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宇在山上吃过的野生猕猴桃。 新京报记者 吴采倩 摄
新京报：你是怎么过夜的？
甘宇：山上的夜晚很安静，有时候会听到蛐蛐鸣叫，还有一些不知名动物的叫声。我会找一些树叶盖着，或者在地上扒拉一些叶子，铺在身下睡。
下雨的时候会冷一些，我穿着雨衣和毛衣，全身都蜷缩进雨衣里。我的脚后来都泡胀了，裤子也磨出了两个大洞。晚上实在太冷的话，我会站起来走动一下，运动能让身体暖和一些。等到太阳出来了，我就躺在地上晒太阳。
新京报：遇到过野兽或其他危险吗？
甘宇：没有正面遇到过野兽，但在晚上听到过它们的声音。爬山的时候，我的脚上趴了很多蚂蝗，弄掉了，没过多久又有新的。我只能等它们都吸饱血了，再用力扯下来，腿上因此还会流血。当时没觉得有多疼，只顾着赶路。等快走到草原的时候，蚂蝗才变少了。
“难熬的时候会想家人”
新京报：你是什么时候走到罗永说的“草原”的？
甘宇：说实在的，我已经不记得具体时间了。往山上走了好几天，我在那片草原上看到了牛羊，我还跟它们说话，“你们的主人在哪里呀？”“怎么没人管你们？”我还捡到压缩饼干，吃了一些，还在那里喝到了水。
在草原上待了两天，我又往山下走了一天，其间好像听到了电锯的声音，隐约有人烟的迹象，当时觉得自己有救了。再后来，就是再次呼救的时候，被倪大哥（倪太高）听见了。
9月21日，雅安市石棉县跃进村猛虎岗，倪太高（左）找到了甘宇，他们拍了一张合照。 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这一路都很艰难，其中最难熬的是什么？
甘宇：在草原的那个晚上，下着大雨，还刮了四五级的大风，很冷，感觉只有四五摄氏度。我冷得浑身发抖，只能站起来不停走动，几乎走了一夜，没怎么睡。当时还有闪电，我害怕被雷劈到，也怕被雨淋到失温，裤子和鞋子都打湿了，后来就找了个缓坡的凹地躲躲。那一晚，真的感觉有点儿挺不过来了。
跟罗永分开后，等了几天，也没有看到有人的痕迹，这让我有些绝望。那时，我每天都会喊救命，但不会长时间喊。比如说早上起来的时候喊一下，中午喊一下，晚上喊一下，但始终没有回应。有时候我会难过得哭一下，但更多的是想办法走出去。
新京报：觉得难熬的时候，你会想些什么？
甘宇：我会想我的家人，想爸妈、把我带大的爷爷奶奶。一想到他们就会流泪，我还没给他们尽孝，也没告诉他们我具体的工作地点。这种时候，我就告诉自己，一定要活着出去，给他们报平安。有时候我会梦见一家人在吃团圆饭，挺开心的。我还想着逃出去以后，要吃火锅、吃烤肉，喝很多喜欢的饮料。
新京报：有没有想过放弃？
甘宇：放弃的念头，其实是没动过的。我觉得自己还是幸运的，既然没有在地震中直接死去，那么上天应该还是会眷顾我的，我肯定能走出大山。而且罗永跟我说过，很快就能走到猛虎岗，到了那里就能下到村子求救。尽管其间每次回想，我会有点儿埋怨自己，不该让罗永一个人去找救援，或者我们应该在大坝等待救援等等。
“生命很重要，其他都没那么重要了”
新京报：被困的17天里，你能感受到时间的流动和身体的变化吗？
甘宇：因为我的手机没电了，山里的环境又比较封闭，我其实没什么时间概念。有时候感觉好像过得很快，经常走着走着就睡着了，有时候又觉得一觉醒来已经过去三四天。所以倪大哥找到我的时候，我以为已经过了二三十天，但实际上只过了17天。
身体的变化相对而言更加明显。每天早上醒来，我会摸一下脸，感觉胡子扎手，又长了些。皮带越扣越紧，扣到了最后一个孔，我知道自己应该瘦了不少。好多天没洗澡，身体的臭味也越来越重。
9月30日，甘宇获救后遗留在猛虎岗的裤子，已经脏到看不出颜色。 新京报记者 吴采倩 摄
新京报：你获救时的情形是什么样的？
甘宇：那天我在山上喊“救命”，被倪大哥听到了，他让我往左边走一点，右边在塌方。两个小时后，终于见到了他，我就哭了，觉得自己有救了。我吃了一些他带的牛奶和月饼，告诉他，我叫甘宇，让他帮忙联系政府。后来他扶我下山，我又见到了我堂哥，整个人这才放松下来，身体都变软了，直接躺在了地上。
新京报：死里逃生后，有什么感悟吗？
甘宇：我觉得生命很重要，活着真好，其他都没那么重要了。距离获救又过去这么些天，我感觉自己没什么心理阴影，能活着走出来，比什么都幸运，其他的事都不算啥了。我还要感谢大家没有放弃找我，谢谢家人，谢谢救援队，谢谢公司，谢谢所有关心我的人。
10月8日，甘宇（左二）出院后与家人、同事一起吃火锅。 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未来有什么计划或者心愿吗？
甘宇：希望身体能顺利康复，我想去当面感谢倪大哥和所有救援人员。我还想出去旅游一下，一直都想去看海，但至今还没看过。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我希望能过回平淡的生活。
新京报记者 吴采倩 徐杨 《出圈》工作室
编辑 李彬彬 校对 贾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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