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的北方和西北地区，也出土了大量公元前300 ～前220 年战国晚期的羱羊纹艺术品。
如内蒙古凉城蛮汗山出土的羱羊纹铜牌饰[22]（图四，1）；宁夏固原彭阳草庙乡出土的9 件羱羊纹铜牌饰（原名“羚羊扣饰”）[23]（图四，2）。甘肃张家川马家塬战国晚期墓M3、M5、M7、M16、M21 中出土羱羊纹金属车饰（原名“大角羊饰”）[24] 的M3 还出土4 件羱羊纹银箔饰（图四，3）；2011 年新疆哈巴河东塔勒德战国晚期墓M5 出土3 件羱羊纹金箔饰[25]（图四，4）。
在我国的汉文化区，同样出土了大量公元前200～25年（西汉～新莽时期）的羱羊纹艺术品。如山东宁阳城西黄茂村出土的西汉错金银车饰上有羱羊纹[26]（图五，1），江苏扬州邗江姚庄西汉晚期墓M101漆奁上有羱羊纹[27]，山西朔州开发北路西汉墓出土一件羱羊纹带钩[28]（图五，3），江苏淮安盱眙东阳新莽时期墓M30出土漆奁上贴有羱羊纹金箔[29]（图五，2）。
纵观上述文物艺术品，自西向东呈现从早到晚的规律，初步勾勒出了羱羊及其艺术东向流传的轨迹：自西亚的伊朗埃兰地区，向东途径中亚的哈撒克斯坦，再经新疆、甘肃一线，或经蒙古、内蒙古、宁夏、甘肃一线，最后进入陕西西安。并且，这些艺术品大多以“独角”的形式呈现，且风格较为一致。无疑，羱羊纹是古代西方艺术向东传播的诸多证据之一。
（二）文献记载
关于羱羊的记载，最早见于成书年代较早的《尔雅》当中，撰者将其归入《释兽篇》，与《释畜篇》中各种家畜的羊截然分开，仅载曰：“羱，如羊。”[30] 显然，时人已意识到它像羊，但又未被驯化。直到西汉，才有了较为清晰的概念。
西汉史游撰《急就篇》载曰：“又西方有野羊，大角。牡者曰羱，牝者曰羠。并以时堕（椭）角，其羱角尤大，今人以为鞍桥；羠角差小，可以为刀子把。”[31]
东晋郭璞注《尔雅·释兽》曰：“羱羊，似吴羊而大角，角椭，方西下角。”[32]《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记载，“又禽兽异于中国者，野马、原（羱）羊、角端牛。”[33] 裴松之注《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的“鲜卑”，引西晋王沉《魏书》的记载，“其兽异于中国者，野马、羱羊、
端牛。”[34] 李贤注曰“原（羱）羊，似吴羊而大角，出西方。”[35]《尔雅疏》所记相类：“羱羊，似吴羊而大角，交椭，出西方。椭谓狭而长也。”[36]另外，顾野王的《玉篇·羊部》载曰：“羱羊，大角，西方野羊也。”[37]《本草纲目˙ 兽之二》载曰：“山羊﹝释名﹞ ：野羊，羱羊。时珍曰：‘羊之在原野者，故名。’”[38] 这些记载均说明，羱羊应为野羊之一。“牡者曰羱”表明，它是雄性的。并且有狭长的椭圆形大角，状如鞍桥（弯刀形）。
究竟羱羊来自何处？从“禽兽异于中国者”可以看出，时人已意识到羱羊并非中国原有。文献所记的“西方有”“方西下角”，并非指中国的西部，而是指中国以西的地方，中亚甚至更遥远的西亚一带。这与古代文物艺术品所反映的情形相吻合。
当然，长安城内带翼的羱羊纹也不例外。其构思明显受到了西亚早期艺术中带翼羱羊纹（Winged ibex）的影响。比如，法国巴黎卢浮宫收藏有一件伊朗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的带翼羱羊纹银把手[39]，年代为公元前500 ～前400 年（图六）。只是，前者的羽翼特征略显本土化，与西汉中期汉武帝崇尚升仙思想密切相关。
以上稽古钩沉的结果表明，羱羊及其艺术来自西亚、中亚一带。无论有翼还是无翼，马珂上的羱羊纹都是汉代西方文化影响东方文化的重要见证。
四、器物流通
这里所说的流通，仅涉及长安城以外的金属类羱羊纹马珂。因为长安武库遗址出土的那件圆形玉珂是宫内物。李贺的《马诗》提到，汉武帝钟爱的“汗血马”身上装饰有“玉珂”，诗曰“汉血到王家，随鸾撼玉珂。”而金属类羱羊纹马珂的制作工艺（模压）源自西亚、中亚一带，与中国古代的范铸工艺明显不同。它们应该是由驻留长安城内的西方工匠制作，或者是由掌握了西方模压工艺的工官制作。
它们出现在诸侯国、郡国或者藩国的高等级墓葬当中，均为赏赐的外来物。制作与使用年代、制作地与出土地、制作者与使用者等，都没有显而易见的外在联系。
本文以流通年代问题作为主要考察路径，并辅以路线和背景进行梳理。
（一）俄罗斯查拉姆匈奴墓
该墓为匈奴高等级墓葬，形制为汉地“甲”字形大墓，而且还随葬大量汉式器物，包括漆奁、四乳四虺镜等。尤其，随葬马车为典型的汉朝官方安车形制，可能为汉王朝的赏赐物，墓中羱羊纹马珂作为安车的装饰，也概不例外。
据《汉书˙ 匈奴传》记载，西汉朝廷曾多次将精美的马珂随安车一起，赏赐给匈奴单于。最早的一次是发生在西汉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汉宣帝对呼韩邪单于“赐以冠带衣裳，……安车一乘，鞍勒一具。”[40] 之后，还有多次类似的赏赐，最晚一次为汉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前1 年）赐乌珠留单于，每次赏赐都同样有“安车一乘、鞍勒一具”。
俄罗斯查拉姆墓地M7 出土的那件羱羊纹马珂就在“鞍勒一具”当中。其流通年代大致在公元前51 年～前1 年，即西汉晚期至新莽时期。
（二）江西南昌海昏侯墓
墓主刘贺为汉武帝刘彻之孙，昌邑哀王刘髆的之子。元平元年（公元前74 年）六月，他被立为皇帝；27 天后，被废黜，后回到昌邑国；元康三年（公元前63 年），被封为“海昏侯”；神爵三年（公元前59 年），薨逝。刘贺继承了父王刘髆的部分遗物，《汉书˙ 武五子传》载曰“故王家财物皆与贺”[41]。
刘贺多地生活的轨迹使得墓中羱羊纹银马珂的流通方式和路线大体有三种可能：一是继承父王刘髆生前受赐的遗物（公元前74 年以前）；二是亲自从长安带回（公元前74 年）；三是受赐于汉宣帝（公元前63 年）。其中，前两种情形均通过昌邑国辗转而来，而最后一种则直接来自都城长安。不过，这三种情形的年代有早晚差异，因而可根据其他材料来作进一步的确认。
在配套器物当中，有一件鎏金朱雀纹铜马珂比较特殊[42]（图七，1）。现有考古材料与其纹饰和造型均如出一辙者还有4件，分别为：1956年云南晋宁石寨山西汉晚期滇王及其家族墓M7出土[43]，鎏金（图七，2）；1999年河南永城黄土山西汉中期梁王夫人墓M2出土2件[44]，鎏金，已残（图七，3）；2006年安徽六安双墩西汉中晚期六安王墓M1出土[45]，未鎏金（图七，4）。这些王侯及其家族墓出土的朱雀纹铜马珂都是来自长安的赏赐物。六安双墩M1的墓主身份比较明确，为第一代六安王刘庆。《史记·五宗世家》记载，“六安王庆，以元狩二年用胶东康王子为六安王。”[46]《汉书·景十三王传》记载，“六安共王庆立三十八年薨。”[47]推算可知，刘庆薨于公元前83年。这些朱雀纹铜马珂的流通年代应在此以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