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治病”“手术”，要付出代价，房子要一分为二，女儿要一分为二，曾经所有合二为一的东西都要一点点“锯开”。
房子是从意大利打球回来刚买的，三百多平米的一座房子，前后还有两个院子，这样的家，有树、有草，这种祥和安谧的氛围，是我梦寐以求的。
两年打球，我的膝关节动了三次大手术，才有钱买的房子，可房子还没住暖呢，我就离开去香港，到八佰伴世界明星队做教练工作，他和女儿虽然也一起去了香港，但生活毕竟动荡。而离开香港又回美国，我再也没有住进那座有前后院的房子，等待着我的，却是更剧烈的“动荡”。
让我感到最难分难舍的，不是房子、院子，是女儿，她还不满两岁啊……
面临着这样的难关，突然又接到回国执教的邀请，郎平举棋不定啊，心情同翻江倒海，无法平静，无论家事、国事，她都有“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结，家庭问题要处理，但国家的事也大。回国执教，毕竟不是一月两月的出差，更不是一周两周的的旅行，可以说走就走、说回就回的。
还有一个难题是，结束八佰伴世界明星队的执教后，郎平在美国已经有了几个工作合同，也为自己租好了房子，已经在慢慢地开始着、适应着新的、独自的生活，她也在慢慢地考虑着、寻找着今后的、更新的生活。
一切都在刚刚迈步，好像还没站稳脚跟，却又要猛地掉头——回国——执教，这可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变故啊。
把感情封闭一阵
1995年初，中国排协在老山召开全国教练会议，决定更换中国女排的主教练，大家也提了人选，又一次想到了我，于是，排球协会一个电传接一个电传地发到我工作的新墨西哥大学，球类司司长也给我发来电传，有一句话打动了我：“郎平，祖国真的需要你！”
确实，最后使我下决心的就是这句话。作为一个人，我们其实都很渺小，但是，当有人代表国家对你说：“祖国需要你！”你还能无动于衷吗？
那几天，劳尔总是玩笑地对我说：“我们的OFFICE都成了詹妮（郎平的英文名）的办公室了。”劳尔的态度很明确，她不赞成我回国，我们认真地交流过，她的想法很中肯：你在国家队那么多年，干得那么苦，压力太大，而且，你家庭情况不好，孩子那么小，你怎么能回去呢？你应该安下心，把自己的问题处理好，可以建立新的家庭，重新开始生活。再说，你还有那么多合同。这样大的牺牲值得吗？
劳尔是为我着想，她的分析有道理，这是一个朋友的肺腑之言。
这些利弊、得失我自己全都想到了。回国、执教，这个动作确实非同小可，也许会又一次改变我的生活和命运。而执教工作之多，也可想而知。但我更清楚，女排在中国人心目中有一种很特殊的位置，女排打球已经超越了排球、超越了体育本身。虽然，我离开国家队那么多年了，但大家还是想着我，在女排最困难的时候，要把这副担子交给我，我深深地体会到，这是一种信任和托付。
我也反反复复考虑：也许，正因为没有了家庭，心空出了一大块，应该有东西填补；也许正因为女儿还小，不懂事，我还可以抓紧时间干两年。
在反复考虑的时候，我脑海里时常会闪过很多“眼光”，像幻觉一样，熟悉的、陌生的、亲近的、遥远的，这些眼光渐渐地走进我心里，使我终于明白，怎样的“东西”才能填补我心里空出的那一块：为了这些“眼光”，个人作点牺牲值得，我应该去尝试。而且，我有种预感，如果决定回去，不会是一年两年，应该有思想准备：肯定不可能再有个人的生活了。要说“牺牲”，这是最大的牺牲，你得想好了？！
我想好了，决定回国。
当我把“决定”告诉劳尔时，劳尔笑了：“两个月前，你第一次来和我商量回国的事，那天晚上，我就和戴维（劳尔的克夫）说，你看着吧，詹妮肯定会走。”因为，劳尔发现，我一谈起中国女排，非常有感情，还是很依恋的。劳尔很恳切地对我说：“虽然，我不希望你走，你要为你的决定作很大的牺牲，但我尊重你的决定，能作为一名主教练去参加奥运会，这的确非常光荣。”
劳尔和新墨西哥大学排球队的全体队员为我开了欢送会，队员们专门去买了一套运动服送给我，因为，我又要重返中国的球场了。
新墨西哥大学体育部主任琳达女士，是个特好的老太大，她送我一张卡，写了很多祝福的话：我们在一起有过很多愉快的合作，我们会永远记住这些日子，希望你在中国的事业顺利，并衷心希望我们能在奥运会上为你加油，我们一定会去亚特兰大看你。
这一番充满感情的送别话语，让我感动，也让我难过，我在新墨西哥大学工作，和这里的同事、朋友相处得很好，生活在他们中间，我已经有一种如鱼得水的融洽感。
我虽然只是在一支大学的球队做助教工作，但也有不少固定的球迷，他们了解哪个队员哪天过生日，都会给她送礼物。有一个球迷，我们都叫她“老妈妈”，她家里有一种烘干机，能把菠萝烤成干，又香又甜，我特别爱吃，“老妈妈”知道我喜欢吃她做的菠萝干，经常会给我送来一些。
这一次，她也听说我要回中国做教练，就来劳尔家看我，我们正好出去了，“老妈妈”留下一大包菠萝干，还给我写了一张纸条：我知道你要走远了，要回中国了，就多做了些，你慢慢吃，经常想到我。“老妈妈”真是慈祥，我回国这么多年，每年生日都会收到“老妈妈”寄来的生日贺卡，从来没有间断过。
1996年奥运会，劳尔、琳达她们真的来亚特兰大看我，为中国女排加油。琳达说：“我虽然是美国人，对于中美比赛，我不作任何表示，我的心情会很复杂，其他比赛我都站在中国队一边。”
我也很珍惜和这些美国朋友的感情，所以，要离开这样一个给我友爱和温暖的生活环境，又要重新闯一番天地，摆在我面前的一切都是未知数。
选择走出家庭，又选择走回中国女排，一个紧接着一个，在我这一生中，都是最重大无比的选择啊。对，还是不对？值得，还是不值得？
别想那么多了，落子无悔，就看自己怎样地去“*出一条血路”了！
终于要走了，租的房子没到期，得付清罚金。比较难办的是，和新墨西哥大学排球队以及沙滩排球队解除合同，必然要赔款，这是个信誉问题，要支付一笔数目不小的违约金。
我自己没有经济能力，但也不希望由体委或排协承担，这会造成舆论压力。幸好，春节前夕，一向支持祖国体育事业的香港实业家朱树豪先生向袁伟民表示，愿意帮助我解决回国执教的困难，并要他在美国公司的律师立刻和我的律师接洽，很顺利地办好了有关手续。
剩下的就是打点我自己。那座房子、那两个院子，还有汽车，都留给他和女儿。车需要架起来，用帆布苫盖好。退了租用的房子，还要把家具搬回我们的房子里，我自己的一些书籍、衣服，全都存进劳尔家的仓库。
当我收拾完这一切，忙停了，我才发现，我这样的忙碌十多年，结果把什么都忙没了，属于我的，只有我自己和竖在我身边的两个箱子。
当然，在法律上，我还有半个女儿。女儿还在香港，他没告诉我，他们什么时候回美国。我们互相都在回避，一些有关法律的问题，由文件传递，那都是无声的传真。
要回中国了，一直就是那么远，我很想先飞香港看看女儿，但我不敢触动自己的感情，我得把感情牢牢地封闭一阵，因为，我马上要出师，等着我的是硬仗，肯定要干一番大事业，而且，这一走，是没有退路的，不管前面会遇到什么情况，也不管等待我的是怎么的命运，哪怕彻底牺牲了，我也义无反顾。
1995上2月14日，我离开新墨西哥州，劳尔送我到机场。告别时劳尔哭了，她紧紧拥抱我，还送了我一大把红玫瑰。
我是捧着玫瑰花上飞机的。
很孤单地坐在飞机上，郎平把脸埋在花里，看着一朵朵开得正艳的花，一阵很深很深的孤独感，像猛然袭来的一股冷空气，冲开了她“封闭”的感情，她禁不住流泪了，一颗一颗滚烫的泪濡湿了花瓣。这样大的一次转折，这样大的一段征程，没有爱人相送，更没有爱人陪伴，送玫瑰花的却是一位美国女朋友，以后，还会有人送她玫瑰花吗？
上飞机前，郎平北京的几个好朋友通电话，何慧娴、张蓉芳，她们都表示要去机场接她。她婉言劝阻：“我不愿意兴师动众，不想把风声搞得那么大，我希望大家把我回国执教的事看得平淡一些，就是工作，像所有的人一样，为国家尽力而已。”
坐在飞机上的十个多小时，郎平尽力调整好情绪，开始做训练计划。在美国时，中国排协已经把奥运会前的一些比赛日程电传给她，根据赛事，她要做个大致的安排。在这之前，她已经把自己的执教思想写成书面报告同样地电传给排协。
我不是神，给我时间给我空间
虽然，教练、队员都没有确定，但是，我对中国队的状况是有印象的。在八佰伴世界明星队时，和中国队打过五场比赛，这几年的大赛我也都看，我开始仔细地回忆一些队员的情况：她们每个人的特点，组合起来，这支队伍将会是什么风格，走怎样的路？
坐在飞机上写着写着、想着想着，我停下笔闭目养神，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大大的疑问：郎平，你胆子够大的，回去接这样一支队伍，你哪来的勇气？！但我绝不盲目、绝不冲动，我是三思而行。
2月初，我给排协写了一份书面报告，比较详细地阐述了我的执教想法，有一个基本精神：坚定信念，卧薪尝胆。
报告谈了五个问题：
一、 从零开始
新组建的中国女排必须认识中国女排的辉煌历史已成为过去，要立足现在，认真分析失利原因，承认落后，不甘落后，冲出亚洲走向奥运。
二、 一分为二地看待自己
新组建的中国女排首先要真正地看清自己的问题：技术不细腻，战术没特点，作风不过硬，不稳定。同时也要认识我们的优势和有利条件。压力和动力并存，有难度更有可能。
三、 狠抓作风，狠抓基本功
老女排的体会是：世界冠军是从每一堂训练课中走出来的。我们要从目前的低起点向高水平迈进，只有横下一条心，狠抓作风，狠抓基本功。
四、 严格遵循排球的规律
排球是一个集体项目，没有坚强的核心，就不可能取得集体项目的胜利。所以，要从难、从严地培养骨干、造就核心。
五、 看清世界排球的发展趋势，更坚定自己的路
世界女排技术、战术的发展有两个新的特点：一是在新的高度上更趋全面；二是女子技战术男子化。这两个特点反映了一个问题，对我们女子排球运动员的身体和协调性要求更高了。但在把握趋势的同时，我们必须走自己的路，更好地发挥中国女排快速、灵活、配合多变的特长，努力做到，人人有绝活，全队有特长。
对于回国执教的决定，虽然犹豫了两个多月，但是，我对自己完全有信心。对于一个集体项目来讲，根本的问题在于团结和凝聚力，而这个“根本”，可以由教练来控制，凭我多年的经验和我的人品，我能抓住这个“根本”。而且，我没有任何包袱，反正，现在我又是一个人，赤手空拳，干吧！
但郎平绝对没有想到，她的回国执教竟是1995年年初中国最大的一条新闻。她人还在美国，她的执教纲领，早已先声夺人地刊登在各大报刊上。而关于郎平哪月、哪天、哪个航班回到北京的确切消息，记者们已从美国航空公司那里问得一清二楚。
尽管，何慧娴、张蓉芳理解郎平的心情，也很尊重她的意见，果然没去机场迎接，但近百记者却早早地把机场的出口处围个水泄不通，中央电视台记者还扛着摄像机等在了机场内，打开明晃晃的照明灯，摄像机镜头早已“严阵以待”
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又在考虑训练计划，下飞机时，我有点晕晕乎乎了，头也没梳，稍微理了理，捧着那束玫瑰花跟着大家下飞机。走到机舱门口，我只看到机场上有那么多人，有扛着摄像机的，有端着照相机的，有举灯的，灯都打得特别亮，我还回头看，心想，肯定有什么贵宾坐在这架飞机上。
没等我想明白，这些人黑鸦鸦一片全冲我来了。好，我还迷迷糊糊呢，十几个话筒伸了过来，一个接一个地提问，我都不知道听谁的好，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前拥后挤的，我的脚都好像不沾地了，远远地，我只看了我妈和我爸一眼，他们就被人群挤没了，我也被两个警卫“架”到警卫室，海关都没过，只好走“后门”了。
后来，我听说，在机场的一些外国旅客看到这样的场面，指着我好奇地问：她是谁？我还听说，记者们还把我妈围上了，向老太太提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我妈什么也没说，她就惦着女儿有晕车、晕机的毛病，她对我朋友说：“这样真是难为了郎平！” 这就是我妈。
出机场的这一幕“欢迎架势”，把还在晕机的郎平惊醒了，她身穿一套白色运动服，像一团云猛地落到地上，意识立刻清楚：回来了，这就是大家对你的期望！郎平终于回来了，很多人长长地吐了口气，如释重负，好像心安理得地把这份压在心头的郁闷很信任地放到了郎平身上。
1995年2月15日晚到达北京，2月16日下午郎平和首都以及来自各地的新闻记者见面，并宣布上任后的三个目标：
第一、在1995年9月下旬的亚洲锦标赛上夺回亚洲冠军；
第二，在1995年11月初的世界杯赛上争取奥运会资格；
第三、在1996年奥运会上打出好成绩。
记者们争先恐后地提问，焦点明确，大家老想知道郎平究竟有什么“高招”，能带领女排在这样短的时间里“连翻三滚”，越出低谷？而更多真正关心体贴郎平的朋友和球迷，暗暗地在为她捏着把汗。有人甚至认为，郎平提出的三大目标对于滑坡不止的中国女排简直是个“神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