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本来就是社会的时间产物，艺术家的营养也直接来自它们的生活现象，艺术的审美也每每被定格在引起欢悦或悲剧性的意境中。放眼苍穹，浩渺的星河犹如转轮般旋行不休。地球作为银河系里的一个粒子，相形之下小若微尘，但对于生活在这颗星球上的居民而言，却是庞大辽阔的，它给人类太多困惑纠结问题的同时，也给人类展现哪么多的美好：奇山、大川、蓝天、白云、彩虹、星辰，还有清风、明月，“耳闻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苏轼《赤壁赋》）。可悲的是人类在努力建设这颗已有45亿年历史的蓝色星球的同时，常常忽视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在不断地破坏它。殊不知，地球实则是一艘大船，无论你在哪里凿窟窿，最终都会产生联动效应，让巨轮倾覆，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生存环境失序的受害者。法国18世纪著名思想家、哲学家卢梭在1755年出版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已然指明人类遭遇的天灾，往往不乏人祸的因素。中国民间也一直流传着这样的警句：“祸福无门，惟人自召。”世界著名的哲学家汤因比也曾发出郑重警告：“今天，对人类的生存构成的威胁起因于我们人类自己，这是可耻的。而且，我们只要在精神上努力克服自我中心主义，明明有能力自救的，可却偏偏不这样做，这就越发可耻。”
中国古代《礼运大同篇》有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也有过类似的描述。说起人之仁者，意味着人格挺立；大仁者得乎天道，身与道俱，无分中外。记得爱因斯坦去世前几天，在罗素倡导的《爱因斯坦罗素宣言》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当时罗素邀集12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要求拥有和正在发展核武的国家，承诺永不对人类使用核武器。这份宣言写道：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感情倾向，但作为人类，我们认为解决争端和矛盾，绝对不能启动核武战争，所有的科学家都认识到核战争完全可能毁灭全人类。宣言最后呼吁：记住你们的人性而放弃吧！
我完全认同，这是人类上世纪最伟大的富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宣言！这也是人类生和死的道白！历史起伏的曲线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启示，人类有一些价值共识甚至超越了国家、民族的边界，要守望相助、同济共舟的。伟大的艺术家和伟大的作品之所以伟大，往往也在于表达了人类共同的语言，这种精神张力是艺术技巧不能替代的。人类不能丢弃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基本的人性伦理，并要警惕科技与经济的迅速发展同时带来的损害人性的不良弊病。
刚踏入2020庚子年，冬寒弥地，骤然出现惊涛骇浪。生物单元的新冠病毒，幽灵般的瘟疫肆虐。最糟糕的噩梦使五洲黯然，死亡如影随形。人世间的呼喊，以及相互隔膜猜忌的戈伐声中，口水乱飞，魔饕却来势汹汹，尸堆横陈，血泪斑斑，为祸之烈，令我惊悚：这不可一世的妖孽何以能来到人间肆虐横行？从某种意义上说，以宇宙观世，以哲学而论，人类其实还在童年时期。人类尚无法在自己的意识中十分完整地区分主观与客观的边界。面对不可预知的、会对人类带来沉重打击甚至毁灭的因果，人类需要常常反思、学习、改错，在一次次挫折中一步步得以成长。在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中，文化现象也会不断地发生变化。然而对人文艺术家来说，逡巡于自己的命途，有一条原则不会改变，那就是，人文艺术家有责任和义务去承担对人类命运进程中的时代思考与批判。一个艺术家如果具有宏观的历史视野与家国观念，在精神、价值观、和历史感诸方面，就会充盈丰富的人文內涵，文理密察，观天地玄黃，日月贞明，并努力变法，障百川而东之，为其艺术的高峰之路铺垫起坚实的基石。
真正的全球性灾难如今居然变得更容易想象，宛若荒谬，却在眼前。一场场举世隔离，一场场生死别离，萧索木然，多少寄望岁月静好的人，连岁月都没有了。生命原来就是那么脆弱的东西，或许在前一刻还亲热的和你在一起，而在下一刻就突然成为永诀，阴阳相隔。但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和窒闷挣扎中的消失不该被悄无声息地忘却。上下观古今，我们似乎正好站在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风口浪尖，以往读过的书，学过的史，看过的名人名言……其重要性，可能都不及我们今天所处的事件。因为我们是至暗时刻的亲身经历者、见证者、受害者。我甚至想到了托比·奥德的著作《悬崖：生存危机与人类的未来》里的一些章节。远古洪荒时代是担忧荒野吞没原始人类，现在是野心勃勃的人类对地球不顾后果的过度开发，形成无穷之“欲”。各国政治领袖虽然多次聚会，意图解决自然生态的恶化，效果却并不显著。
我们虽然可以夸张地钦定那些世俗之事，却无法扭转滚滚行进中的沉重的历史车轮。今日世界的种种危机，实质都是思想的危机。思想某种意义上就是发现、是抗拒，是让多数人不舒服的对人性本质和生活真实的揭露。历史屡屡表明，人类在遭遇巨灾劫难或震撼性大事件时，会产生社会心理的剧烈波动。踉踉跄跄的众生劫里，我们有幸活着，但是在全球的环境危机、能源危机、气候危机、病毒危机、人道危机越来越严重的凸显面前，却很难避免忧虑焦躁，以及无可奈何的惘然。面对恐惧，又当以什么样的人生态度自处？怎样去理解复杂的命题？悠悠苍天，尘埃潇潇，我们何去何从？
尽管文明的进步非凡，有时，在杂芜和遮蔽中辨别微弱的真相与因果是困难的，在树木的成长，大地的低语，山川的哀鸣，海洋的咆哮，空中水气的凝聚中，那古老的恐怖并没有消失。圣人、哲学家、神学家、科学家们的警示一直存在。严峻的现实警告我们，今天的文明仍然带着中世纪病毒的遗存，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我们还有太多的陌生。蒙昧是阻碍科学和民主成为社会现实的重要原因，无知只会酬报无知，愚昧只会滋生愚昧，一个没有思想的灵魂才会选择与之同流合污。我们要提倡真实、诚实的人生哲学与社会哲学。反思、批判、警醒、往往是进步之力，可以祛谬除错，挽救世道的堕落。
人性的复杂，就是社会的复杂，人生的不幸有幸，造化的有情无情，蝴蝶效应，良莠混杂，也促使社会知性裂沟的扩大。理性和逻辑是我们在这个三教九流八仙过海、娱乐至死的世界行走时，最可肩靠的依凭。不能鼓吹人违背最基本的人性，掂量一下，尊重常识是最后的底线思维，相悖常识的人，终将受到惩罚。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人的善恶功过最终是能秤出重量的，无论如何，哪怕是智商短路，实事求是都是理当坚持的品格。许多事情，要把它放到时间的沙漏里多沉淀些日子，才能验证忠奸善恶。中国古代哲人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岁岁悔之，伯玉知非”，我们更需要的是生命的叩问，这样才会让自己看到心中哪一片被黑暗遮盖的轮廓，以文明驱动行为。
世间人恶？世间人善？世界上最难以捉摸的东西，非“人性”莫属。在你相信人性本善的时候，总会有一些出其不意的恶，让你怀疑善良；在你相信人性本恶的时候，又总会有一些突如其来的善，让你重燃希望。当内在的人性比不上外在的产品，当灵魂的高贵比不上财富的华美，当物的价值上升伴随着人的价值贬低，人与物的关系就处于颠倒状态，不知所以然。面对2020人世间的大变局，如果不从哲学和思想逻辑的角度去思考，我们就无法在危难面前认识到事物的本质。并在情感的浪漫和悲情中、在浑浊的大气雾霾里，陷入茫然而不知所措，在困厄时难以以美启真，从而去找到希望的曙光。社会如此，艺术如此，生命也如此。真正一流的艺术家，对哲学都会有深刻的思考。
高尚的文化精神是民族的灵魂，她表述着一个民族与国家存在的精神价值和基本文脉。如果高尚的中华文化精神在人们的心灵间萎顿，将导致心灵性的危机，动摇国人的人格基础。时任杭州国立艺院校长蔡元培借清代词人张惠言《词选序》句提出的“宏约深美”的文化艺术理念，其意涵中就包括了人文主义的重要思想指标和艺术审美观。中国传统绘画，到了清末民初时期，在颓废和迂腐中，充塞着无病*、沉沉暮气、精神贫瘠之作，固有的文化价值和艺术思维日趋僵化，甚至渐渐失去了美学刷新的能力。当时，推动中国传统绘画的现代转型已处在历史的挑战面前，引起了蔡元培先生等有识之士的重视并提出革新向前的见解。可惜因辛亥革命之后，国粹、西化、融合三大文化学派来不及在冲撞博弈中达到合理的学术上的逻辑归化与整理，整个中国社会就步入了很大动荡的鼎革风云，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近三十年来，我多次清楚地表明我不能同意一些中国画家、美术理论家们的观点：“中国画不反映具体的社会內容，不承载具体的社会责任。”我的观点是：杰出不朽的伟大艺术一定承担着沉重的主题，倾注着心灵波涛。当艺术不再成为艺术家寻求社会意义的视觉语言，当作品不再是带着个人血脉的从心里长出的花，其情怀和境界只属于低端层次的生态，他们的手工绘画件只不过是或粗糙或精工的技法表演，无法构成为具有较高社会文化价值的艺术品。
当代，一位真正的大艺术家的人生履迹，必然有一种来自于沉重的生命底色和深刻思想追索的艺术担当。思想追索是一件十分枯燥的事，有时甚至还会在孤独中带来痛苦的抽搐。但对于一位人文艺术家来说，这却却又是必须迈过的门坎。惟此，才能以澹宕骀荡之气疏导文化经脉，照见世界，內观自己。艺术家之所以不同于画工、画家，是因为艺术家都深深地沉溺于绘画艺术的同时，还深深地沉湎于文字。并从文字中感悟到哲学、美学及社会学对艺术的催化，同时又会以悲悯之情关注苦难，关注人和人的命运，甚至会忧思整个人类文明存在的方向问题。为此又常常漫游梦想与现实之中，徘徊感性与理性之间，致力运用自己掌握的绘画手艺将內心的独特感受形象化。再者，我在多年前就说过，17世纪时期的欧洲文艺复兴主要萌生于古典罗马价值观、基督人文主义、科学革命和自由精神的混合拓展，无疑，它使人类历史进入了一个空前的文明高峰。《天演论》译者严复曾言：“变法之难，在去其旧染而存其所善。”今天，中国要对人类文明作出重大贡献，需要正视传统文化如何在理性的状态下进行现代转型；如何汲取世界已有的文化精华和优秀的中华文化相融与向前发展的问题。而不仅仅是物质上的重大变化，重要的是思想、哲学意义上的文明精神的升华。
我们应该懂得，精神阿Q和物欲奴隶都是文化鸦片的变异。摩肩接踵的人啊！不但要拯救肉身，同时，也要拯救蒙尘的灵魂！这场瘟疫在流光溢彩的时代发生绝非偶然，它让我们切切实实看到人生的无常和生命的脆弱。古往今来，在东西方的历史进程与文明展现的过程中，人们已经有过多次的短板与迷失的教训。
我们应该反思，审美的激情可在？理想和信念可在？良知和道德原则可在？生命的神圣感可在？如果没有记忆，多次走入同一条河流，灾难也一定还会再次降临,斫丧社会元气。
我们应该明白，对物欲的放纵，只能显示出精神的猥琐，失却理想的神韵。拥有再多的财富、拥有再大的权力，如果没有敬畏和底线，依然会遭到可怕的咒诅和鞭打。
我们应该卑谦，人类总以为建造了通天塔，就可以为所欲为，叽叽喳喳地推推搡搡，吆三喝四，充斥着浅薄、混乱、肮脏、虚荣、蛮横、腐败，愚蠢地贪婪掠食，充垫奢华盛宴。甚至僭越自然规律，无视天地法则，抛弃道德自律，热闹于让人醉生梦死的纸醉金迷。
人类文化对于瘟疫由来的描述，东西方文化不约而同，都将瘟疫的起因指向了败坏的人心和人性的堕落。在西方，人们直接将瘟疫描绘成是“人背弃神”的结果；在东方，明末医学家吴有性在其《温疫论》中写道：“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这场瘟疫无情地击溃了人类的傲慢，乱哄哄的悲凉里，让许许多多人深感无知、无能和无助，如涸辙之鲋，状态懵逼，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根据宇宙中的熵变原理，熵值如果失去规律突然地高升，则越发不稳定。自以为是、轻视大自然法则的人们在惶然中突然间陷入了大自然变异病毒的凶狠袭击反噬，就连净土南极大陆都已被病毒感染，延至2021也不容乐观，人类与病毒的这场较量，还远远没有结束。然而，在人类世纪大瘟疫的苦难里，在波谲云诡又令人刿目怵心的混沌与痛感中，我们这一代艺术家其实正衍接着历史的波澜壮阔。与伏尔泰、卢梭合称为“法兰西启蒙运动三剑侠”的孟德斯鸠说过一句名言：“人往往在苦难中才更像一个人。”他的一系列论述也触动了我的思考：真正伟大不朽的文化艺术往往不仅是诞生于欢愉的创作冲动，而是诞生于对人和人民的苦难及其灾难深重命运的深刻思考、情绪的惊涛拍岸。尽管个体生命的尺度往往不足丈量历史的变迁，但稍有良知与作为者，也必然会被打上人文的印记。同时，在破执和感念里也对诪张为幻保持着批判的距离，岁月沉浮，波澜不惊，一时的名誉利禄又是那么的可笑。我相信只有思想的自由才可以诞生真正的艺术和哲学。
人的思维能力是基于自体（肉身）的各种体验所限止再产生，但进一步的意识可更具独立性，且往往不会被人体所局限，并有认识自我（即人体和思想）的能力。社会上许多虚无主义和无信仰者，出于对人注定要死去的无奈，认为死亡是对人存在的灭绝，因此堵塞了通往永恒和神圣的出路，不知何谓“魂与灵”，也使得生命显得无根无据。而真正的艺术使者，却却以艺术之叩问，追寻生命的意义与永恒，这才是一切人类艺术的精神源点。其所表达的就如但丁的《神曲》所呈现，经过墮落、沦丧、地狱、净界和天堂，讲的是人类古往今来最伟大的故事，人的精神历程，心灵的净化，道德的尊严和人格在信仰中的升华，哪又何其不是一种元泱之涅。如此，人类最终会和宇宙的平行汇合，重新进入到稳定的状态。
艺术家需要有一个热气腾腾的灵魂，在这个浮泛不安的年代，艺术家要做最好的人。体制内外的艺术家都有自己的命运底色，却都可以调成自己的丰富色彩，好的艺术要去唤醒人性中善良的一面，为更多人燃起信念的火种。在呼吸困难的日子里，我们要继续保持清醒思考的能力，只有思考，才能在困境中抽离悲伤、感知生命的途径，蕴蓄起深沉、博大、旷远哲思的佐证。我知道，人是社会性的，海啸来临时，每一朵浪花都不是无辜的，在任何一个坏的时间点都难以独善其身。我的良心告诉我，太多的悲剧不许我只顾赞美，我看到了恶，也看到了很多的善，我欣喜地看到，在死亡的阴影里，在命运的巨烈沉浮中，唯有人与人之间的爱，才能唱起沧浪之歌响彻大地，穿越江河，让人看到希望，怀抱信心。
我相我心，泊于山河；光风霁月，敞向青天。古人言：“千秋史册，有三不能饶：误国之臣，祸军之将，害民之贼。读圣贤书，有三不能避：为民请命，为国赴难，临危受命。经商创业，有三不能赚：国难之财，天灾之利，贫弱之食。”我深深痛惜生命戛然中断在抗疫沙场的医护工作者，他们真诚、善良、智慧、才华、勇敢、热情、浪漫、悲悯……，在抉择大义面前没有知无不言，没有知难不行。那平凡中彰显的大爱是如此刻骨铭心！茱萸花飞归何处？却看花开年年时。大迹铸定，大地传薪，人走了，姓名在；躯体化了，灵魂在；业去了，志还在。江河镌刻且不负，那湍急的追思已绘雕成大医无疆的气象峰峦！看到社会上许多人拼了命的去挣扎生存，还不忘在泥沼里去寻找一丝光明，心存一份善意，对此，我只有肃然起敬！
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认为，“只有在悲剧中，灵魂才能得以洗礼和升华”。一种沉重的悲壮充塞在我的内心，世情百态的民族沧桑中，一个民族不可丧失了是非，很多事情不应该轻忽地随风而逝。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危机或许也是变革的契机，让一个社会在人类福址和生态稳定上成就过去无法成就的大事。人们无论身在何处，无论信仰如何，当苦难与爱心碰撞，当大医与醒悟结合，泪水才可浇灌出春天的花朵。我相信人类本然具有善——一种圆满的生命智慧要求的体验，也意味着我们喜爱这种圆滿的智慧性体验获取的追寻过程。所以，唯有爱，才能给精神一个支点，给心灵一个家园。唯有爱，才能摧毁一切黑暗，照亮景观，和平的鸽子才会带着橄榄枝回来。唯有爱，才能撕开心灵深处的藩篱，为世人和我们后代的共同未来构建起良好的人文愿景。大家凝聚信仰的力量与坚强的意志，砥足并肩，凭风列阵，合力在磨难中救治这残缺的世界。唯有爱，才是提挈人类通向救赎的唯一路径！反之，人类存在的价值都将黯然失色！
古希腊哲学先驱恩培多克勒这样说：“万物元素因爱而聚合，形成物质生命；万物元素因恨而分离，事物衰败则死亡。”念兹在兹，作为一个艺术家，离不开心灵与社会串珠，杰出的艺术与自然人文、社会动态、时代变革之间始终有着微妙的交融。在人类精神指向的迷茫不知所措的时候，能以艺术负载人类精神自身审视的艺术家，才称得上卓越的艺术家。我常常想，人间之所以值得，是因为我们相信善良，相信美好，相信有一种东西可以跨越生死一直存在，那就是爱——这应是人类终极性存在的形而上的一个认知。当我们学会用慈悲的方式对待所有生命的时候，自身才是一个真正的人。我们的词语中要多些开放、自由、人性、自律、文明、正义、创新、高雅、宽容、友谊、怜悯、道德、信仰等等这样的字眼。我们清楚地看到，中国文化艺术史和世界史上有许多文化艺术大师，都是以大爱的情怀，在精神荒芜的岁月，用生命和灵魂谱写出永恒的艺术之歌。如大文豪托尔斯泰，这位俄罗斯贵族满怀大爱，沟壑纵横的脸上蕴蓄慈祥，心中永远装着受苦受难的人，一生践行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晚年更走出自己的舒适的大庄园，为了寻找良心的安宁作出殉道般的献祭。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绘画其实同理。思想、情感、价值、意欲等交织而成的精神世界是一个艺术家客观存在的最主要部分。时代是我们无法回避的，特别在人们对灾难、公共危机的感受日益明显，焦虑感几乎已经成为21世纪人类命运的逼仄阴影，对人的生存价值与尊严带来损害的跌宕岁月之际。而这，对人文艺术家来说，更难以心安理得地置身事外，因为创造引导社会前进的精神价值是人文艺术家的天职。与他类不同的是，人文艺术在“让思维卓有成效、富有智慧”的艺术认智中，远离庸俗和虚伪，自由的精神在更加宽广高远处遨游，并把艺术家人生及所经历的社会的各种现象，提到人性、人生意义、社会发展、历史演变、人类生存与毁灭的高度来理解体会。我认为，不管以怎样的历史视角，不管身处怎样的社会和文化的制度环境，对当代艺术家来说，这是人类进入到21世纪的超越一切中西技法的艺术源泉和艺术的北斗星标！这是人类命运在颤动的暗光中对所有艺术家们发出的神圣召唤！精神生活丰富的社会，才是一个文明先进的民族。可是任何国家都有文化垃圾，都有对人文文化中的思想性、拯救意识和批判精神的颠覆，在模糊了思想价值的日子里，我期待更多的画家走向具有人文思想的艺术家，而不是退缩为拙劣的画工和手工匠。这也是对在图像时代艺术何为的最好回答！也因此，我对不少人把“匠人精神”这个概念用在艺术创作领域略持一种怀疑的态度，觉得似乎在内涵上有些悖于或模糊了艺术创作中不可轻减的独立思考和自由精神。我担心的是，艺术家的艺术创作如果没有思想内涵，没有精神高度，没人文意境，没有宗教感上的超越性，就只能在低层次的泥潭里打滚，同行们也只会彼此拉低。
眼前的中国画坛是薰莸同器，玉石相混，有精良也有陋劣。画家与画家的高低不同，很重要一点在于心灵体验的深度、心灵感受的丰富性、心灵的表现力和意象再创造力，即以人的灵气浸透自然（此之也谓才气），在于创造性心灵对感悟了的客体所作的独特艺术表达。真正的艺术家是文化和思想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光有刻苦的技法训练造就不出艺术家的气质、素养和人格。卓越的艺术大家多是跌宕坎坷路上的逆行者，无论中国画还是西洋画，无论什么学派、观念、形式及风格，纵观其绘画语言的发展演变，能被艺术史所铭记的，总是能够走出狭义的绘画传统，总是伴随着严峻的时代精神而转化，总是伴随着独立思考和创造精神才有成就的。杰出和经典性的艺术作品，不只是出现在华丽闹猛的展览中，而总是走向社会的沃野，走向生活的江海，并总会以饱蕴的人文内涵，去强烈表现与深刻反映时代的重中之重。所以，一位不同俗流的杰出人文艺术家，同时也要有足够的勇气去承受砭骨的朔风烈来催化自己的感性。面对震惊全人类的灾难，初浅一视，会觉得艺术有时很难与现实的救助画上等号，但是，这不代表人文艺术会在灾难面前捉襟见肘。无论天灾还是人祸，每当雾霾弥漫之时，人文艺术总能在生命的极限追寻意义，释放能量找回希望。这是因为在于人文艺术能拓展人类的精神边界，在我们的身体不能去往广阔世界的时光里，让思想的光芒和精神的灵性去云游远方。
生活在今天这样社会复杂、利益不断地拷问着人性的现实社会里，艺术家也是一个有着复杂动机的社会人，也有七情六欲，也难以无视身外之物不食人间烟火。刘禹锡诗云：“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在无可逃遁于天地之间，在追求灵魂宁静的过程中，有道德激情，有精神追求；难免也会有机会主义，有自恋，有对声名和艺术史地位的内心渴望；当然也还有着对苦难和拯救紧张关系的独特理解……，等等。但是，有一点是决不能阙如的，那就是最基本的艺术良知。特别是那些具有一定名气的艺术家和学者教授们，切不可成为狡狯追逐权利并从社会探囊取物的江洋大盗。有的人之聪明成功，本质却是自私奸诈。我认识一些知识精英、画坛名家及官僚要员，他们虽然在各自领域都是佼佼者，但其知识和才华并不能让他们成为好的人。为什么？这是因为他们失去了良知，失去了独立的人格。而一切伟大艺术都必须融入道德感，融入宗教感，融入神圣性的资源。当崇高的人性以荒诞的状态成长时，人文艺术家更需要借助艺术的美学想象，重建自己内心关于真善美的伦理秩序。
虽然已有过亿人感染的大瘟疫的风险系数大到难以接受，我始终相信人类的内在心灵力量是巨大的，它关乎人的存在感和意义感的问题，更归结到人类本身生存及发展前行的信心与信念。怀疑的时代，更需要信仰。为整个俄罗斯增添了精神厚重的托尔斯泰说得很好：“把死置诸脑后的生活，和时时刻刻都意识到人在一步步走向死亡的生活，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人的生死不可逆，人的寿命，百多年而已，只有感悟生死，才能跨越时间和空间，触及永恒的路。眼前，对于一位中国艺术家来说，赤诚、忧思、悲悯、激情和大爱，包括那份志士风骨，书生本色，君子情怀，圣贤气象，都可以帮助他在艺术上催生创作出史诗性的作品。
兴衰际遇，形格势禁，世纪之殇里的人们总是习惯于把视线集中在对宿命的追问，或者于忐忑之中寻求新的命运生机：2020可以重启吗？2020会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吗？人类历史所累积的经验还无法作出令人信服的答案。对一个人文艺术家来说，不但应该对历史的发展有着比一般艺术家更清醒的认识，而且还应该有着比一般艺术家更高的精神追求。偶然与必然的撞击，精神与本能的决战，流光溢彩，我看到了文明的挣扎，而少见文化的脉动；我祈盼的是“人类诗意地居住在地球上”的人文美学的崛起和人的灵魂于睥睨浊世中的蜕变。我相信经典的哲学往往是共时的，那才是具有启迪意味的。我祈盼文化价值的凯旋。
本来期待这个不分国界、危及全人类的病毒能促使人类意识到自己的脆弱和休戚与共，彼此温暖彼此扶持，促进合作而不是进一步分裂，现在看来这很可能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望。《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曼说：“这将会是两个世界——新冠之前（Before Corona）的世界与新冠之后（After Corona）的世界。”严峻的防疫形势将随同人们经冬、越春，复又历夏、入秋又跨年，生活实难，大道多歧。我思故我在，我在故我思，赤子情怀，庚子忧心，我不只一次的意识到，即使在新冠状病毒大流行结束之后，那种危险可能即将降临的感觉会持久地与这个时代的人相伴而行。可见，如果没有笃定的生命信仰，人的存在又是多么的惶惑。我常常想，从逻辑学说看一个民族的命运看什么呢？它不是数学上的概念，也不是风水运程上的玄虚，以及冥冥中上苍定下的天意与宿命，而是一个民族对于正义和趋势的正确把握。我深深记得复旦大学的创始人，见证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之当政百余年中国的伟大教育家马相伯，在临死前的感言：“我是一条狗，叫了一百年，也没有把中国叫醒。”回望历史，历史不能假设，历史只能总结。
任何真正伟大的艺术创作，都有这样一个哲学前提：即具有丰富深邃的思想与精神指向性。我明白，卓越的艺术与哲学是无法分离的。以人文哲学而论，人的认识，是由人的身心（生理及心理的结构和功能）及身心活动所决定的；人的身心在与外界环境（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中，产生出认识、知识、思想、理论等等。为了与环境更好地相适应，以求得生存和发展，这些认识对于人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另外，红的、白的、蓝的、黑的、黄的；善恶、美丑、正义、邪侫、卑鄙、高尚、死亡、虚无等等，使人的生活、感觉、思想总是充满矛盾和摩荡。置身尘寰的扰攘，寂寞日子的笑靥，喧哗岁月的苦涩，沧海桑田，钟鸣鼎食，草露风灯，似水流年，虚己应物，凭着若水之志，豪情还剩一襟晚照！——岁月的浸蚀里，我一次次在触摸尘世的疲惫中，一次次锥心独白，一次次深感自己的精神生命乃至血肉之躯同脚下的这块大地紧密联连，气息相通。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衍行而来，加上老子的道术，庄子的养身术，孔子的伦理道德和孟子的王道说教，一起裹挟着阴阳五行慨然长啸，杂和些许斑驳的梦幻，怆然在我思绪里延伸，更有哪贯穿五千年的中华民族的激情盎然、气节风骨；再加上休谟哲学命题“自我就是一束知觉”的撞击，一行大写也在心底的一阵悸动中油然而生：人啊，总不能失去生命的重心，活得莫名其妙，死得装腔作势！
日月盈昃，辰宿列张。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激荡的时代，而时代的间隙，却矗立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大瘟疫大死亡下，人类生存条件的內在限制使得社会急剧变化，繁华与衰败，生存与毁灭，希望和失望，势利与算计，忠诚与背叛，高尚与卑鄙，怅然若失中荒诞不经，无语凝噎。哪些缺失信仰的挥霍与困窘，侵蚀着美好人性应该拥有的心理结构和精神结构，从而使生命的价值在迷茫里悄然流逝。清流般的理想与污浊世情竟是如此的不协调。历史流经我们处，看到许多旖旎魅影般的动态在静谧的灰白色空间里蔓延，预言的警示并非虚无飘渺。也帮助我保持一种存在于所有生命之中的相互联系的意识。遍地的焦虑，期盼着春暖花开，玉宇澄清。置身于天地万物间，目睹各色人物彼此牵扯、纠缠，不断演出人性的明快与幽暗。而我更愿在苍野茫茫中，把感受沉淀，为自己思考的重载奋勇拉纤。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作家、布道家约翰·班扬说得好：“假如我的生命不结出美善的果子，谁赞赏我都没意义。假如我的生命结出很多美善的果子，谁批评我也没意义。”
深夜的窗外，雨正滂沱，卷着风声，还伴有隐隐的雷鸣，时光悄无声息地流淌着，“微有寒些春雨好，更无寻处野花香”（辛弃疾《浣溪沙》）。暮然间，一道惨白闪电撕裂阴霾缝隙，直扑屋檐，聆听到苍茫时空中传来的一阵空谷足音，因防疫而宅在家中的我，感受到一种仿佛经历了死亡临近的淬炼而迸发出来的憬悟，使我懂得作为一个人应有的敬畏。只有敬畏，才能使信仰成为在实际生活中的导向，才能有神秘和神圣的观照，才可醒世人、振世俗，才会和美的深奥内蕴日趋接近……。我了解，内心贫乏和没有精神信仰的人，眼中才会只有有形的现实利益，并弃良善、法治和公义而不顾。中国古书《尚书》有曰：“有猷有为有守。”译为今天的白话就是“有理想、有作为、有坚守。”这也是一个人文艺术家面对世态种种事端时的基本的文化立场。我扪心自问：“在物欲橫流、人性溃败、实用思潮漫天流行的时代，你能守得住所信之道吗？”而艺术又是什么呢？我认为任何卓越的艺术都离不开信仰和生命的的传承。当艺术试图介入人类所经历的灾难或痛苦时，我们究竟又该如何理解和看待呢？月榭凭栏，坐看氤氳，遥望人世茫茫，长路迢迢，“转折方圆狂草易，飘扬逸宕端庄难”，在情感波涛的峡谷中跋涉的我，忽然更进一步地明白，艺术不就是艺术家个人救赎心史的一脉川河与诗性灵感吗？
钟情于何种艺术流派和艺术风格，是艺术家个性化的选择，但是，在哲学的深度坚持批判的姿态是艺术关心社会的不可失缺的形式。中国艺术复兴呼唤人文精神的回归。不妄没于势力，不诱惑于事态，慎思明辨，计时当计天时。要警惕漠视思想的犬儒化学术的泛滥，也要警惕思想沦落为知识的游戏，不要让媚俗约定成为我们日常的美学与道德。一个民族的精神史，离不开知识菁英对于真理的探索和对自身价值的追求。寻找人性的光辉、爱的拯救，应是我们的天爵。周易易理和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都认为，世界是一个大宇宙，人体则是一个小宇宙，人体是大宇宙的缩影，二者有着相似性，只有起而动之，才能使有限的生活境遇衍生无限的生命意义。对绘画艺术的贡献不仅仅局限于创作，还有卓越理论建树的苏东坡在《定风波》中写道：“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欢乐、绚烂，寂寥、悲凉，何处繁华笙歌落，千霜万雪岂迷津，俗世种种，终会皆随岁月翻篇而成过去。风物长宜，笑看弹指三千载，而历史镌刻的痕迹，常常成为新思想和优秀艺术的搖蓝。就如天际边日晷的那道光束，一直指向永恒。
愿爱和美使污浊激流中的灵魂上岸！
愿爱和美能给地球带来和平与安宁！
作者：周天黎
来源： 美术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