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青鞜》创刊号封面
右：平冢雷鸟自传中的照片
而《青鞜》在思想上也愈见成熟，这从雷鸟那篇《写给世间的妇女们》（第3卷第4号，1913年4月）的文章中就可以看出来。她在文中痛击婚姻制度，并因此而导致杂志被禁止发售。雷鸟对婚姻制度的看法可以从这篇文章中的几句话中窥见一斑：“结婚对妇女而言是唯一绝对的生活之门户，只为妻、为母就是妇人全部的天职吗？我完全不相信这样的事。”“没有爱却能结婚，为使自己的生活得到保障，终生服务于一个男人，白天做奴仆任其使唤，夜晚还得做卖淫妇承君欢颜，今天不知道有多少妻子肯接受这样的生活。”“在今天的社会制度里，结婚难道不是意味着一辈子都在维持权力服从关系吗？”
雷鸟不仅在语言上进行抨击，还着手开创新的生活方式。她与奥村博（后改名为博史）展开的“共同生活”就没有遵照婚姻制度。在继雷鸟之后担任主编的伊藤野枝也提出了“打破习俗”，大概这四个字恰好概括了青鞜人不畏世俗、勇于追求自我的思想（《 关于贞操的杂感》，第5卷第2号，1915年2月）。她们的思想不仅反映在论说中，也展现在《青鞜》所载的每一首诗中。这里引用两首。
难道要做人云亦云的鹦鹉苟活于世吗？（青木秾子）
欲悉数投托于你，尔后何处有我。（冈本鹿子）
对青鞜社成员而言，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塑造的娜拉正是“新女性”的代名词，是她们产生共鸣的对象。她们一同去帝国剧场观看了由松井须磨子饰演娜拉的《玩偶之家》话剧，并在《青鞜》第2卷第1号（1912年1月）上策划了一个有关娜拉的特辑。除雷鸟外，特辑的撰稿人纷纷讲述了她们对娜拉的真切感受。自此以后，娜拉成为日本女性人生道路上的一个指明灯。比如，饰演娜拉的演员松井须磨子说：“我认为，如果没有强烈的自我意识，是不能打破‘玩偶之家’而重新建造‘人世间之家’的。”（松井须磨子，《牡丹刷毛》，1914）又如，俳人杉田久女写道：“替他补袜子，我连娜拉都不及，沦为教师妻。”（杉田久女，1922）
04. 高群逸枝与新女性主义：
何谓最终的解放？
高群逸枝曾对平冢雷鸟喊出：“我是您的女儿。”这句话道出了高群将自己视为雷鸟精神继承人的心声。高群出生于熊本县，从女子学校毕业后，她在一所小学担任代课教师，并与同事桥本宪三结婚。后来，她到了东京，成为一名诗人，同时还活跃于评论界，站在无政府主义的立场否定“强权”。但同时，她又是一名主妇，也经历过夫妻之间的矛盾，甚至曾经一度离家出走。在她所写的《离家出走之诗》（收录于《东京患上了热病》，1925）中有这样的一句话：“被平凡这个词所诅咒。”以下几句诗道出了她的婚姻观：
但是何谓结婚，
难道不是所有和被所有的别名吗？
难道不是拿绳子捆绑住自己的自由吗？
何况对女性而言。
在经历过这些人生阶段以后，高群出版了《恋爱创生》（1926）一书。该书共有584页，并没有分章设节，完全是信笔而书，因而读者能从中深切地感受到她那从混沌的深处呼出的气息。在这本书中，高群提出了“新女性主义”的宣言。在她看来，世界上的“妇女问题”有：女权主义，女性主义，新女权主义，新女性主义，并认为现在正应该提倡新女性主义。
高群逸枝
女权主义主要在英国和美国得到迅猛发展，主张排除所有的性别不平等。女性主义的中心阵地是斯堪的纳维亚，代表人物为爱伦·凯（Ellen Key），她们主张爱情是婚姻的基础，应给予女性选择和离婚的自由。新女权主义兴起于俄国，这一派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认为女性问题最终来看是经济问题。新女性主义与以上三派都不同，不仅提倡“恋爱自由”，还提出废除婚姻制度，同时她们在强调“教育自由”的基础上，主张废除教育制度，认为只有新女性主义才是“日本妇女对世界发出的第一个提倡”，这些观点构成了高群思想的核心。
她一直在极力追问：何谓最终的解放？她的新女性主义构想充分展现了她为追求最终解放而不懈努力的身影。因而在《恋爱创生》这本书中，高群批判了那些具有男性化倾向的文化，她认为，从柏拉图到马克思主义，几乎所有的恋爱论、婚姻论、女性论、教育论等都带有鲜明的男性化倾向特征。而这种认识也关系到她对近代以及代表近代的西欧的否定。
当时日本的女性运动倾向于追求女性的近代或者西化，这是以实现解放为主轴的近代，即从封建压制中解放出女性。在这种情况下，高群却着眼于近代本身所具有的压制性，力图构筑不同于以往的两性关系图景。与此同时，她的志向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内心燃起对古代强烈的追慕之情，最终走向了古代史研究之路。
在走过岁月的风风雨雨之后，自1931年开始，高群接受桥本的建议，埋头于书斋，专心从事女性史研究。后来，平冢雷鸟和市川房枝等人还为她建立了后援会，历经7年的潜心研究，她终于完成了《大日本女性史》第1卷《 母系制的研究》［1938，现在《母系制的研究》收录于《高群逸枝全集》（全10卷，理论社，1965—1967）和讲谈社文库］。
在这本书中，高群论证了日本古代曾存在母系社会，这给视家父长制为日本固有美俗的家族道德观带来沉重的一击。这项工作也使高群成为日本女性史学的始祖。后来，她又考察了招婿婚到嫁娶婚的变化，出版了研究专著《招婿婚的研究》（1953），并相继撰写了以“性的商品化”为主题的通史《女性的历史》（全4册，1954—1958）。［关于高群逸枝的研究，我和堀场清子合著有《高群逸枝》（朝日新闻社，1977）。］
05. 贞操、堕胎、公娼……
阻碍女性自立的家父长制
女性自己寻求新生的活法，使过去那些遮蔽在贞女风土之下的各种问题暴露了出来。女性主义者分别根据各自获得新生的经历提出了那些被遮蔽的问题，因而围绕处理问题的方法，她们展开了激烈的论争。这几个带有浓厚的身体性色彩的论争，构成了女性主义发展阶段的特征。最初的论争主要以《青鞜》为舞台，有贞操论争、堕胎论争、公娼（废娼）论争。
当女性想要成为职业女性立身于社会时，她们会遭遇怎样的性别压迫，又必须要为此付出怎样的代价？围绕这些问题便产生了贞操论争。提出这些问题的是青鞜社成员生田花世。生田曾从事过各种工作，而职场的经历也促使她去思考女性面临的职场困境等问题。她这样说道：“在今天的日本社会，女性如何才能找到工作，维持独立的生计？”“现在日本的家族制度及社会制度如此困扰着女性。只要存在着那不允许女性拥有财产的法律，只要不允许女性从事职业，女性将永远处于‘吃饭和贞操’的战争中，或许某一天会有几百名女性首先提出吃饭优先于贞操的要求。”（《吃饭与贞操》，《反响》，第1卷第5号，1914年9月）
引发堕胎论争的女性也同样来自青鞜社，她就是原田皋月。她在小说《狱中女人写给男人的一封信》（《青鞜》，第5卷第6号，1915年6月）中，借主人公的口吻这样说道：“女人每个月都会流失许多卵细胞。只是受胎的话，还不能感受到胎儿的生命和人格……我从未听说过有人会因割断自己的一条胳膊而获罪。”她对那仅由女性（和医生）来承担堕胎罪的世俗观念提出了挑战。
当得知日本基督教妇人矫风会和廓清会都在使用“丑业妇”这个词后，伊藤野枝撰写了《关于日本妇人傲慢狭隘而又不彻底的公共事业》（《青鞜》，第5卷第11号，1915年12月）一文，予以猛烈的反击，由此而引发了公娼论争，并最终演变成一场深入分析公娼制度的论争。
贞操、堕胎、公娼这三个问题几乎都是被男性忽视的问题，而女性却敢于直面这些问题，并从女性特有的角度切入分析。她们一步步逼近了问题的核心——家父长制和性，从这一点上说，这些论争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后来爆发的论争是母性保护论争。1918—1919年，她们在女性教养杂志《妇人公论》和综合杂志《太阳》上，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争。这场论争的导火索源于与谢野晶子的一个主张。与谢野认为，女性必须具备能够自食其力的“职业技能”，这是保证女性“人格独立和自由”的“首要基础”，她并不赞成欧美女性运动提出的“保护”处于妊娠、分娩期的女性的要求。
针对与谢野的观点，平冢雷鸟进行了激烈的反驳，她质问道：“母性保护的主张是依赖主义吗？”如果按照晶子所说的那样，没有经济能力的女性“应避免结婚及分娩”，那么“现代大多数的妇女一辈子都不可能会结婚、分娩，她们必然会放弃结婚和分娩的想法”。究竟是应该对母亲进行“保护”，还是应该要求女性“自立”？她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也与现在的日本社会紧密关联。［关于论争的具体情况，可参照香内信子编《资料：母性保护论争》（DOMESU出版，1984）。］
在那些固执于“我”，并根据自己的切身经历发酵出思想的女性主义者中，山川菊荣是一个极具个性的人，她虽然没有执着于“我”，却有自己一套独立的理论框架。毕业于女子英学塾（现在的津田塾大学）的山川菊荣以马克思主义为精神武器，构筑起以“无产妇女”为主轴的女性论，是日本无产妇女运动的理论指导者。她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参与了废娼论争和母性保护论争，展现出了作为论客所具有的辩口利辞，但更令她锋芒毕露的则是工人工会妇女部设置论争。
1925年，当无产团体要建立无产政党组织准备委员会时，山川撰写了《关于“妇女的特殊要求”》（原题“无产政党与妇女的要求”）一文，指出工会运动对女性问题的轻视观念仍根深蒂固，她对此状况进行了批判，并提出，应在无产政党有关女性条款的纲领中添加如下要求：废除户主制度，废除女性为无能力者的规定，规定男女和殖民地民族在工资制度方面享有平等权利，为女性设置保育室并确保保育时间，禁止以结婚、妊娠、分娩为由解雇女性，彻底废除公娼制度等。她的主张遭到了男性*的反对，但是山川反复指出“无产阶级女性从属于男性的事实”，强烈要求设置工会妇女部。［可参照铃木裕子编《山川菊荣评论集》和田中美寿子等编《山川菊荣集》全10卷 别卷（岩波书店，1981—1982）。］
左：山川菊荣
右：丸冈秀子
研究女性问题的丸冈秀子在《妇女思想形成史笔记》（上、下册，DOMESU出版，1975—1982）中对近代的女性论争进行了考查，并通过分析这些论争，将近代日本女性思想的轨迹呈现在人们的面前。最早使用“妇选”一词的，是为获得女性参政权而努力奋斗的市川房枝。她的《市川房枝自传：战前篇》（新宿书房，1974）用真实的笔触向我们讲述了她的人生与奋斗历程。
写到这里，你也许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把两名女性的自传放在这里是最合适的吗？但我还是想在此谈一下展现两名女性思想的自传。一个是民权家福田（景山）英子的《我的半生》（1904），这部作品用朴实的语言讲述了女性先觉者饱经风霜而又波澜起伏、充满奋斗激情的半生。另一个则是无政府主义者金子文子的《是什么让我变成今天这样的》（1931），作者文子因触犯大逆罪而被关押在监狱，这部狱中手记描写了她饱经生活辛酸的少女时代以及生活在朝鲜的日本人的生存现状，她还叙述了自己思想形成的过程，并将其称之为“真实的生活事实之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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