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客岛按】
12月9日-10日，美国主办的所谓“民主峰会”将在线上召开，这被认为是本届美国政府“价值观外交”的重头戏。日前，中俄两国驻美大使联名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发文，反对美西方单方面认定“谁是民主、谁不民主”，认为此举将分裂世界。
民主是全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实现路径多种多样，不应由一个国家说了算。美国策动的“民主峰会”究竟目的何在？怎样看待民主的价值、历史进程和实现路径？我们与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展开了对谈。
郑永年（图源：网络）
1、侠客岛：您怎么看待美国策动的“民主峰会”？
郑永年：这当然是美西方话语霸权的体现。学术界对民主有一些通行标准，但显然，美国不是按照是否符合标准来邀请参会方的，而是按照自己的政治偏好。即使是西方媒体，也在争论很多“受邀国”究竟是不是民主政体。
比如没有受邀的俄罗斯，当年叶利钦上台时，美国就一直吹捧俄罗斯的民主。美国不喜欢普京，所以就说俄罗斯不民主。又如匈牙利，也被排除在外，连《纽约时报》都说很荒唐，人家的总理都是投票选出来的，凭什么说人家不是民主政体？美国就是根据意识形态、权力偏好来决定谁能参会、谁不能的。
明眼人都知道，峰会目标就是对付中俄。其实拜登在竞选时已经提出要做这件事了，当时他说美国民主面临外部挑战，“尤其是中俄”。真是这样吗？当然不是，美国民主面临的最大威胁在内部，美国国内激化的民粹主义跟中国、俄罗斯有什么关系？那是美国内部经济、政治、社会结构不平衡造成的，怎么能怪其他国家呢？
这次峰会明显是一场政治操弄，我把它视为一种“行为艺术”。实际上就是发动意识形态冷战，在国际上继续搞划分阵营那一套，逼各国站队，但坦白说，作用有限。
2003年6月，民众逃离喀布尔一处爆炸现场。图源：新华社
2、侠客岛：那么，到底谁有权来评判一个国家是否民主呢？
郑永年：有几点必须明确。第一，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民主政体。西方国家有的是议会制，有的是总统制，有两党制和多党制。美国说两党制比一党制民主，但民主显然不简单等同于政党数量，更重要的是质量。若数量可以定义民主，那拥有几百个政党的印尼显然比美国更民主。同样，美国一直说两党制最稳定，但如果你去问德国人，说他们的多党制不如美国两党制民主，显然德国人也不会认同。
第二，民主是有历史性的，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形式。几乎所有西方学者都会赞同，真正理想的民主只能存在于古希腊小城邦（熟人社会），存在于一小批不用劳动、天天讨论政治的“有闲阶级”内部。但这种民主基础是奴隶制，要靠大量的奴隶供养民主。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工业革命后，西方出现了商人民主，也就是资产阶级民主。英国在二战前，有投票权的是交过很多税的白人男性，少数民族和妇女没这权利；瑞典在1971年后，妇女才有投票权。现在西方的一人一票制，是1970年代民权运动斗争的结果。但如今的西方民主进入了“民粹民主”阶段，英美尤其典型，选出了很多极右翼或者极左的政党和政客。
经验地看，民主是工具，是一种政治秩序和政治安排，选代表也好，选治理者也罢，目的是为了治理好国家。就这点来说，民主必须符合一个国家的文明、文化、国情，鞋子合不合脚，穿鞋的人最有发言权，不能由其他人说了算。打个比方，美国以前穿38码的鞋，现在穿42码，就说穿38码的人不民主，哪有这种道理！
贫铀弹污染给伊拉克民众造成损伤（图源：央视网）
3、侠客岛：美国知名政治学者亨廷顿曾经观察过很多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和民主制的过程，他认为成功案例并不多。为什么一些国家空有民主躯壳，经济社会发展并不成功？
郑永年：亨廷顿看得很准。无论西方还是非西方国家，要取得成功，得遵循“经济—社会—政治”这样的优先级次序，即先创造财富，后分配，再逐渐调整政治权利。遵循这个次序的，民主质量就高、政治社会就稳定；颠倒次序的，则往往陷入混乱、动荡或低水平循环。
可以看看二战后独立的大部分前殖民地国家。这些国家往往比较贫困，但很多继承了西方制度，对多党制、宪政、言论自由都有明文规定。看起来“民主”的政体，让经济社会发展起来了吗？很多美国当年支持的拉美“民主榜样”、亚洲“民主灯塔”，到今天还摆脱不了政变、军管的动荡宿命。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很多时候，民主是利益分配，是“分大饼”。如果饼都还没做大，怎么分？理论上，人均GDP100美元、1000美元、1万美元，都可以一人一票，但投票质量能一样吗？社会普遍贫困的时候，一包香烟、一块肥皂就可以收买选民。社会富裕意味着更好的教育、更多人具有理性思考能力，他们参与政治的动机、能力、意愿就明显不同。
美国历史学家摩尔和社会学家李普曼都说，民主是需要经济条件的。
同时，民主也需要内嵌于文明本身。不同文明、历史背景的国家，可能有不同的民主传统。你在一个家长制、酋长制的部落国家嫁接投票选举，能行吗？显然不行。
中国强调发展是民主的基础，这很正确。后发国家首先得争取集体发展权利，这样才能参与世界竞争。
其实，不少西方学者从自己的国情出发，对西方的民主理论、民主现状多有反思。相比之下，很多没有民主传统的发展中国家却对民主有着狂热崇拜，认为本国发展不好的原因就是没有民主制。这更说明了美西方民主话语、理论霸权的根深蒂固。
民主当然是人类的共同价值。但如何实现符合自己国家的民主？我认为可以总结出几条规律：
一、民主制度要符合这个国家自身的文明、文化、国情，反之肯定失败；
二、民主进程需要以经济社会发展为前提，缓慢、渐进式的民主化成功可能性大，激进的变革往往失败；
三、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要成功，要让各国自己去追求，内生民主成功的可能性要比外加民主成功的可能性更大。
2019年11月8日，智利示威人群聚集在首都圣地亚哥市中心，引发持续社会动荡。图源：新华社
4、侠客岛：现在美西方面临严重的民主困局，选民极度分化，右翼、极右翼政客政党上台；社会撕裂、缺乏共识，只能把矛盾往外“甩锅”。一场“民主峰会”，能解决这些问题吗？
郑永年：的确，无论理论还是实践，美西方的民主模式都面临巨大危机。
美国以前很成功。二战后到上世纪80年代，是美国民主最风光的时候，推行凯恩斯主义，社会福利扩张，中产阶级占到总人口的60%-70%。
但风光掩盖了很多问题。80年代后期，新自由主义崛起，美国逐渐从中产社会变成富豪社会，绝少部分人口掌握了巨量社会财富，中产阶级大幅萎缩，现在在50%左右，整个社会滑向民粹主义。这些问题显然不是选举能解决的，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还有种族的结构性问题。
西式民主面临大问题。有本书叫《局外人的崛起》，讨论在民粹政治下，越来越多的“政治素人”上台，老百姓普遍对社会不满，进而厌倦传统政客的伎俩，就投票给传统政治的局外人，即所谓“政治素人”。尤其是互联网时代，有钱的、长得好看的、拥有某些技能的，都可能博得选民好感。于是，有的国家选商人，有的选足球运动员，有的选喜剧演员。
但治理国家这么重要的事，肯定要交给有经验有能力的政治家。你让一个“政治素人”去治理国家，能指望他弥合社会裂缝、推动改革吗？
包括西方民主中最自诩的“忠诚的反对党”，现在还有吗？“忠诚的反对党”存在的条件是精英选举。但现在借助互联网，极端声音最容易传播，各党派、政客的话语和行动不是为了大众福祉，而是为博取存在感、固化票仓，社会也随之陷入撕裂。
美国国会大厦遇袭后混乱场景（图源：美联社）
5、侠客岛：西方媒体和政客总是批评中国不民主，他们来来回回就是“一党专政”“威权政治”“独裁专制”等话术。您如何看待中国自身的民主发展历程和独特价值？
郑永年：对于中国民主的理论和实践，现在研究得还远远不够充分，我认为至少可以分3个层面分析。
一是“贤能民主”，就是“先选拔、再选举”，党内干部的培养、考察、任命就遵循这一原则。中国历史上有科举选拔，有异地任职、几年一动的“流官”制，这些传统制度都值得研究借鉴。“贤能民主”的目的不是为了选而选，选是手段，目的是选对人、选好人。
二是“协商民主”。西方人总批评一党制不民主，其实，只要作为政治秩序主体的“一党”搞开放政治、开放决策，其效果不仅不亚于多党，而且更有效率。中国现在也是复杂社会、复合经济体，利益多元，但我们有协商民主，中国的事，大家商量着办。
三是“参与民主”，这跟西方形成了鲜明对比。美西方认为，投票就是参与，就是民主，但在实际政策制定和运行过程中，重大法案、政策却只向利益集团开放，两党达成一致，国会就通过了。老百姓怎么参与呢？前些年中国搞《物权法》《民法典》，都是长达六七年的讨论，一次次征求意见，各个渠道公开征求。怎么能说中国的立法机构是橡皮图章呢？
美国现在很紧张，感受到了竞争压力。很多打压中国的招数都不管用：搞经贸脱钩，脱不了；产业转移回国不成功；失去了中国提供的大量物美价廉产品，通胀压力巨大；对华搞高科技封*，反而刺激了中国人自主创新的决心和力度。
整体上看，经过这几年博弈，美国对华的招数越来越少了，他想打“民主牌”，让他打就是了。以前新加坡的李光耀老被西方媒体批评，他说，我又不是西方媒体选出来的，我是新加坡人民选的，我对新加坡人民负责就好了嘛！
中国也是一样，中国共产党有中国老百姓支持就够了。面对美西方的民主鼓噪，我们坦然处之，做好自己的事最重要。
采访整理/绫波、九段
编辑/云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