙和弦音，更曾是红色之岛的革命战鼓声。
厦门鼓浪屿全景。新华社记者魏培全摄
一袭微波，佯为静水而能流深
路头，是“码头”的古旧说法。这很形象，因为在鼓浪屿这座不到2平方公里的小岛上，走到路的尽头就到了码头。69岁的林聪明这样解释。
岛东的钢琴码头到虎巷8号，在地图上是并不曲折的600余米，走起来却着实费点力气——这座海蚀小岛地势起伏不平，路也忽高忽低，时宽时窄。连生长在岛上的诗人舒婷都“经常在家门口迷路”，说那些“幽巷、苔迹的石壁和风格各异的小楼都是同谋”。
不过，林聪明对每一条巷陌都很熟悉。他头发花白，身材微胖，但目光炯炯，步伐矫健。脚力好，这是鼓浪屿居民的共同特征：因为岛上罕见代步工具，爬上爬下全靠步行。
从钢琴码头向西，沿中心商业街龙头路、市场路走着，一路可见闽南传统的红砖厝、中西合璧的小洋楼，旁边生长着苍翠的榕树，开着似火的凤凰花。
“不愧是‘海上花园’‘万国建筑博览’！”外地游客会这样惊叹。文史专家则不禁感慨：“鼓浪屿的历史密度太大了，每座建筑背后都有故事。”
走到与纵向的中华路交界处，若不仔细看，很容易忽略前方还有一个狭窄的小口可以继续走向前，这就是虎巷。1916年，一只华南虎从岛南对岸的漳州南太武山脚泅海上岛被枪*于此，巷子由此得名。
不同于威风凛凛的巷名，虎巷在纵横阡陌中极不显眼，最窄处还不到3米宽。正因如此，1930年8月，中共福建省委机关转移至此。当年早些时候，设在厦门岛内的机关附近出现了可疑人员。出于安全考虑，时任省委*罗明决定转移到鼓浪屿，寻找一个新的住所。
位于虎巷8号的福建省委机关旧址，现为鼓浪屿红色教育主题馆。受访者供图
虎巷8号是个不错的选择。站在巷子里，只能看见楼的侧立面，建筑布局、屋内活动都不得而知。走进大门，才看得出这是一幢二层砖木小楼，通往二层的楼梯另设在院门口右侧的一小房内，相对独立。
如今，这座南洋华侨私宅经修葺后，成为岛上的红色教育主题馆。不过林聪明还记得2014年，这里仍是民居。当时，退休一年的他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到鼓浪屿的文史研究中，租住于此的友人邀他前来小坐。基于自己对鼓浪屿建筑的调查，林聪明觉得这座老宅在全岛1000多幢老建筑中“很一般”，但却感到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感。“我们花时间精力去保护公共租界时期留下来的历史风貌建筑，更要关注早期共产党人留下来的红色印迹。”
研究鼓浪屿的红色印迹，首先都会想问：为什么省委机关要设在这里？为什么是在鼓浪屿？
历史上，曾叫做“圆沙洲”的鼓浪屿风高浪急，人迹罕至，一直处于中原主流文化视野之外。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根据中英《南京条约》，厦门于1843年11月成为通商口岸，与本岛一水之隔的鼓浪屿也随之开启了近代屈辱史。1902年1月10日，清政府被迫与10个国家签订《厦门鼓浪屿公共地界章程》，鼓浪屿遂沦为近代中国两个公共租界之一。到省委机关迁至此的1930年，岛上已有十余个外国领事馆了，洋行、教堂、公馆等更是不计其数。
租界虽是外国列强殖民统治的区域，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白色恐怖氛围下，这里却有利于摆脱国民党反动派的势力。此外，“鼓浪屿当时已是中华传统文化、闽南民间文化、西方文化等高度融合的国际社区，复杂的多元文化环境也适合地下党生存，相对比较安全。”文史专家龚洁介绍。
省委机关搬到虎巷8号后，十几位工作人员对外宣称是来厦经商的一家人。罗明及夫人谢小梅是大哥和大嫂。扮演佣人的郭香玉，其15岁的儿子黄若章任省委交通员，每天会到厦门市区一个秘密联络站，沟通文件消息。
不久后，省委军委*蔡协民及妻子曾志搬进岛东北福州路127号二楼，这里也就成了省委军委机关所在地。这座五层小楼依岩壁而建，从面海的客厅可以远眺进岛船只，屋后有多个边门通道方便撤退，从楼背后高差近20米的鼓新路来看又仿佛是一层平房，少有人知可从此处直达海边。
位于福州路127号的民居，曾经是福建省委军委机关所在地。受访者供图
正是在楼下不远处的黄家渡一带海边，蔡协民和罗明每周定时约见，像两个朋友散步交谈一般，完成军委对省委的汇报和请示。
不到一年的时间，从这两处隐蔽之所，一个个指挥全省革命的命令发出，一次次引领武装斗争的号角吹响。
那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的厦门是产业工人相对集中的区域。自十九世纪中叶厦门被迫开埠通商以来，海轮运输、电话、邮电、罐头等诸多企业在此迅速兴起。
1926年春开始，福建各地陆续建立起地方党组织。但第二年即发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革命形势严峻。当年12月1日，党中央致信闽北闽南两特委，指示要成立省一级党组织，指出：“福建的产业工人成分固属极少，但厦门福州的海员市政码头船厂等工人运动党亦始终未尝予以注意……福建临委必须建立于厦门工商业发达及交通便利区域”。在革命低潮期，这为福建地方党组织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几天后，福建临时省委成立，机关随后迁驻厦门。
“当时的厦门与中央红色交通线密切相关。”文化学者吴永奇介绍，从上海乘国际邮轮，沿海岸线到汕头和香港，辗转可到达赣南闽西，这条交通线曾在敌人的严密封锁下沟通了党中央和中央苏区；作为沿途一站，厦门港对保障整条线路畅通有着积极意义，这也是省委机关设于此的原因之一。
此后，在鼓浪屿上先后秘密召开了中共福建省第一、二次代表大会。1930年2月，在内厝澳路449号曾家园里召开的福建省第二次党代会上，通过10个决议案，对指导全省革命斗争起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作出“福建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快要到来”的前途判断，提出实行“全省总暴动”的任务。这是受到当时党内滋生的“左”倾思想的影响，过分估量了福建的革命形势。随后发动的一些公开集会暴露了部分同志的身份，也间接导致当年8月省委机关转移到更为隐蔽的鼓浪屿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