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此，我们可推理马珂可能为继承父王刘髆生前受赐的遗物。《汉书·武五子传》记载：“昌邑哀王髆天汉四年（立，十一年薨。”[48]推算可知，墓中羱羊纹银马珂的第一次流通（长安城至昌邑国）年代可具体锁定在公元前97年～公元前88年间，即汉武帝中后期。至于，第二次流通（昌邑国至海昏国）的年代则比较明确，应为被封“海昏侯”的当年，即汉宣帝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
（三）广西西林普驮汉墓
该墓等级较高，随葬4件铜鼓。该墓为二次葬，随葬品含有两种文化因素：本地文化和中原文化。这些都给墓中羱羊纹鎏金铜马珂的产地和年代判断，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就产地而言，学界有本地说[49]、云南说[50]和中原说[51]等不同看法。就年代而言，学界有西汉早期说[52]、西汉早中期[53]和西汉晚期说[54]等。实际上，这两个问题是一体的两面。只有找了准它的来源，才能正确判断其产地和年代。
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出土羱羊纹银马珂，为其他地方同类器物来源和年代判定建立了标尺。广西西林普驮汉墓也可依之为参照。
广西西林普驮汉墓位于牂牁郡句町县范围内，墓主身份为句町族统治阶层，且很可能是其首领（句町王）[55]。《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句町县，故句町王国名也。其置自濮王，姓毋，汉时受封迄今。”[56]又《汉书·昭帝纪》记载，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昭曰：钩（句）町侯毋波，率其君长人民击反者，斩首捕虏有功。其立毋波为钩（句）町王。”[57]《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也有相同的记载[58]。可以说，羱羊纹鎏金铜马珂属于毋波受封时赏赐车马器上的装饰物。其流通年代略晚于海昏侯墓出土羱羊纹银马珂第一次流通的年代，大致在西汉中晚期。
总体来看，羱羊纹马珂在汉文化区域流通的时间略早于匈奴文化区。而在汉文化区内，诸侯国流通的时间略早于边远郡国。
五、余论
尽管纹饰来源和器物流通的路径各不相同，但是它们都通过长安连接在了一起。宏观而言，这类马珂最先出现在长安的时代背景较为复杂，大体有以下几个重要因素。一是汉武帝时期长安开始盛行马鞍装饰。晋代葛洪的《西京杂记》记载，“武帝时，……长安始盛饰鞍马，竞加雕镂。
”[59] 二是汉武帝派张骞出使安息（今伊朗），安息使者随之来朝。《史记˙ 大宛列传》记载，“初，汉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迎于东界。……汉使还，而后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天子大说。”[60] 对此，《汉书˙ 西域传》也有相似的记载[61]。三是汉武帝时期开始盛行祥瑞和升仙思想。此事影响广大和深远。中唐诗人李贺的另一首《马诗》还提到，“武帝爱神仙，烧金得紫烟。”综合起来看，上述多种因素共同推动了羱羊纹马珂首先在宫内出现。然后，再作为赏赐物出现在南方汉文化区和北方匈奴文化区。很明显，在政治的参与下，这种具有域外风格的艺术影响范围更广、跨度更大。
在此个案考察过程中，有两个重要的研究方法不容忽视。一是文物与文献需要谨慎、合理的对应。类似的情形，学界已有许多讨论。在这里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虚实之间暗含真伪问题。此特殊现象的考察方法唯由实入虚，方能去伪存真，从而避免重蹈谓羱为“麟”的覆辙。
二是赏赐作为一种自上而下、从中心到边缘的过程特殊流通方式，与重大历史事件攸关。各地赏赐的同一主题纹饰器物，既可能如出一辙，也可能因人而异。前者如朱雀纹铜马珂，易于观察；而后者如羱羊纹马珂，略微隐秘。无论如何，它们都是透物见人、以物论史的极佳切入点之一。
总的来说，只有找到了羱羊纹马珂的内在逻辑，我们才能够正确揭示其文化交流现象，及背后所隐藏的动力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