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衢州依然被列为鼠疫历史疫区，疾控部门每年都会定期对 鼠疫宿主动物、媒介昆虫及鼠疫疫情进行监测，随时警惕人间鼠疫的死灰复燃 。
我的身后一片哭声：我们还能回家吗？
讲述人：叶赛舟（离休干部）
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案衢州原告代表叶赛舟肖像。特约摄影记者韩强 摄于2019年3月
我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在那天戛然而止。
那是个星期天，我在家和堂兄妹高兴地玩着游戏，我们把长条凳倒扣在地上，将它想象成是一叶小舟，坐在里面用力做着撑船的动作……
一声声可怕的爆炸巨响突然传来，吓得我们赶紧丢下长凳，抱头四散。后来听大人说，那是日本人的飞机第一次轰炸衢州城。
战争是什么？日本人又是谁？7岁的我，对这些茫然无知。我只知道，那次轰炸死了很多人，衢州火车站里一列满载壮丁的列车，直接被炸弹命中，无一幸免。
大人们带着我出城逃难，我们在石梁镇的坎底村住了快一年光景，这里远山如黛、小溪潺潺，听不到日本飞机的声音，好像世外桃源一样。
直到听说府山上装了防空警报器，还挖了防空洞和防空壕，我们才又回到了城里，但依旧提心吊胆。
我在鹿鸣小学读书，每天在老师带领下步行到城郊农村读书，自带午餐，早出晚归。有段时间，我们要渡过衢江，到西岸的鹿鸣山寺庙里念书。
那里可以俯瞰对岸的衢州城，一次空袭警报大作，我们躲在山上的松树林里，看到城里浓烟滚滚如同炼狱，我的身后一片哭声：我们还能回家吗……
放学的路上，我看到了破碎的城市，满目断壁残垣和残缺的尸体，看到了挂在电线杆上流血的肠子。 死神踏着烈焰而来，死亡的阴影如此残酷地扼*着每个人的命运，当时没有人知道，日本人其实还带来了另一种恶魔，它不会吞噬建筑，却照样能将城市变成鬼城。
抗战时期，重庆被日军轰炸的景象。资料图片
自1940年秋天开始，从天而降的鼠疫便一直成为我们的梦魇，那些年疫情几乎每年都会反复流行、扩散。1941年春天，死神潜入了居在下营街的大伯叶已复（又名叶松元）家。
最早发病的是大伯，他的症状是很典型的淋巴腺鼠疫，伴随着高热、头痛、口渴的同时，腹股沟和腋下淋巴结异常肿大，3天后，大伯病逝。
送葬那天，憔悴的大妈一边哭泣一边对我母亲说：“梅仙妈，我不想活了，我要和松元一起走了，几个孩子还小，只好拜托你照顾了。”
孰料一个月后，大妈不幸染上了鼠疫，接着,住在她家的奶奶也相继发病。当时一旦被确诊鼠疫，就会被强制隔离，这往往意味着提早被宣判死刑。
我母亲挺身而出，一面赶紧把大妈的两个女儿带到我家，一面托人雇了一艘小船，偷偷将奶奶和大妈抬上船，泊靠在衢江浮石渡下游的偏僻山坡旁。
那些天，母亲每日夜宿小船旁，料理照顾奄奄一息的奶奶和大妈。我知道这病会传染，很担心她也会因此病倒。
父亲曾带我在一个傍晚远远地看过那艘江畔的小船，他指着那盏若隐若现的渔火说：“希望你奶奶和大妈能熬过来、挺过去！”我想往前走，他却紧紧地拉住我。回家的路上，我不住地回头张望，直到那灯火消逝在黑幕中。
又是一个清晨，我们被恐怖的空袭警报惊醒，父亲拉起睡眼惺忪的我和堂妹，往乡下逃难。路过浮石渡时，我发现那小船不见了。几乎在同时，我看到对岸众人抬着两具棺材，我看到了母亲，她扶着一具棺材在哭号。
年幼的堂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她告诉我，第二具棺材上盖的被子，像是她妈妈床上的那条。
我抱着她痛哭，我不敢告诉她，你没有妈妈了…… 警报声依然刺耳，我们没有时间停下脚步、陷入悲伤，我只能不住地回头张望，直到棺材一点点在眼中逝去。
不再做沉默的大多数
现在，我才真正懂得了父亲
讲述人：吴建平（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展览馆馆长）
吴建平在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展览馆，向前来参观的学生们讲述衢州细菌战真相。特约摄影记者 韩强 摄
对于衢州遭受细菌战的那段历史，到底是记得还是遗忘比较好？
我的爷爷身中日寇刺刀七刀后丧命，叔叔和姑妈均死于日军制造的鼠疫，父亲吴世根则死里逃生，随母改嫁，历尽战乱之苦。
我年轻的时候，曾经不理解父亲的选择，既然我们无力改变什么，为什么不肯忘记，不肯从苦难中解脱？
2001年3月，父亲作为原告代表，准备前往日本东京，为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对日诉讼案作证。临行前，我们劝他别去折腾，觉得这官司赢不了。
“和你们谈，简直是对牛弹琴！”饭桌上的父亲，生气地嘟囔着，这一幕被在场的英国广播公司记者录在了纪录片里。
那场历时10年的官司虽然注定失败，但却赢回了被遮蔽的历史真相——东京地方法院首次认定731部队实施了细菌战，造成众多中国人死亡的事实。
后来，不甘心认输的父亲，同杨大方、邱明轩等老人一道，在遭受细菌弹攻击的原址上，建起了这座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展览馆。再后来，杨大方老会长在病榻上，向我“托孤”，要我接过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市受害者协会会长的担子。
说实话，我开始并不情愿接手。民间协会没有经费，会员多是家境困难的古稀、耄耋老人，做这个工作就意味着无止境的奉献，而我妻子身体也并不好，需要人照顾。
“为什么是我？”
“因为你是受害者的后代，我们的事，只有痛过的人才会懂！”
我被老会长的话所打动，他让我明白，我们所背负的不但是个人的受难史，也是整个民族的受难史。现在，施暴的国家想要忘记，甚至扭曲那段历史，如果连受害者也沉默的话，那么真相将永远沉没。
前辈用苦难与勇气，建起了纪念碑和纪念馆，后代的责任就是不断疾呼，大声讲述，将那些被害历史与被害意识传递给下一代，叙述还原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历史现场，为无名者正名，替无言者发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