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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television—电视”命名史的考据，具有追溯中国电视史原点的重要意义。西方自1920年代以来的电视技术研制活动，引发了中国知识界的关注，并提出多种针对“television”的译名。1934年，带有官方背景的《物理学名词》将“电视”确定为“television”的标准译法，由此赋予该译名以权威性。从“television”到“电视”的翻译逻辑并非以往研究声称的策略性挪用，而是一种继承性创造：物理与电气工程领域的科学共同体，继承了晚清以来形成的“tele—电”的对译传统，以“电报”、“电话”等已有译名为中介词，构造出“电视”一词。同时，科学共同体也通过参与大众媒介传播，积极将这一专业概念推广到更广阔的社会范围内，扩大了“电视”一词的流通范围和影响力。“television—电视”的翻译命名史实质上是一次以翻译为外在表征的自主知识再造活动，体现出近代国人在知识引入中的文化主体性。
作者简介
薛毅帆，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曹培鑫，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9年北京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党报理论的学术话语、政治话语、大众话语的互动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9XCA001）和西北大学2022年哲学社会科学高级别孵化项目“20世纪中国社会的电视媒介观研究”（22XNFH032）的资助成果。
关于中国电视的起源，有一个流行甚广的经典说法——“乌龙竞赛”：
台湾有关当局还放出风口，将引进RCA、预定于1958年“双十”节开始电视广播。这番话引起了北京的警觉。于是，在电视领域的奋斗便因其不同寻常的政治意义而具有了特别的紧迫性。虽然实际上台湾直到1962年10月10日才借助日本的力量开办了全岛第一座商业性的电视台——台湾电视公司，但北京电视台却急急忙忙，在各项条件都来不及根本改善的情况下与1958年9月2日宣布正式播出，而上海电视台也于10月1日抢在“双十”节前开始试播。（郭镇之，1991：6）
后续的电视史研究也普遍继承了这一说法，以至于“1958年”成为中国电视史书写几无争议的起点。
然而近年来，部分学者尝试超越“1958年”这一时间点，以求探幽中国电视更早先的“史前史”阶段（谢鼎新，2006；黄志辉，2016；刘晓伟，2017；刘斌，邹欣，景俊美，2018；曹培鑫，薛毅帆，2021）。这些研究凭借扎实的史实考据和颇具新意的理论思考，极大夯实了中国电视“史前史”的研究基础。但遗憾的是，此类研究均忽视了一个关键问题，即“电视”之名的由来：从英美的“television”到中土的“电视”，其间显然存在着一个“为新物赋新名”的社会历史过程。前人学者尽管从史料中钩沉出诸多“television”的曾译名，亦对“电视”之名的概念史意涵有所讨论（邓绍根，2015），但却没有充分考证“电视”一词本身生成和确立的历史过程。应当说，围绕“电视”之名开展“来历”研究，是对前人“意义”研究的延伸性追问和夯基性补充。这对于完善中国电视史研究和推进中国电视“史前史”研究而言，确有重要意义。
基于此，本文将对“电视”一名的生成过程、翻译原理和语用情况进行考据分析，重访国人与电视结缘的历史起点。
一 从多到一：三大辞书对“电视”一名的认定
作为一项新的技术发明，电视在1920年代曾受到《字林西报》《上海泰晤士报》《大陆报》等在华外文报刊的密切关注。但限于发行范围和语言能力，这些新资讯仅能为少数人所知。为了向更多读者介绍这项新兴的技术发明，部分知识界人士尝试编写关于television的科普文章，并发表在《东方杂志》《南洋周刊》等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中文报刊上。借译报编纂的方式向国民介绍西学新知，本是近代新闻史上颇具传统的现象，然而对television新知识的译介却引发了一场混乱的命名之争。
最初，“television”一词的汉译名称是多且繁杂的，如“电晤”“无线电传影”“无线电传影术”“电影活影机”“电影活影术”“射电传影”“无线电传声影机”“无线电影”“无线电电影”“无线电景”“得丽术”“锐电传影”“电传影”“传影术”“声影机”“电话影视”“广播传影”“电线传影”“睹影闻声”等。
总之，一时间译名百出。甚至一位叫做孔祥鹅的专家曾在自己撰写的两篇文章中分别采用了“电传影”（孔祥鹅，1926）和“无线电传声影机”（孔祥鹅，1928a）两种不同叫法。这说明当时人们对television的知识积累活动处于一种自发的和不系统的状态。当然，这种译名不统一的现象并非仅出现于“television”一物，而是当时国人在吸收西方知识时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故，时有科学家感叹道：
科学名词，屡译屡异，不克统一，以非一朝，同一名也，甲译为此，乙译为彼，甲之所译，乙或不解，乙之所译，丙或不识，辗转递变，日益分歧，学者苦之，于是有志科学之士，病其混淆而失真，眩惑而难晓……（胡霨，1929）
在语用层面上而言，对“television”一词的翻译，涉及到两种语言系统间的沟通，只有在中文体系中寻找合适的词汇，才能使起源自西洋的television能够成为中国人经验世界中的现实之物。因此，确定准确而统一的译名，成为国人推进television知识发展的关键任务。
从上面例举的那些译名来看，当时的翻译者在处理television这个具体的技术术语时，较为一致地倾向于采用意译的方案，通过捕捉和凸显television的基本特征来赋其以能够“望文生义”的名称。此即有些专家所主张的“译名用字，总须通释。使未念过西文的人一见了然”之义（曹仲渊，1930）。而且，由于television本身的媒介特性和传播特征较为明显，故译者在进行意译时所需要提炼出的“意”的部分也就相对固定，主要集中于“无线电”“电”“锐电”等所指向的传输技术基础，和“相”“声影”“影”等所指向的表征符号特征两方面。即便是像“得丽术”这样颇有“洋味儿”的奇怪译法，都没有完全放弃意译方案的可能性：译者虽然以“得丽”=“tele-”取其音，但仍以“获得美丽图景”达其意。但是意译难以避免地带有一些来自于跨语言的结构性难题：当西方的表音文字遇到中国的表意文字时，如何在汉字系统中寻找合适的符号来承载外来词汇的意涵？
作为一个专业概念，“television”的汉译过程要求译者在中英两种文字之间寻找或创造出“表示同一概念的等价术语”（冯志伟，2011：9）。这种等价性要求来自于术语的“单义性”特征。所谓“单义性”，就是指一个术语表达与一个概念所指是一一对应的，一个术语只能表达一个概念，同时一个概念也只能用一个术语表达，以此避免发生歧义。为了保证原词与译词的意涵等价，某些翻译者便会将原词字面以外的，但自认为有必要呈现的含义添加进译名之中，最终造就了诸如“无线电传声影机”这样冗长拗口的译法。尽管其出发点是好的，也确实相对完整地呈现出了television的技术基础和主要特征，但这种“用力过猛”的表达方式也导致了其翻译结果的畸长，使得原本应当简明的术语符号变得超负荷，由此也就失去了被广泛纳入日常语用实践的可能性。
这种混乱的局面直到1934年才算有了来自权威方面的拍板定名。当年一月份，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了《物理学名词》一书。这本辞书编纂工作的起因，是当时物理学研究中的实际困难。1932年，中国物理学会成立。在成立大会上，教育部提议学会成立一个专门的名词审查委员会，负责考订学科内的专业词汇，以解决当时译名混乱的棘手问题。次年，国立编译馆又在“天文数学物理讨论会”上委托中国物理学会对名词编译的草案进行复查、审定与整理。于是，一个由杨肇燫、吴有训、周昌寿、何育杰、裘维裕、王守竞、严济慈七人组成的工作小组于当年八月份成立，并专门负责此事。经过了四个多月的编审工作，《物理学名词》终于在1934年1月份问世。
该书共收入3个关于television的名词，即“television，电视”“television color，彩色电视”和“television wire，有线电视”（邓绍根，2015）。这部辞书的颁布意味着“television—电视”这一英汉翻译方式为官方所认可，成为一种得到权威背书的正式译名。不仅如此，以“电视”作为“television”的汉语对译，还在同年（1934年）被另外两部辞书——《新知识辞典》和《新名词辞典》——收录。《新知识词典》系由顾志坚、简明二人编纂，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新名词辞典》则由邢墨卿主编，由新生命书局出版，收录新词1300余条（何多源，1939：95）。二者均系当时的著名辞书。其中《新知识辞典》的“编辑条例”中对该书词条的收录标准有过如此定位：
本词典所采条目标准如下：凡过分专门者不采；凡过分普通而为一般人所熟知者不采；凡辞意模糊尚未成立名辞者不采。简言之，以适合一般读者之日常生活应用为准则（钟少华，2017：117）。
《新名词辞典》的凡例对该辞典做出了这样的定位：
本书所授内容，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哲学、史地、诸科学及国际知识等重要名词和事件择要列入（钟少华，2017：112）。
据此，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两点信息：其一，在1934年辞书编撰时，television这一事物本身已经成为一个不那么“过分专门”的社会存在；其二，在1934年辞书编撰时，以“电视”翻译“television”已经在一定范围内被视为正规译法，即已经摆脱了所谓“辞意模糊尚未成立名辞”的阶段；其三，在1934年辞书编撰时，关于television的知识已经被部分国人视为“重要名词和事件”。反过来说，《物理学名词》等辞书又强化了“电视”这一既有译称在众多译名中的地位。无线电专家吴观周在1930年代间持续致力于无线电术语名称的辨正和统一工作。他于1940年发表《统一标准无线电译名问题讨论会：杂谈无线电学名词译法统一问题》一文，提出的提一条原则就是“应首先以中国物理学会编订、教育部公布的《物理学名词》为标准，认为这部分名词审定最为规范和权威”（吴观周，1940）。
二 “television”一词的汉译选择
受限于史料，我们今天已经难以通过本人记述与回忆材料得知当时这七位编委为何从众多的译名中挑拣出“电视”一词，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词源追踪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还原“电视”一名在物理学界的生成过程。
就历史结果来看，“电视”这一译法在众多译名中既做到了扼要上口的“言简”，又做到了望其文即可概知其义的“意赅”。但如前所说，当时的翻译者们在处理“television”这个词时普遍具有鲜明的意译倾向，而根据意译的标准来看，“电视”一词其实未能准确传达出“television”原词的字面意涵：其中，将“vision”译作“视”无误，但将“tele-”译作“电”，就显得难以解释了，因为词缀“tele-”的原意为“遥远”。故，“television”一词本身的字面直译应作“远视”或“遥视”，并不含有任何涉及“电”（electricity）的含义。关于这一点，晚清传教士罗存德编撰的《英华字典》可为佐证。在介绍电报的相关知识时，如果需要专门突出电报的动力基础——“电”——的话，罗存德就会给“telegraph”加上前缀“electro-”，写作“electro-telegraph”，即“电力信报”（李雪，2019：46）。可见，“tele-”这一前缀本身并不带有指向“电”的内涵。因此，我们就有必要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当时的译者们为什么要将“television”译作“电视”，而不是更加贴合字面的“远视”或“遥视”呢？
必须首先澄清的一点是，并非没有人尝试过“远视”的译法。在《物理学名词》《新知识辞典》《近现代词源》三本权威辞书出版后的第二年，即1935年，有一位名叫张俊德的中国人依然将“Telephotography and Television”翻译为“传真电报与远视”（Hunke，1935）。关于这位张俊德，我们能够在现有的文献中检索到其所撰写、编辑和翻译的多篇文章。可见，张俊德在当时文化界（至少是报界）应当是一位相对活跃的人士。在《传真电报与远视》一文中，张俊德并未说明自己将“television”译作“远视”的考量斟酌。故而，这种译法究竟是他本人在此文中的首创，还是直接取自一种已经业已成型的译法，我们不得而知。在文献缺乏的情况下，本文尝试对此做出一种“曲线”的解释。
通过查阅相关文献我们发现，除了在汉语环境中固有的“有远见”（与“目光短浅”义相对）一义之外，“远视”一词早在1900年代初就已经见诸《东方杂志》《北洋官报》《时报》等大报大刊，作“远视显微镜”一词构成中的定语成分（丛谈，1906）。著名传教士报人林乐知也曾在《万国公报》上撰文讲解远视显微镜的原理（万国公报，1906）。及至1910—1920年代，“远视”一词又作为眼科医学的专业词汇，被《东方杂志》《时报》《申报》《益世报》等媒体引入中国（罗罗，1918；金士柏，1920年1月28日；易上达，1926年7月4日）。虽然目前尚未有其它原始文献能够直接证明在1934年之前已经有人用“远视”来对译“television”，但是我们不妨做这样一个推测：“远视”一词在三大辞书出版之前，就已经广泛出现于中文大众报刊当中了。因此，张俊德在翻译这篇文章时，“远视”一词至少存在着：①“有远见”；②“远视显微镜”；③“远视眼”等三种为人所熟知且可能被普遍使用的所指意涵。作为一个长期活跃于媒体一线的知识分子，张俊德不太可能对“远视”一词的三个已有意涵一无所知。而张俊德在译文中能够不加解释地直接将“television”译作“远视”，就说明在此刻（1935年）的汉语语境中，“远视”一词还应当包含着第四种意涵，即“某种观看远处事物的机器或技术”，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或一定范围内属于常见用法（虽不见得是最流行、最具普遍性的，但至少在直接写出来时不会为人所陌生或困惑）。至于张俊德之所以在三大辞书出版后仍然称之为“远视”而未改口曰“电视”，可能是出于个人的知识习惯，抑或是由于文章写作与刊发之间的时间差等。
如果张俊德著文之例还难具有说服力的话，那么接下来的两个例子——赵真觉的系列文章和中华书局的出版物——则可以清楚地证明以“远视”翻译“television”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1932年，电讯专家赵真觉在《无线电问答汇刊》上连载名为《电视学》的系列文章。文中对“电视”的定义即是“电视者，乃一种技术，籍电气之传道，是远处活动，或固定之事物，表现于目前也。犹吾国俗语之‘千里眼’。”（赵真觉，1932）1933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一本名为《电视浅说》的小册子，其中绪言部分写道：“‘电视’的英文名称叫做‘Television’，有“远视”之意”，并且也用“天眼通”和“千里眼”比喻电视（张佐企，1933：2）。此外，另有人直接比附说：“……一切活动的景像也可以摄取而送到远地了。这就叫做电视，英文是（Television），意思就是‘千里眼’。”（翟锦文，1934）可见，在1934年之前，中国人正是以“千里眼”这样的远视效果来认知电视的，并且也已经知晓“television”一词的字面意思是“远视”而非“电视”，甚至“远视”在一定范围内还是“television”一词的常见译法，为一部分人（如张俊德）所惯用。
而且还需提醒的是，在今人看来，“远视”一词似乎与television的基本功能并不相符，因为对于当代人而言，television是收看电视节目的终端设备，而非用来观看远处事物的工具。但实际上，后一种使用目的却符合1920年代中期至1930年代初期人们对television的基本设想和认知。1927年，一份名为《英文杂志》的刊物在其“时事消息”版块中登载了一段名为“Television正式面向美国民众推广”的科技消息。消息翻译（笔译）如下：
今日，身处华盛顿的商务部长胡佛先生，与身处纽约的AT&T总裁吉福德先生进行了一次交谈。交谈时，一台位于纽约的机器透过屏幕清晰地呈现出来自华盛顿的胡佛先生的动态图像。
这段英文新闻材料下面附有编者对文中重点词汇添加的注释。注释对消息标题中“Television”的解释是：“读těl-ê-vǐzh’ǔn，传影术（电话中接谈时可彼此见面）。”（徐世光，1927）可见，在徐氏眼中，television所发挥的正是一种远距离影像传输工具的功用。
更早地，《南洋周刊》曾发表《用电传影术》一文，开篇即说道：
电影Cinematograph可使吾等见千里之外之情形，不过映于眼帘者，旧时景致，摄制而成，非可随观者意而变异也。所谓用电传影学则更进之，能使在一定之幔上，见正在发生之事物，时间上无极大差异，远近随意而变，独坐一室，而能见巴黎伦敦市上之拥挤，车马之往来，瑞士之风景，政治会议之会场，不待摄形，不待报纸之宣传，则其奇妙，快乐为何如？（同，1923）
因此说，在1920年代将“television”译作“远视”，不仅拥有相当的“群众基础”，而且更加符合其最原初的应用想象。对“远视”这一称呼存在可能性的的论证，说明了“电视”一名的流行并最终为官方所认可，并非是人们在没有更贴切称呼的情况下退求其次的将就选择，而是在有更合乎字面之义译法的情况下，出于某种考量主动筛择的自觉结果。于是，另一个问题接踵而至：“电视”这一译法是怎样出现？
三 “电视”由何而来？
——与两种现有解释商榷
目前，将“电视”一名的历史由来及其内在语义逻辑作为专题予以深入考辩的研究尚不多见。迄今只有两篇文章论及此题，且给出了两种全然不同的解释。笔者经过认真考证发现，这两种解释观点均不成立，至少存在着关键证据链缺失的问题。因此，本节将与这两种观点进行细致商榷。
有一种观点认为，“电视”一名的首创者是金陵大学的杨简初教授与其学生孙明经。持此观点的学者记述了这样一则故事：
1934年，当研制终于成功，自制的Television能完成摄取、传输、接受、还原图像时，兴奋中孙明经向杨简初先生请教：“我们已经造出中国的Television应当有一个中文名字才好呀，杨先生您说叫什么名字好？”
杨先生想了想回答：“就叫电视吧。孙明经你的毛笔字写得好，用毛笔把电视两个字写得大一些，实验室的门外贴一个，实验室的墙上也贴一个。”从此，Television在中国有了一个汉语名字。（孙建三，2004）
杨简初曾于1932年向蔡元培提议开展television的研究工作，当时他还尚不确定如何正式翻译这种新技术，上面这则故事也并未清晰解释出杨简初把“television”译作“电视”的缘由。更重要的是，这则故事存在着明显的史实错误。有学者已经指出，《科学》杂志在1927年就曾刊登过《电视之进步》一文，所谈之物正是television（谢鼎新，2005）。且笔者发现，1934年之前，以“电视”翻译“television”者不仅《电视之进步》一例，略作统计即可发现诸多有名的报刊杂志都曾于1934年之前使用过“电视”一词（见表1）。可见，“杨孙首创说”难以成立。
表1：1934年之前部分使用“电视”称呼的报刊文章信息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电视”一名源自于中国古代既有词汇，以“电视”译“television”，系近代国人一种创造性的旧词新用。持此观点的学者指出，民国时期在对外来词进行意译实践时，会采取两种策略：一是创造新的词汇；二是借用古典词汇形式，为其注入新的含义，使其语义所指在新的语境中得到引申。当时人们在翻译“television”时，所采用的就是后一种策略：即，从汉语古典词汇中搜寻到“电视”一词，如“怒目电视”（即像电一样怒视）等，将其作为一种“格义”工具，在借用外在字面形式的基础上对其意涵进行引申，使之成为一个新术语，承载“television”所包涵的舶来概念（邓绍根，2015）。
诚然，“电视”作为诗文中的一种固定搭配用法，用于表达“像电一样的注视（或目光）”的意思时，在古代文学中虽不常用，但确乎是有案可查的。比如在唐宋传奇中就有杂记，载奇兽无支祈异闻，曰：“如青猿，白首长鬣，雪牙金爪，闯然上岸，高五丈许，蹲踞若猕猴，但两目不能开；兀若昏醉，目鼻水流如泉，涎沫腥秽不可近。久，乃引颈伸头，忽开目，光彩若电视人。”（鲁迅，1997：49）其中，“电视”之义为“目光如电地注视”。再如明初政治家刘基曾在《述志赋》中写到，“开明怒目而电视兮，貔豹吼而山裂”。这里的“电视”亦同上义。
但本文在此并不凭借这几个罕见的（相对于卷帙浩繁的古代文学来说）个别案例，就服膺于“旧词新用说”的解释观点。因为仅就目前的材料看来，很难断定身处1930年前后的人们曾在中国古典作品中主动寻找过一个双音节词汇“电视”，并有意识地将其作为对“television”一词进行格义的符号工具。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近代中国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很有可能已经遗忘了在古代汉语的词汇系统中存在着“电视”这样一个双音节词。通过查阅《骈字类编》，我们可以找到清代文人归纳出的古代诗文中以“电”字为首字的双音节词汇，如下：
电雷、电雹、电霰、电露、电泡、电鞭、电烈、电烻、电炽、电熠、电烛、电尾、电脚、电母、电女、电沬、电目、电眼、电采、电色、电光、电影、电瞛、电翼、电旗、电帜、电霍、电举、电跃、电竦、电釂、电池、电野、电旌、电麾、电断、电闪、电起、电飘、电奋、电熛、电烁、电衣、电曜、电疾、电交、电赫、电鸷、电窗、电腰、电惊、电奔、电骇、电激、电飞、电卷、电息、电逸、电骋、电抹、电怒、电警、电落、电改、电越、电拔、电扫、电掩、电陨、电消、电驱、电征、电战、电击、电掣、电开、电阔、电透、电照、电火、电焰、电斾、电下、电逝、电散、电车、电索、电防、电灭、电淬、电谢、电射、电注、电舒、电白、电隙、电写、电发、电走、电设、电止、电结、电剖、电薄、电过、电赴、电靡、电移、电迈、电至、电寻、电进、电往、电临、电摇、电曳、电动、电绕、电入（张廷玉，1984：410-418）
从其中可见，“电视”并未被《骈字类编》视为一种成型的词汇表述方式予以收录。《骈字类编》一书完成于清康熙年间，由大学士张廷玉等人编修，按照首字归类收录了大量流行于古代诗歌散文中的双音节词语。作为一部辞类工具书，该书内容广博、功能齐备、规格高级、使用方便。对此古人如是评价：“（《骈字类编》）与《佩文韵府》一齐尾字，一齐首字，互为经纬，相辅而行……精密学者据是两编以考索旧文，随举一字，应手可检。较他类书门目纷繁，每考一事往往可彼可此，猝不得其部分者，其披寻之难易，固迥不侔矣”（纪昀，2000：3478）；今人如是评价：该书是“我国最大的一部专收双音词语的工具书”（钱玉林，黄丽丽，2009：401）。而且，同属偏正构词法（副词 动词）的“电奔”（像电一样快速飞奔）、“电扫”（像电划过天空一样横扫）等词出现在《骈字类编》中，也说明了“电视”（“像电一样注视”）一词不是因为词性结构之故而被排除出编者收录之列。
因此，《骈字类编》中没有记录“电视”这一用法的事实，应当可以说明一点：尽管在唐人诗文中曾经出现过状中结构的“电视”一用法，但是这种文辞用法在近代前夜的康熙年间，已经被当时的职业文人所遗忘，至少可以说不再是一种常见表达。故而，“旧词新用说”——当时的译者承袭了古文中的“电视”一词的字面表达，并在其古典含义上注入了新的内涵——的证据链存在缺环，有存疑之处。
四 “tele-电”词缀对译传统下的“电视”命名
证否“杨孙首创说”和“旧词新用说”之后，本文尝试提出“词缀顺延说”以解释“电视”一名的来历，与学界商榷。
1877年，上海轮船招商局接通电话线时，人们选择将其译作“德律风”“独律风”“爹厘风”等名。（史有为，2019：255）而“电话”一词其实是由日本人创造的。同中国一样，近代的日本也曾引入大量外来词汇。在这个过程中，“借形造词”的策略为日语贡献了大量的新名词。所谓“借形造词”，就是说古汉语中本来没有该词汇，日本人借用了已有汉字的字形来翻译外来词。这是日本明治时期官话教材中最为常见的一类新词的造词原理（杨杏红，2014：253）。日语用“電話”二字翻译“telephone”。而“电话”这个日式译法又在后来的中日交流之中，被中国人吸收进自己的语言体系中，并很快代替了此前的“德律风”等词（任学良，1994：76）。与此相似的“电报”亦源自日语借中文字形的仿译，并在19世纪晚期逐渐成为中国对telegram和telegraph的流行称呼（黄河清，2010：159）。可见，在晚清之际，经由日本借形造词这一桥梁，中国人普遍接受了“telegraph—电报”、“telephone—电话”之类的对译方式，也由此形成了以“电”这个汉语词缀对译“tele-”这个英语词缀的翻译传统。翻译史方面的有关研究也印证了这一传统的存在（吴同，2003）。
那么1934年前后的物理学家们在以“电”字——而非“远”——翻译“tele-”这个词缀时，是否受到了晚清以来的“tele-—电”这一词缀对译传统的影响呢？对于这个问题，《申报月刊》曾透露出些许线索。《申报月刊》在1930年代设置过“词源”一栏，专门解释新鲜名词。在1932年第6期中，一位署名敬杲的人如此解释“电视”：
电视（Television）是藉着电波的力量，把远方的景象传达过来，这正同无线电播音，藉电波的力量，听到远方的音响一样。
电视的命名，是和电话对待而言。在创这个名辞的时候，原是豫期着两人互相通话，同时互相晤面的；而在德国又曾拿来称电气望远镜。他突然地发展为无限放送，想象在等那样，也正和电话在进步为无线电话的中途，突然地发展为无限放送，是一样的。（敬杲，1932）
这则短文比较明白地说明了“电视”的命名直接参考了“电话”的命名：因为在最开始的功能预期上，前者就是以后者的“可视版”为出发点而设计的，故保留了“电”字的前缀以示关联，而用“视”替换“话”以示区别。
但仅凭这一则短文还不足以完全说明“电视”一词与“tele-—电”传统之间的关系。对其间构词继承关系问题的考察，还需要回到前文提到的一个人：孔祥鹅。孔祥鹅可以算是为中国引入有关television知识的先驱人物。1927年，正在美国普渡大学学习无线电专业的他，曾就英汉对译中的普遍问题撰写《翻译新名辞的原理》一文。他认为，对学名（既包括术语，也包括人名、地名）的翻译，应当尽可能地做出“中国化”的处理，比如以“锐电”对译“radio”（孔祥鹅，1927a）。同年，孔祥鹅又以中国工程学会会员的身份，就电气科学的专业翻译问题撰写《商榷电机工程译名问题》一文，提出了工程科学术语翻译的七原则。其中被孔氏视为翻译之“第一原则”的，就是“译学名不可只照一个单字译，要顾到他和其他学名的关系，使各个译名，与文字间表示他们的连贯。”（孔祥鹅，1927b）基于“中国化”和“相连贯”这两条准则，孔祥鹅在该文中直接说明了自己翻译television一词的思路：
此外，如英文television，德文telesehen可以译作电传影，或电传活影，或电传动影；简称可以用“电景”二字，所以别于电影一词。电传像，简称可用“电像”二字，正如电传说话，我们叫做“电话”，电传符号，我们叫做“电报”，都是为便利起见的。
这段材料非常清楚地说明了孔祥鹅对“television”的翻译是直接参考了“电话”、“电报”等成熟译名形式，继承了“tele-—电”这一对译传统。此译法之后还被他在其他文章中多次提到（孔祥鹅，1927c）。尽管此时的孔祥鹅还没有确定将“vision”译作“视”，而是用了“景”，但他很快做出了调整。1928年3月17日，孔祥鹅在参观西屋公司研究所之后撰写的见闻记录中明确使用了“电视”一词：
记者（指撰写这篇纪实文章的孔祥鹅自己）研究电视，历三寒暑，惟为赀费所限，不能实地制作，所谓研究者，仍只限于学理方面。此次得目击“电视”之动作，实为记者生平第一快事。（孔祥鹅，1928b）
那么对“电视”这一译名的使用，究竟是仅限于孔氏等一二人的私人写作翻译，还是为一个群体所普遍使用？通过进一步考察发现，1927—1934年间，“电视”已经是一个使用率非常高的词汇。除了表1所列举的几例之外，《东方杂志》《科学》《学生杂志》《申报》《大公报》等著名报刊都刊发了谈论“电视”的文章，其中以《东方杂志》为多。这些文章的撰写者多以笔名署名，但仍能发现王葆和、周惠久等属本名的作者。王葆和系1924年，毕业于私立燕京大学物理学。1930年，赴美国留学，入哈佛大学无线电系。1934年毕业，获博士学位。他曾于1929年在《大公报》上连载《电视及无线电》系列文章（王葆和，1929年2月27日；王葆和，1929年3月6日；王葆和，1929年3月13日；王葆和，1929年3月20日）。工程专业出身周惠久则于《东方杂志》为阵地发表《电视及其新进步》系列文章（周惠久，1930a；周惠久1930b）。可见，当时存在着一个以物理—电气工程为领域的，以专业学会为纽带的科学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中的成员普遍使用“电视”一名来对译“television”，使之成为专业内的常用惯用学名。
前文提到过1933年国立编译馆在“天文数学物理讨论会”上委托中国物理学会编订与审核物理学名词的草稿一事。这个讨论会决议了“规定物理名词案”，也就是翻译标准，其中第一条就是“久已用成习惯者，不另译新名；但与原则太相违背者，得另译新名，而加注旧名于下。”（马祖毅等，2006：143）从《物理学名词》的最终成稿来看，“电视”一词条下并未加注“远视”、“无线电传影”等旧称。据此反推可知：“电视”一名在1930年前后已经成为专业内的一个惯用叫法，而且在编译者杨肇燫等人眼中并不与“television”一词的本义存在抵牾之处。
1935年，一位署名左企（可能与前文张佐企系同一人）的作者在《科学的中国》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电视——无线电传影术》。在文中“电视的意义”一节，左企介绍说：
电视的原名是Television，有“远视”之意；译名颇不一律，除“电视”外，尚有“无线电传影术”，“无线电影”，“无线电景”，“得丽影”等名称。现在“电视”一名已为一般人所採用，因其简洁了当，且与“电报”，“电话”等名词相对。看了这许多名称，电视是什么东西大概也可以约略知道了吧。（左企，1935）
这段史料非常值得重视，因为它对前述许多问题而言都具有重要的佐证价值：首先，经过物理—电气工程界的推广，“电视”一名因其“简洁了当”而已经成为“一般人所採用”的流行称呼；其次，这里所说的“一般人”也明显是指专业内的知识群体，对于普通读者来说，“电视”一词仍需要缀上“无线电传影术”这一冗长但直白的注解才能“约略知道”；最后，“电视”一词的来历显然与“电报”、“电话”有着近缘关系，是基于对二者的参考，“相（互）对（照）”翻译出的名称。
考据至此，我们应当能够得出这样一条结论：“电视”这一译名既不是来自于杨简初孙明经二人的偶发灵感，也不来自于时人对古汉语中现成词汇的挪用，而是1930年前后的物理—电气工程的专家们在继承晚清形成的“tele-—电”翻译传统的基础上，根据“电报”、“电话”等已有成熟译名作为中介词1进行参照而顺推译出的。而且，这一译名在1934年之前，就已经成为科学界中接受程度较高的一种称呼。
五
结语
相较于充满戏剧感的“乌龙竞赛”叙事，本文将中国电视缘起的最初阶段前移至国人对“television”一词的接受、理解和翻译活动。这种指向“风起于青萍之末”的追踪钩沉，也许更加尊重唯物史观所强调的量变积累过程：诚然，传统电视史叙事对大跃进或RCA的重视有其理论合理性，因为中国电视事业的建立确实受到此类外部刺激而呈现出加速的、质变的发展态势。但也应意识到，这种叙事片面地突出了历史中那些“偶然”“突发”和“巧合”的要素。因此，为了平衡与增益传统研究，更早期的原初孕育和漫长积累也应当被纳入到中国电视史的叙事脉络中，由此我们才能对中国电视的发生和发展做出更具历史感与批判性的理解。
我们通过清理“television”和“电视”二词之间纠缠的语义内涵可以发现，国人在推动（或说“应对”）中国古代与西方近代两套知识体系对话的过程中，常常为了寻找一个语义层面通顺，同时在语用层面亦可行的译名，而在繁浩的符号语库中上下求索。这种辗转于两套语言符号体系的语言实验过程，常常在某个看似不甚合理的定点达到语义与语用、旧知与新知之间的平衡。更进一步地说，以翻译为代表的文化沟通本身即是一场充斥着话语权力的知识碰撞。史实显示，早期国人对television的认知活动不是一个完全自西向东单向度的知识流入，其中明显存在着以中国为主体的知识引入面向。这种主体性充分体现在国人对“television”一词的翻译过程中：譬如基于自身关于电影或电话的已有经验，积极构建出诸如“无线电影”或“电话影视”等延伸概念；又如继承与征用成熟的“tele-—电”对译结构用以处理“television”这一新问题，再如以传统神话中的“千里眼”“天眼通”等形象对television进行附会。在这个层面上，我们不妨将“television”一词的翻译史视为一场近代国人以翻译为外在表征的知识再造活动。
这种以内生力量推动的知识活动也为后续大规模的电视知识传入提供了支撑。1934年《物理学名词》对“电视”一名的确认，为后来人们在谈论television时提供了彼此一致的、可沟通的概念工具，堪称电视知识史上的“统一度量衡”。三大辞书出版六年之后，《物理学名词》仍能得到无线电领域学者的高度评价：“在民国二十三年间，国立编译所曾经诸专家的努力而有物理学名词一书的编订，将一般物理学上常用的译名统一了，这对于无线电学术界的贡献，也不能算不大。”（刘同康，1940）事实上，民国时期官方主导的译名统一工作普遍遵循着“专家建议—集体讨论—专家审定—政府审定公布”的步骤（朱志瑜、黄立波，2013：172-175）。以孔祥鹅、杨肇燫等为代表的专家与国立编译馆这样的官方机构之间的合作，构建起了近代中国科学传播的一种独特模式：专家参与官方辞书编撰，实现了专业性与权威性的合一；同时，专家群体在后续写作发表时主动使用官方版本的译名，也让权威译名得以进一步流行扩散。从历史结果看，“电视”一词在1934年后的确被更加广泛地应用于专业研究和大众科普中（曹培鑫，薛毅帆，2021）。换句话说，《物理学名词》中的“电视”一名本是少数专业群体创造出的内行知识，但这些专业群体却通过自身的大众媒介参与实践，积极将这一内行新知识推广到更大范围内，扩大了“电视”的流通范围和影响力。
当然，一个概念名称在辞书上的确定和它在人们手写口说中的流行，其间必定存在某种延迟。具体到“电视”而言，尽管其在1934年就被官方辞书收入，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余的称呼方式便会一夜消失。某些形成于1934年之前的习惯叫法，仍长期存在于部分报章杂志中。比如《西风》杂志在1930年代末仍旧使用“无线电传影”之名来撰写文章（Groom，袁君暨，1937），并将这种技术的接收设备称为“无线电传影机”（佳历，1939），将这种技术的传播方式称为“无线电传影广播”（Chute，夏楚，1939）。甚至到了1948年，主编黄嘉德仍沿用此称谓发表《无线电传影在美国：“西游寄语”之四》一文（黄嘉德，1948）——须知，在此前的一年，国民党政府就已经将筹办电视业确定为政府官方任务。社会语用实践的曲折性和复杂性，由此可见一斑。
总之，一个概念名称的形成、流通和规范化，是一个复杂社会过程，语义之间的对应关系在社会网络中变得曲折和隐秘；但反过来说，已然成型的概念名称又将为知识创造提供有力工具，使人的社会表达得以有所依循。据此，对如今不断涌现的新的媒介工具、媒介现象、媒介问题予以“定名”，无疑是当代新闻传播学研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身处其中的我们能够为世界和后世创造并留下怎样的学术概念，将成为一个值得观察和追踪的问题。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3年第4期。
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期执编/宇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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