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礼当晚，我无意中听到王雅对闺蜜的话，声音细如蚊蚋：＂我不爱他，只想要个安稳日子。＂那一刻，我的心像是被人用钝刀子生生剜去一块。
我叫李建国，1985年刚从部队转业回到县城。那时候的我，腰杆笔直，走路带风，两袖清风却不缺志气，人们都说我前程似锦。
转业那会儿，县里正搞＂拥军优属＂，领导亲自把我分配到县农机站，每月四十二块八，还有食堂补贴，在那个票证尚未完全取消的年月，已是令人羡慕的铁饭碗。
单位分了一间十五平米的平房，土坯墙，水泥地面，一张铁架单人床，一个旧衣柜，一张方桌，一把椅子，就是我的全部家当。床头钉了个木板搁东西，上面摆着我那台用津贴买的＂红灯＂收音机，每天早上五点半准时播放《东方红》。
王雅是县一中的语文老师，比我小五岁，瓜子脸，大眼睛，说话时总是微微歪着头，像个小鸟儿似的。
我是在一次民兵训练中认识她的。那天她穿着一身蓝色的确良衬衫，站在操场上发高烧药片，阳光落在她身上，晃得我睁不开眼。
＂同志，你也发烧了？脸这么红。＂她问我，眼睛里有星星。
＂没，没有。＂我结结巴巴地回答，接过那片药，揣在兜里，一直没舍得吃。
后来才知道，她是镇上老中医王德寿的女儿，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上师范，毕业分配回县里教书。她结过一次婚，丈夫是县水泥厂的会计，在一次下乡途中出了车祸，留下她和一个三岁的儿子。
我们的婚事来得快，三个月后就领了证。婚礼很简单，在我那间平房里，一张八仙桌，几盘花生瓜子，一坛老白干，几十个熟人挤在一起，吃了顿饺子就算完事。
按当地习俗，新娘子要由姐妹陪着回闺房拿些东西。我在院子里抽烟，天已经黑了，初秋的风带着一丝凉意。从她闺房的窗户缝里，飘出两个女人的对话。
＂你真的想好了？他条件是不错，可你真的对他没感觉？＂
＂嗯，但我爹临终前托付的，他救过我爹的命。再说有个人照顾，小明也有个依靠。现在这年头，日子总得过，找个老实人，安稳。＂
我手中的＂大前门＂掉在地上，烫了一下手指，却感觉不到疼。原来我只是一个＂托付＂，一个＂依靠＂，一个＂安稳＂的代名词。
没跟王雅提这事，日子还得过。我的日子就是每天早起，听完《早请示》，就起床烧火做饭。煤球炉子生起来要一会儿，足够我擀好面，切好葱花。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是我给她的晨曦礼物。
她的儿子小明，当时才上小学三年级，瘦瘦小小的，像根豆芽菜。不爱说话，眼神里总带着戒备，像只被雨淋湿的小狗。
每次我想摸摸他的头，他总是躲开，躲到他妈妈身后。王雅也不说什么，径直坐下吃饭，然后带着小明上学去了。
我们的小院子紧挨着一条小河，夏天的时候，邻居们常常搬着小板凳坐在河边纳凉，拿着蒲扇，说着家长里短。
＂哎，建国媳妇那个闺女不简单啊，人家可是有文化的，教书先生啊！＂
＂可不是嘛，听说建国当兵那会儿救过人家爹，那老头子临死前把闺女托付给他的。＂
＂啧啧，这媳妇比建国小好几岁呢，又带个娃，建国可真有福气。＂
这些话传到我耳朵里，如同一把钝刀，一刀一刀剜着我的心。但我总是笑笑，说：＂是啊，我是托了老首长的福。＂
转眼到了1987年，国家刚刚开始鼓励承包责任制，大家都在下海经商，寻找新出路。县城里以前的地下工厂都纷纷公开，办起了＂乡镇企业＂。
我心动了，辞了农机站的工作，用两年积蓄和借来的钱办了个小五金厂。那段日子，不知道熬过多少个不眠之夜，眼睛里全是血丝。
有时候回家已经是凌晨，王雅早就睡了，我轻手轻脚地爬上床，不敢惊动她。我们之间隔着一道看不见的墙，各自安睡，却从不相拥。
办厂后的第三个月，我进了一批原料，花光了流动资金。没想到物价上涨，产品卖不出去，资金链断裂，工厂开张不到半年就*了，欠下一屁股债。
那天回家，王雅一句话没说，只是静静看着我。我陪着笑脸：＂没事，东山再起嘛，咱们不还有房子有工作嘛。＂她转身进了屋，留下一句：＂你真没用。＂
那声音不大，却沉甸甸地压在我心头，久久不能散去。
那一年，全国大环境不好，物价飞涨，人心浮动。我的那点工资根本不够养家，何况还有外债。厂子散了，我闲在家里，茶不思饭不想。
一天，眼看着煤球要烧完了，米缸也见底了，我拿出压箱底的军功章，去县城的收购站换了二十块钱。回家路上，听见邻居李大婶和王婶子在议论：
＂你说这个李建国，好好的铁饭碗不要，去下什么海，害得人家王老师守着个不务正业的男人，还带着个娃，多不容易啊。＂
＂就是，听说他欠了好几千块钱呢，这辈子怕是还不清喽，王老师可真是倒了八辈子霉。＂
我低着头快步走开，心里一阵阵刺痛。回到家，我把钱放在桌子上，拿出那本发霉的高中物理课本，翻到我用铅笔画满公式的那一页。
第二天，我戴上那顶军帽，去了县汽车站。站长是我老乡，看我这么落魄，叹了口气，同意我在站边开个修车铺，从补胎、换机油做起。
手上的茧子一层层地长，晚上回家衣服上总带着机油味。王雅嫌我脏，每天回家要我先在院子里把衣服脱了才能进屋。冬天的北风刮在身上，冷得像刀子。
李大婶从窗户里看见了，第二天扯着嗓子对我说：＂建国啊，天这么冷，咋在外头脱衣服呢？感冒了可不得了。＂
我只是笑笑：＂没事儿，当兵那会儿练就了好身体。＂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王雅的工资基本都用在小明身上，给他买新书包、学习材料，还要攒钱给他补课。我的钱补贴家用，还要还债。每个月能剩下的不过几块钱，我都记在一个小本子上，压在枕头底下。
我和王雅像两条平行线，同处一个屋檐下，却很少有交集。有时晚上我回来，她已经睡了；有时她晚自习回来，我已经睡了。唯一能让我感觉到家的温暖，是每天早上为她做的那碗面。看着她低头吃面的样子，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满足。
修车铺的生意渐渐好起来，我攒下的钱也越来越多。我开始琢磨着给家里添点东西。
1989年春节前，我买回一台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当时花了三百多块钱，几乎是我半年的存款。那晚上，全院子的人都挤到我家来看春节联欢晚会，小明第一次在我面前笑了，露出两颗小虎牙。
那一刻，我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了。
1991年冬天，一场大雪封了山。王雅突然发烧到四十度，药箱里的药都不管用。我二话没说，骑上自行车去县城医院。雪大得看不清路，车轮陷在雪里推不动，我就扛着车走。半路上摔了一跤，手掌擦破了皮，但我顾不上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