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杨力 韩雨霁 摄影 纪陈杰 黄芯瑜
/老兵档案/
陈家乾，1925年出生，四川邛崃人。1939年离开老家，辗转至重庆，加入了20军军事教导团，后编入20军133师399团2营4连，任排长一职。参与过长沙会战、衡阳保卫战等。2015年9月3日，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上，他作为抗战老兵的川军代表之一，受邀前往北京观礼。
在长沙城陷落不久，陈家乾跟随部队驰援衡阳。
在这里，他经历了中国抗战史上敌我双方伤亡最多，中国军队正面交战时间最长的城市攻防战，被誉为“东方的莫斯科保卫战”——衡阳保卫战。
1944年，为扭转太平洋战场的不利局势，侵华日军调集50万左右的兵力，在陆海空配合下，开始了侵华以来，在中国战场上最大规模的进攻，其进攻集中在河南、湖南和广西，史称“豫湘桂战役”。同年，日军先后占领郑州、许昌、洛阳，在长沙沦陷后，日军开始向衡阳进犯。
“兄弟军队被被围，我们奉命支援。”时隔70余年，陈家乾仍对这场战斗记忆尤新，“我们不是守城的战士，但在驰援的路上，就能感受到这场战斗到底有多难。”
在当时，衡阳经济发展较好，有着“小南京”和“小上海”等称号，此外，这里地处粤汉铁路和湘桂黔铁路交会点，是中国西南的门户和军事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军展现了势在必得的态势。
为此，日军投入第11军，该军下辖5个师团，11万人左右。中国军队则是方先觉将军，率领第10军，总兵力仅有1.7万人左右，虽实力悬殊巨大，但仍痛击了日军。
陈家乾说，前线战斗激烈，他所在的20军133师紧急赶往衡阳。但却在驰援路上遭遇日军的围攻，打断他们支援的步伐。与友军第10军一样，他所在的队伍被日军包围，同样陷入困境。
“被埋伏包围，又没啥补给，受伤就意味死亡。”陈家乾轻叹了口气，最终，部队长官决定召集士兵，组成敢死队尝试突围，“我跟很多兄弟报了名。横竖都是死，干脆冲一冲，说不定会*出希望。就算战死了，也是光荣。”
他回忆，这支敢死队的兵力，相当于一个加强营，分成4个连，每连186人，都是从各连队挑选出来的。这支敢死队突围地点选在了铁路上，“只要我们突出日军的包围，就能联系上外围的其他中国军队。”
“突围不容易啊，日军就是打算围困死我们，阻止其他部队支援衡阳城，让方将军他们孤立无援。”现在再看当时的情况，陈家乾说，早已打算吃定这支部队的日军，怎么可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跑掉呢。果不其然，就在他们趁机突围时，日军准备好的炮火、重机枪，立马对他们火力覆盖。
“连续进行了3次冲锋，每冲出一点距离，都有战友倒下。那条突围线，是战友们用生命拼出来的。”在枪林弹雨中，成功突围后的陈家乾等人，与其他部队会合，并上了火车，“我们打散了，没能继续驰援衡阳，坐着火车到了贵州，一统计，才发现我们的敢死队，一共牺牲了200多个人，这都是年轻娃儿啊。”
【下期预告】
命大未战死的陈家乾，在1945年8月15日左右，终于等来了侵华日军投降的消息。几年后，他终于如愿回到四川邛崃老家，见到年迈的母亲。他说，前半生尽忠报国，打日寇，后半生要在家尽孝，照顾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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