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张家慧行贿的37人中，有18名律师。图片/新京报动新闻
新京报记者检索发现，上述18名律师中多人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为张家慧的校友。比如涂显亚为该校1985届毕业生；海南衍信律师事务所律师王琳，为该校2002届毕业生；海南经和委律师事务所律师丁馨，为该校1983届毕业生。
据一名与丁馨同级的西南政法大学校友回忆，大学时期，丁馨是个“非常淳朴的小女孩”，到海南当律师后“据说很发达”。另一名以企业主身份行贿的律师邱代伦也是西南政法大学毕业生，据上述西政校友回忆，邱代伦不时会被母校请回演讲，给人留下的形象“也是刚直不阿，从来不拉关系”。
或许因为校友的关系，张家慧与一些律师的关系较为亲近。
判决书显示，2013年至2019年，涂显亚连续七年春节到张家慧家拜年，张家慧从海口佳宝花园搬到水云天小区，涂显亚也跟着过去。每次拜年，涂显亚都会送上20万元，累计140万元。但2016年之前，涂显亚并未向张家慧请托案件。
2017年下半年，西南政法大学毕业的律师丁馨也曾请张家慧关照其代理的案件，后裁判结果部分支持了丁馨当事人的诉求。据判决书中的丁馨证言，2018年下半年，张家慧约丁馨喝茶时抱怨法官难当、收入低，丁馨立即明白，张是不满其没有表示感谢。几天后，丁馨给张家慧送去了一个塑料袋，里面装了10万元。
除了这些本就与张家慧相识之人，其他律师想要搭上张家慧这条线并不容易。
比如海南瑞来律师事务所律师童天行，认识张家慧前，他与刘磊就是朋友。据判决书中刘磊的证言，早在2013年，童天行就曾通过刘磊送钱，请张家慧关照其代理的案件，但裁判结果并不如愿。这件事后童天行并未要求刘磊退钱，为后续请托留下了余地。
2017年，童天行再次通过刘磊请托张家慧，并送去5万元好处费。这一次，他终于在刘磊的介绍下结识了张家慧，此后经常与张家慧一起打麻将。
一段网传视频中，张家慧在打麻将。图片/新京报我们视频
海南律师廖哲韬是通过海口中院民二庭副庭长李燕结识张家慧的。李燕是廖的湖北老乡；2014年，张家慧曾向李燕打招呼，要其关照一个案件。
据判决书中的李燕证言，2019年3月，李燕安排了一场晚宴，以介绍廖哲韬夫妇结识张家慧；李燕还称廖哲韬妻子家有个案件在海南高院，希望张家慧关照。据廖哲韬妻子的证言，2019年4月，她开着一辆红色奔驰车，把两个装满钞票的拉杆箱送到张家慧居住的水云天小区。2019年7月，廖哲韬再次约李燕吃饭，并向李燕支付了此前宴请张家慧的费用1万元。
判决书显示，廖哲韬的行贿金额在律师中排名第二，达到300万元。
张家慧收了律师多少钱？怎么收钱？
判决书显示，张家慧被认定的60多起受贿犯罪事实中，仅2起涉及的请托案件为离婚官司，其他绝大部分为商业案件，标的额从200万元到数亿元不等。在北京律师范辰看来，此类商业案件标的额足够大，涉案人才有行贿的动力。
在30起行贿人为律师的请托案件中，律师代理费从6万元至1200万元不等，且近半数案件的律师为风险代理——案件裁判结果出炉前，律师仅拿很少的代理费；案件裁判结果出炉后，律师再按法院裁判金额、实际执行金额的一定比例抽成。这种代理模式，有时会让律师产生更大的胜诉动力、行贿动力。
比如海南方圆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永涛代理的一起债务纠纷案，委托双方约定按执行到案款的30%支付代理费。判决书显示，李永涛通过刘远生给了张家慧50万元，自己最终拿到1022.7万元风险代理费。
据新京报记者统计，在这些律师请托的案件中，张家慧的受贿金额从5万元到300万元不等，多数情况下在10万元到100万元之间，总计1905万元；加上涂显亚春节时的礼金，共计2045万元。从比例上看，贿金大多只是律师费的小头。海南天皓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杰代理的一起案件是少有的例外，那起案件中，张杰只拿了6万元代理费，却给了张家慧10万元请托费。
就像影视剧中的情节，不少行贿行为发生在相对私密的场所，比如张家慧、刘远生居住的水云天小区会所、水云天咖啡厅等。
公开资料显示，“水云天”是海南唯舍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地产项目，这家公司由刘远生注册成立并实际控制。2005年前后，张家慧刚刚调任海南高院不久，刘远生便携“水云天”项目进军房地产业。
根据2019年11月张家慧案联合调查组发布的通报，刘远生曾将水云天小区一栋滨湖建筑的一层、二层作为公司办公室，并在三层设置会客厅、餐厅等，不对外营业，张家慧、刘远生不时在此宴请客人。判决书也多次提到，张家慧在会所内与人打麻将。
在《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中，这家会所外湖泊环绕，绿树成荫，会所内餐饮、娱乐设施一应俱全，还有一座露天泳池。
多起行贿行为的发生地水云天小区。这里也是刘远生多家公司的注册地。图片/新京报我们视频
除了水云天小区会所、水云天咖啡厅等，张家慧本人偶尔会在酒店停车场、茶艺馆停车场、饭店甚至路边接受贿金。
判决书显示，2013年，张家慧为律师王琳的一起合同纠纷案提供帮助，事成后，王琳约张家慧吃饭，并给了张100万元。张家慧司机的证言称，那天他在饭店停车场内等待张家慧，王琳先在汽车后备厢放了一个纸箱。纸箱里实际就是贿款。
判决书还显示，2017年，律师张阜将一笔20万元的贿款放进黑色纸袋，通过一名法官中间人，以“土特产”的名义送进了张家慧在海南高院的办公室。
不仅张家慧本人，少数请托案件的承办法官也会收到行贿款。比如2018年的一起股权转让纠纷案中，海南高院承办法官徐正伟称刘磊给过自己一个行李箱，里面装了100万元现金，但其他当事人证言中均未谈及此事。2017年的另一起股权转让纠纷案中，海南高院法官吴素琼按照张家慧的嘱咐，支持了涉事公司的查封申请，刘磊送给吴素琼30万元，但事后吴素琼将钱退回。
依据张家慧供述、刘远生证言等材料，有9笔、共计1010万元贿款被放进了张家慧家的保险柜，主要用于“水云天”项目的开发或家庭日常开支。此外，刘远生收到的部分贿款，张家慧让其自己处理；刘磊收到的部分贿款，也按照张家慧的意思自行保管或使用。
张家慧如何影响案件裁判结果？
新京报记者梳理判决书发现，张家慧干预的60多起案件中，承办人员按照其意思办理的案件有28起，其中大部分改变了裁判走向。
比如2013年，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下称“海医附院”）的两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判决书显示，2012年底，张家慧收了100万元，受海医附院代理律师王琳请托干预此案。当时案子正在海南高院二审，张家慧要求承办法官到其办公室听取处理意见，以最大限度减少海医附院的财务负担。
依据案件承办法官、合议庭成员证言，法官们对两起案件形成了两种不同意见，其中多数意见为驳回海医附院上诉。但张家慧并不同意，要求合议庭按照她的意见重新合议，并报其审批。最终，两起案件在张家慧的干预下做出裁判，相较于一审，海医附院少支付工程款及违约金约1320万元。
2015年4月，张家慧做客海南某法治节目。图片/人民法院报
为了帮人办事，一些案件被提上审判委员会讨论时，张家慧也会以审委会成员身份发表有利于请托方当事人的意见。
依据判决书，2013年，张家慧受海口如山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请托，向相关案件二审承办人、海南高院法官贺莺打招呼。据贺莺证言，合议前，张家慧就询问过该案情况，贺莺当时的意见是维持原判；但张家慧不同意，认为应该撤销一审判决，并让贺莺“回去好好考虑”，贺莺最终坚持了自己的意见。后来，如山公司案被提上审委会讨论，张家慧发表了有利于如山公司的意见，修改并签发了支持如山公司诉讼请求的判决书。
据新京报记者统计，类似的、由张家慧在审委会上替请托方“代言”的案件共有8起。
对于另外一些案件，张家慧也曾亲自过问，但因为案件结果本就有利于张家慧的请托方，所以她初次了解情况后便不再干预。记者梳理发现，这类案件约有20多起。
此外，张家慧还试图对一些案件施加影响，但由于案件承办法院领导、承办法官的拒绝，最终没有成功。
比如2017年，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有一起案件在三亚中院二审，张家慧受到金螳螂公司请托后，要求时任三亚中院副院长陈恒、院长李庆关照。陈恒、李庆的证言显示，他们在电话中答应了张家慧的要求，但实际并未向合议庭成员打招呼或过问此案。最终，该案二审驳回了金螳螂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
除了这种表面答允的情况，也有案件承办法官直接拒绝张家慧的“关照”要求。比如海南高院法官祁永杰、海口中院法官郭朝阳、海南高院法官刘彦贵等。
判决书显示，2016年，南通长城建设集团公司海南公司两次托请张家慧关照相关案件，张家慧找到刘彦贵后均遭拒绝。刘彦贵第二次向张家慧表达不同意见时，“感觉张家慧不太高兴，但没明确反对”。
公开信息显示，刘彦贵曾任海南高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副庭长、海南高院执行局处长。在张家慧案涉及的多名法官中，他是最具冲突性的一人。判决书显示，2013年至2017年，张家慧曾5次向刘彦贵打招呼，请其关照受请托案件，刘彦贵的表现不尽相同。
比如2013年的海医附院案件中，作为承办法官的刘彦贵被张家慧叫到办公室，并按照张家慧的要求重新合议了案件。但在2016年与南通长城建设集团公司海南公司相关的案件中，他两次拒绝了张家慧的请托。
2017年，张家慧再次找到刘彦贵，要求其在陕西省建筑路桥工程公司的合同纠纷案二审时关照该公司。这一次刘彦贵没有明确拒绝，将案件发回重审。
到了2018年，刘彦贵开始为张家慧介绍请托对象。那年上半年，他帮一家公司及其代理律师找到刘磊，通过刘磊给张家慧送了50万元，请张关照请托人的案件；下半年，刘彦贵又为律师朋友胡田牵线，通过刘磊送给张家慧3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