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天奇迹般的荒野求生，应接不暇的采访和探望，终于都渐渐远去了。日子被时间摁平了波澜，在农家小院里养伤的甘宇，已经不再会频繁地做噩梦了。
每天早上7点，他按时起床，简单吃个早饭，再回屋看看书。雷打不动的“复健时段”，上午下午各一次。那两个多小时里，他会拄着拐杖在院坝上慢慢走，一圈又一圈。左脚仍然密匝匝地裹着纱布，但四天前，伤口终于拆了线，一切都在如期好转。
正在家门口做复健的甘宇。 受访者供图
天气好的时候，小院飘着桂花香，甘宇会在屋前的池塘钓鱼。拐杖放在一旁，他放空心思，拿着钓竿静静地坐着，没多久就有大鱼上钩。经历过“向死而生”，看似平淡的日常，都有了几分宁和静美的滋味。
被地震打断的备考计划，再次提上日程。他想拿到那张一级建造师证，作为一次自我提升的证明。此前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接受治疗时，刚从ICU转到普通病房的甘宇，就找母亲要了手机报名考试。这个证书需要在两年内考过四个科目，他已经顺利通过三科，就差最后一科，“既然报名了，就必须努力。”
被砸坏的手机，雷雨中的无助，获救时的哭泣，都像是那17天经历的索引，轻易地就能带着记忆回溯。但甘宇比他想象中更快平复，因为那些从未间断的搜救，也因为很多不期而至的善意和祝福，“我感觉自己没什么心理阴影，能活着走出来，比什么都幸运。”
“伤口已拆线，每天都在复健”
新京报：身体恢复得如何？
甘宇：回家后，感觉很踏实，身体也恢复得不错。10月21日，我到大竹县人民医院拆了线，不过左脚还需要包一段时间的纱布。刚出院时，还得把腿搭在凳子上，放下来的话会感觉很胀。骨头碎了，痛倒是不痛，只是胀得慌，走路也不太能吃劲。
10月9日，甘宇（前排中）回到老家达州，与家人一起拍了张全家福。 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现在感觉怎么样？
甘宇：已经好多了。这段时间我每天都会在家门口做些康复运动，拄着拐杖慢慢走一下，大概一个多小时，上午、下午都会各走一次。希望身体能早日痊愈，尽快返回公司上班，把工作做好。
新京报：之前你说经常会做噩梦回到山上，现在还会做这样的梦吗？
甘宇：在医院的时候确实会经常做噩梦，梦见自己在山里呼救，却没人回应，然后被吓醒，浑身发抖。回家之后，这样的噩梦已经越来越少了。
新京报：前段时间你见了很多人、接受了很多媒体的采访，你自己会如何总结山上那17天的经历？
甘宇：感觉就是经历了一段重生的过程，因为17天里，有一些时刻真的很绝望。2008年汶川地震时我还小，而且家在农村，没有太大的感觉，这次算是我第一次经历大地震。
但说实话，获救后，我突然在网上火了，这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事，确实有些不习惯。现在很多人来关心我的情况，我心里很感激，但是有时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回答那些问题，真的。
10月24日，甘宇在家中学习，为11月的一级建造师考试做准备。 受访者供图
“人还活着，我肯定要救”
新京报：聊聊这段经历吧。地震发生的那一刻，你在做什么？
甘宇：当时我和罗永在休息室聊天，突然轰的一声，晃动很剧烈，休息室的玻璃瞬间就震碎了。等我们跑出来的时候，心里还是挺害怕的，到处都在垮塌。山上滚了很多石头下来，其中一块打中了我的背，我从坡上滚下来，眼镜也掉了。后来，我爬到大坝下面的平台上，看到滚落的大石把休息室旁边的小房子冲倒了，门都坏了。
新京报：当时其他人都在干什么？
甘宇：其他人都在忙着逃生，他们蹚过大坝下的河流，往石棉县方向跑。湾东方向垮得太厉害了，以前有条路通往大坝的，但等我们要撤离的时候，出口没有了，全部垮塌了。而且山上一直在滚落石，我们根本就出不去。
新京报：你和罗永是怎么想到要拉闸的？
甘宇：我和罗永当时都在坝底，看不到坝顶的情况。出于职业习惯，本能地要去考虑如何避免发生危险。湾东水电站大坝水量还是挺大的，大坝也很高，如果压力管道因为地震出了问题，下游地势低的村庄和庄稼都会被冲毁，而且发生漫坝的话，我们这些身在水电站的人也跑不掉。
说白了，我是现场管理人员，工作的宗旨就是安全第一，其他的都不重要，首先要保证的就是安全。罗永是水工，平时就负责闸门管理，所以我就跟他说，要上大坝把闸门提起来放水。等余震缓一些了，罗永就快速地爬过去，把第一道闸门提了起来。
第二道闸提上去的那一瞬间，我感觉松了一口气，至少安全了。压力管道可能也安全了，下游也不会遭水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