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元年正月初一日，乾隆帝举行禅位大典，颙琰即帝位，是为嘉庆。乾隆帝亲临太和殿授传国玉玺。嘉庆尊乾隆帝为太上皇。其后，朝政仍被太上皇乾隆帝控制，嘉庆暂时居住在毓庆宫，并颁诏天下，赐宴宗籓。一直到了嘉庆四年正月，太上皇乾隆帝崩了，嘉庆才开始亲政。
嘉庆皇帝在位二十多年，因为，政务颇多不顺，所以，嘉庆在大部分的时间里，总是感到痛苦、迷茫、愤慨。在种种负面情绪的影响下，嘉庆曾一度心灰意冷，几次想撒手政权，退居幕后专心享乐。但是，嘉庆终究没有这么做，直到他驾崩的前一天，仍然伏在案上忙于理政。
实际上，嘉庆的努力已经成为一种惯性，一种建立在“精神疲惫”上的勤奋。嘉庆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越努力，国家形势越糟糕，而形势越糟糕，他就必须更努力，由此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嘉庆严守祖训，每天清晨钻研《圣训》和《实录》，从历朝历代的君王身上寻找救国之策，却始终没有取得成效。到了后来，嘉庆已经对国家形势绝望，所幸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从外人看来，嘉庆仍励精图治，每天早起晚睡，忙于政事，一刻不得闲。然而，此时的嘉靖的思维已经僵化了，他再也不会动脑思考，照搬《实录》中的治国方针，“体皇考之心为心，本皇考之治为治。”只要老祖宗们提出的方案，嘉庆都原封不动如法炮制。到了晚年，嘉庆已将“法祖”和“守城”树立为执政信条，每天按照祖宗的典章制度办事，固守自封。
嘉庆二十年，礼亲王昭琏家中的仆人犯了错误，被礼亲王囚禁在私室内，严刑拷打，极其残忍。嘉庆听说这件事后，立即审问了礼亲王，查明真相后将其削去爵位，关押进宗人府。几个月后，嘉庆照例翻阅《实录》，发现康熙年间也曾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当时平郡王纳尔图骄纵跋扈，无缘无故打死平民，又折断了两个无辜百姓的四肢，当时康熙是如何处置平郡王的呢？
削去爵位，但是，并未将平郡王收押。
于是，嘉庆觉得：礼亲王的罪行比平郡王轻得多，不应该受到监禁，所以“敬承家法”临时改判，释放了昭琏。
嘉庆二十四年，文颖馆莫名其妙地走水，所幸火情并不严重。此前曾发生过天理教趁火灾混入紫禁城行凶的案例，太监们吸取了前车之鉴，害怕有歹人会趁虚而入对皇宫不利，并未打开宫门请卫兵进入大内灭火，太监们自发组织救火，没过多久，就将火势扑灭了。
照理说，太监们的反应速度很快，并没有让火灾蔓延，且杜绝了意外事件发生的可能，嘉庆应该嘉奖这些太监。然而，几天后嘉庆在早读中再次从《实录》中找到了老祖宗关于救火的规定：乾隆时期，皇上曾颁布诏书规定，但凡内宫出现火灾等意外情况，必须在第一时间打开宫门，让值守在宫外的卫兵参与救火。
就这样，嘉庆根据《实录》上的记载，追查了当日值守的太监，连守门的侍卫一概受到牵连。
可以说，就是这种不分青红皂白一概照章办事的原则，使盛世之后的大清迅速衰落，嘉庆也在浑浑噩噩中走向衰老。
同样是嘉庆二十四年，孔子第七十三代后人衍圣公觐见嘉庆，并将几天内的行程全部记录下来，让我们能够通过衍圣公的记载看到嘉庆晚年的精神状态。
衍圣公刚刚见到嘉庆，皇帝就说道：“朕打算去曲阜，可朕又不能去，你知道为什么吗？山东的水患已经蔓延到临清了，这该如何是好？朕的确没有办法。孔庙是近几年新修的，如果，朕现在没法去曲阜，那么，几年后孔庙又会变得破败不堪，到时候又该怎么办？”
过了几天，衍圣公向皇帝辞行，嘉庆又提起去曲阜的事，语无伦次地对衍圣公说道：“朕登基到现在已经过了二十四年，始终没能去祭祀孔圣，朕总觉得不能缺了这场大典。朕早年虽然跟随先帝去过几次，但毕竟不是朕亲自去的，算不得数。朕去山东虽然容易，但路上有许多难处，水路比较难走，旱路也比较难走。你看现在山东水患这么严重，山东的民情想必也不好。没办法，了不得！”
一口一个“不能”“如何是好”“没办法”“了不得”，似乎这些已经成了嘉庆的口头禅，语无伦次焦头烂额的慌张之态显露无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