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中国心胜，很像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就像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使我们摆脱教条主义束缚，开启改革开放大潮；就像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我们摆脱发展理念紧箍咒，极大地解放生产力。
今天中国人民通过战疫而获得的心胜，使西方世界、西方模式、西方话语在大多数国人心中走下神坛，所以这场伟大的思想解放必将有力地推进中华民族走向世界经济和政治舞台的中央。”
范勇鹏：“从启蒙运动至今，西方的政治理念、政治价值观的生命力基本已经耗尽，对今天这个世界的问题已经提不出答案，对5G，新媒体，大数据这些东西，西方的政治制度已经没有能力来回应。
那么我们现有的这套东西，是不是一定就能够回应未来的挑战呢？我想也未必。但是我们有个好处，中国人讲究维新、改革，所以在改革过程中，我相信我们可以提出一种适应于未来世界的新的价值观、新的制度。这个东西我们没有必要纠结它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我们在乎的是它是适用于当代这个世界的，是适用于未来的。”
6月29日，在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第63期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范勇鹏教授，围绕中国心胜展开讨论。观察者网整理节目内容，以飨读者。
张维为：
不久前**谈到我们疫情防控的成绩时，他说我们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初步遏制了疫情蔓延的势头，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取得了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的决定性成果，对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这样的成绩来之不易。无疑这是一个震撼世界的成绩单，来之不易，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无数普普通通的中国人身上，展现出来的许多品质，这些品质体现了中国人所信奉的许多非常宝贵的价值。与世界范围内各国抗疫模式相比较，我越来越认为这些价值不仅是中国的，也应该是全人类的，它们应该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价值。
我们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一些国家抗疫溃败，极大祸害本国人民，但仍然以西方价值观为由，指责中国抗疫模式侵犯人权，侵犯个人自由。就这个意义而言，我觉得从这次中国人战疫过程中所体现的品格，提炼出一些对全人类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很有必要。不仅可以极大增强中国人民的价值观自信和文化自信，也可以为人类普遍价值做出中国人的贡献，同时形成对西方价值的压倒优势，形成一种价值观上的心胜。
首先这次抗疫中，我们提出“生命至上”“人民的生命高于一切”，这就可以成为普遍价值。通过中西方抗疫模式的对比，我们才发现，原来天天高喊人权和“普世价值”的那些西方国家，居然没有中国人人都懂的“人命关天”的理念，居然不认同“人民的生命高于一切”。我们不惜成本地抢救每一个生命，这是最感人的，也是最令我们国人感到自豪的。
疫情中，最令国人、乃至很多外国人感到震惊的是，很多西方国家，对老年人生命的漠视，以及一些国家提出的所谓“群体免疫”的概念，有些地方要求老年公民签署放弃治疗的同意书，有些医院根据年龄、是否有基础性疾病等状况打分，来决定是否进行抢救。养老院死亡人数在很多西方国家占到死亡人数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多。一些国家相当长时间内，根本不统计养老院的死亡人数。所以，俄罗斯《新观点报》4月15号发表一篇文章说：这些西方国家急速退回到真正的中世纪，这不光是指骇人听闻的医疗救助质量的问题，还指的是伦理道德规范的问题。
中国文化敬天爱人，尊道贵德，中国传统伦理价值观以家庭为本位，而非西方以个人为本位，中国人重视亲情，和睦、孝敬文化，渊源流长，中国人的生命观是整体性的，每个人都有童年、青年、老年，如何对待生命、如何对待老人，就是如何对待你自己，如何对待你未来的生命。早在2000多年前，儒家经典《礼记·礼运篇》中就提出：“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用今天的白话讲，就是人不只是敬爱自己的父母，不只是疼爱自己的子女，要使老年人能终其天年，中年人能为社会效力，儿童能健康成长，使失去配偶的老人、使幼年丧父的孩子、使老而无子的个人、使残疾人都能得到供养。我们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要求“尊老爱幼”，“使所有老年人能够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最重要的是，老中青三代都能够身心安顿，社会安定富裕，人人过上比较美满幸福的生活，是古人和今人的共同理想，这也是中华文明的血脉，五千年生生不息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在这次疫情防控中，中国人的这些价值观与西方国家的商业利益优先、社会达尔文主义、毫无人性可言的群体免疫理念以及放弃老人救治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无数中国人切切实实地感受到，生活在这个最尊重生命的国家，是多么幸运。对整个世界来说，还有比这更好的人权教育吗？连生命权都不尊重的国家，居然有资格给中国上人权课，这是国际玩笑。坦率地讲，中国民众都获得一种久违的价值优越感，使中国自信和文化自信获得一种新的境界。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第二，抗疫中，中国人民展示出的众志成城的团结精神，感动了无数中国人和外国人。我们再次发现，一旦国难当头，中国人“众志成城、共赴国难”的价值观，早已内化在我们的血液中。我们使用最多的词汇是“逆行者”，四万多医护人员第一时间奔赴疫区，召之即来，来即能战，战即能胜。其他国家很难做到，一是他们往往只有“一方”，没有“八方”，二是他们一般没有支撑中华民族团结精神的家国情怀。中国战疫过程中，展现出来的团结精神，再次感动了国人自己，也感动了世界。
我的好朋友，英国学者马丁·雅克说，中国人的团结，这种精神发自内心，是骨子里的一种精神。我特别想提及，这次战疫中，年轻人所展现出来的那种“国家有难、冲上去”的家国情怀。这次逆行的医护人员中有近一半都是90后，他们有一句话感动了无数国人：2003年非典的时候你们保护了我们，今天轮到我们来保护你们了。整个疫情期间，我在上海，我说过很多次，今天的上海是一个比今天的纽约更现代、更发达、更普遍富裕的城市。但国家遇到劫难的时候，我们的年轻一代照样第一时间冲上去，涌现了无数的逆行者。在一个开始普遍富裕起来的社会，年轻人还有这种众志成城的团结精神，一种为了他人可以冲上去的精神，令人感动之至。
相比之下，在许多其他国家，特别西方国家，社会是分裂的，除了党争不断之外，民众不相信政府，个人权利至上，政府不关心人民，人人只顾自己，当然整个社会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们也看不到西方国家之间，或者西方国家内部的团结精神，美国已经成了世界上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但是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各州州长抱怨采购的医疗物资被联邦政府劫走。在马萨诸塞州，政府负责人拨款为医护人员提供大量个人防护设备，但就在物资即将抵达时，被联邦政府控制了这些物资。 这样的国家要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抗疫，怎么可能？所以中国人的团结精神，也赋予我们价值优越感。
第三，中国人展现出来责任心，中国人对家人、对他人、对社会、对国家、对世界，都有绝大多数西方人难以企及的责任感。在西方社会，不要说十几亿人，哪怕要让一个小区的人宅在家里或者戴上口罩，都是相当不容易的。因为个人权利至上的文化深入骨髓，西方自由民主主义的核心概念，也就是所谓普世价值的自由观，这次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当疫情在中国暴发的时候，西方政府和媒体都对中国采取的“限制外出”、“封城”等管控措施横加抨击，认为“违反人权，侵犯个人自由”。当新冠疫情在西方蔓延，造成重大代价之后，西方政府也不得不推行类似中国的管控措施，但很多民众继续以“人权自由”的名义，谴责他们政府颁布的举措。很多民众继续行使个人自由的权利，自由外出，自由聚会，多少西方国家民众搞不负责任的新冠病毒派对，走上街头抗议禁足令等等，一些所谓的公民社会组织以人权自由的名义，抗议政府要求佩戴口罩的命令。传说中的西方公民社会的自治能力，显然违背了多数公众的利益。
西方思想界虽然多数人还是固守自由主义，但也有人开始质疑过度的“自由”了。《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就说，世界上应对新冠肺炎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严厉社会”，一种是“松散社会”，严厉社会应对疫情的效果，大大好于松散社会。“只有严格的规则和秩序才能拯救生命”，他认为“松散社会”似乎有更多的自由，但应对灾难的表现实在不佳，导致大众利益受损，所以他呼吁美国，要从“宽松”变成“严厉”，要对“宽松”的程序设定做出巨大的修改。“越是让我们的文化变得严厉，越是能够让人们的钱袋子变得宽松，我们的社会通过疫情后才会变得更加强大、更加友好。”他希望这场疫情大流行能够“彻底改变美国的文化和美国的政治。”
确实，新冠疫情挑战着人类的健康，同时也挑战着人类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理念，在这场挑战中，西方最引以自豪的自由主义，从理念到文化，到制度安排，到实践，都受到严峻挑战。
中国人崇尚自由和自律的统一，权利与责任的统一，这种重视责任的价值观，既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延续，也是一种非常具有真正现代意义的精神，中国人尊重自己，也尊重他人，尊重生命，尊重科学，相比之下，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绝对化的西方国家，这次承受了巨大的生命损失。经过这次劫难后，我希望西方有识之士能够反省西方文化中这种许多极端化的倾向。从中国人的视角来看，个人权利至上的文化将无法适应未来社会的挑战。
第四点，就是这次抗疫中，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价值观，得到了比较好的体现，某种意义上这是中国人责任价值观在国际交往中的体现。全球蔓延的疫情，以一种突如其来、更为直观的方式，让人们更加真实地感受到了各国命运休戚与共，互相紧密相连。疫情是人类共同的灾难，国际社会本就应该团结一致，共同应对，一起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来进行全球的合作抗疫，这才是人间正道。
但一些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不愿意承担国际责任，只想着美国优先，最近又退出世界卫生组织，自己战疫溃败，丝毫不反省自己的责任，而是急着甩锅，甩锅中国，甩锅世卫组织，甩锅媒体，甩锅各州州长，这样的治国理政水平不走衰也难。其实回头看，如果美国能够按照世卫组织要求去做，疫情防控不会如此之溃败，如果能够按照中国标准去做，就可以做得更好。病毒没有国界，不分种族，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国际社会只有形成合力，才能战而胜之。
过去我们讲“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的是我们要有一种自觉的努力，大家一起推动建立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但这次疫情袭来，我们突然发觉，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或者说是某种“命运共同体”的感觉，已经变成一种客观的存在，一种自在的存在。请大家注意，**在3月12号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电话的时候讲了这么一番话，他说：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再次表明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这样的重大突发事件不会是最后一次，各种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问题，还会不断地带来新的考验，所以国际社会应该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守望相助，携手应对风险和挑战，共建美好地球家园。我认为这种“命运共同体”的这种自在的存在感，可以成为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宝贵的基础。从长远历史发展趋势来看，各国形成某种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最终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可能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是人间正道。
美国特朗普政府声明要退出世卫组织
最后还想讲一点，这次抗疫过程中，“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性”在中国得到充分体现。可以说中国人从“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出发，拥抱新工业革命，拥抱信息文明，某种意义上正在重新界定什么叫现代性。5G、AI（人工智能）、基因技术，整体信息水平等等，在中国都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这是全球最大规模的宅生活、宅工作，中国人的体验完胜所有西方国家，背后是中国这些年社会生活基础设施的整体信息化水平领先世界，中国是世界唯一做到“一部手机、全部搞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产业链最完整的国家，和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
“以人民为中心”，源于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源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与西方许多国家把高科技技术，特别互联网政治化的做法截然不同，“以人民为中心”，使新技术发展在中国获得了世界最大、最广、最深的应用市场，使人民感到巨大的获得感，使企业获得了无限的商机。我们从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出发，以信息文明的眼光来看待信息文明，而不是像许多西方国家那样，以工业文明的眼光来看待信息文明，我们认为信息文明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潮，我们需要顺势而为，趋利避害，在发展的过程中解决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让工业革命最大限度地服务于人民。
世卫组织此次高度肯定中国的抗疫经验，它认为是创造了世界抗疫的新标准，这本身也隐含了对中国价值观的肯定，如果没有这些价值观，就不会有中国创造这些新的标准和新的标杆，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国今天正在以某种形式重新界定现代性。大家知道现代性过去一直是西方的专利和特权，但随着中国抗疫模式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肯定，这意味着新的现代性开始涌现。
一个21世纪的现代国家，它的政治制度，就是要具有迅速反应的能力、领导指挥的能力、综合协调的能力、社会动员的能力，否则它的国民就无法享受真正的、完整的自由和人权。同样，一个21世纪的现代国家，它信奉的价值观就应该包括“人的生命高于一切”，就应该是精诚团结、自由与自律的平衡，就应该相信人类命运共同体，相信“人民为中心的现代性”等等，否则就很难被看作是一个真正意义的现代国家。
中国已经和世界融为一体，向世界介绍中国，我们不能满足于各种分散的中国元素，如功夫、旗袍、绿茶、茉莉花等等，这些很重要，但是不能分散地去讨论这些问题，我们要更注重整体的、深层次的、精神层面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特别是我们崇尚的一些价值观。
我刚才讲到的这些中国抗疫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中国价值观，弥足珍贵，这些价值观的背后都有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基因和强大的现代意义，我想对整个人类精神文明都是宝贵的贡献。这些中国人的价值观非常有利于我们摆脱长期以来许多西方价值观对国人的影响，解构西方所谓的道德优越感和价值观的优越感，形成自己道德上的一种心胜，使我们不只是平视西方价值观，某种意义上还可以俯视西方价值观。这不是傲慢，而是实事求是，我们发自内心认为，中国人这些价值观比西方人崇尚的许多价值观，更具有人性，更符合人类的整体利益，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有中国文化的基因，也属于整个人类。
为了便于对外交流，我刚才讲的这个五种价值观，也可以用一些英文关键词来提炼一下，比方说“生命至上”，可以用英文“Life”一词来提炼，“团结精神”可以用“Unity”，“责任心”可以用“Responsibility”，“命运共同体”可以用“One human community”，“人民为中心的现代性”，则是“People-centered modernity”。
中国人的叙事应该进入理念层次，文化精神作品要文以载道，这些中国价值观及其对人类的普遍意义，可以打动我们自己，也可以打动世界上很多人，成为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宝贵贡献。当然，体现这些价值的文化产品和精神产品，一定要做得有品位、有温度，有国际视野，就像《这就是中国》这个节目这样，唯有如此才能达到比较好的效果。
我还有一种感觉，中国的这种心胜，很像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就像1978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使我们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大潮。就像1992年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我们摆脱了发展理念上的紧箍咒，极大地解放了中国的生产力。今天中国人民通过战疫而获得的心胜，使西方世界、西方模式、西方话语在大多数国人心中走下了神坛，所以这场伟大的思想解放必将有力地推进中华民族走向世界经济和政治舞台的中央。
今天就谈这些，谢谢大家。
范勇鹏：
大家好，刚才张老师讲了中国心胜所依赖的价值观，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源头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文化，第二个源头就是非常悠久的人本主义文化传统，二者的结晶形成了我们的价值观体系。
我今天举两个例子，跟大家讲两个字，第一个是“人”字，张老师刚才也特别强调“以人为本”。西方文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是一个神本文明，以神为本，现代是一个资本社会，这里面很有意思，你发现有神、有资，但是唯独没有人，包括近代欧洲启蒙运动，人从宗教、神学的阴影里面解放出来以后，很快又掉入资本主义火坑，始终没有实现真正的以人为本。所以这次西方很多国家搞群体免疫，一点都不奇怪。
何尊铭文上的中国(红线标记)二字，图片来自宝鸡新闻网
中国的人本主义是从哪儿来的呢？我觉得它是长期历史经验的一个产物。历史经验里边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长期大规模定居，今天很多民族性格，崇尚平等、勤劳节俭、爱好和平、规划未来、居安思危，家庭喜欢储蓄，喜欢在孩子教育上投资，都与此有很大关系。
我们发现的一些重要文物，比如周成王的何尊，上面有一句铭文“宅兹中国”，就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写照。人们在一块土地上生生不息，世世代代在这儿生活，安土重迁的观念强大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的科幻作品都要背着地球去流浪。
这种定居文明产生了什么特点呢，就是不同的代际之间，会产生一种空间联系。简单讲就是祖祖辈辈是在一块土地上生活过的，产生了祖先崇拜。因为祖先曾经是活着的人，去世了，变成鬼神，所以人能变成鬼神，就打通了人和神的界限，这是我们产生人本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切入点。人本主义体现在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从古到今，中国人讲人命关天，这是我们文化和道德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今天抗疫中，中国和西方最大的一个区别。
从定居的传统，还产生了一种大同观念。比如早期，每个家、每个国，因为祭祀自己的祖先，推而广之到别人的祖先，所以就产生了同理心、宽容心，最后就是大家熟悉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基于这种祖先崇拜，产生了“兴灭继绝”的观念。比如周取代商之后，把尧舜禹商的后人，同样分封。在中国实现大一统之后，看起来好像兴灭继绝没什么实际性意义，但是这种精神在中国文明基因里边一直流传下来。比如历史上的正统王朝，从来没有侵略周边小国，甚至还要帮助周边国家平定动乱。孙中山曾在一篇演讲中讲道，济弱扶倾是中华民族的天职。大家想想这四个字，济弱扶倾其实和兴灭继绝是高度呼应的，反映的是中国人骨子里的一种正义感。从新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今天的互利共赢，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有这些理念背后，都是非常深厚的人本主义精神。中国对全球抗疫的大力支持，也反映了这种文化。
第二个字是“公”。一位日本历史学家，沟口雄三，他写了一本书，开篇就说，中国的“公”字和日语里的含义不一样，在中文里边很早就产生了两组含义，第一组是指公共性、公平性，第二组是指公共的场所、建筑，后来就演变为国家、君主这些统治机关的代名词。在日语里边，公字只有第二组含义。这确实是我们很独特的一个东西，我们很早就提出“天下为公”的观念。
西方政治从古到今，都是以私权为本的，特别是罗马帝国解体之后，欧洲从封建制度过渡到近代资本主义，其实是从封建的私权过渡到了资产阶级的法权，仍然是一种牢不可破的私权为上、“天下为私”的体系。直到今天，我们看西方法律体系，仍然是以维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为最高原则。
欧洲国家都是到了近代，相当于明朝末期，才开始陆陆续续走出封建时代。像章太炎，他很早就发现，西方的制度是“非承封建末流弗能”，像代议制、多党制、联邦制、自由主义、宪政等等，去挖它的历史根源，都是从封建贵族政治里边产生出来的。
在世界各文明里边，中国是最早走出封建时代的，所以也是最早产生公共性追求的文明。跟所有的民族一样，我们也经历过非常漫长的私权政治阶段，像周代封建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秦的统一，开始了消除封建制度的过程，就是政治制度演变的逻辑在中国文明里边产生了“天下为公”的制度发展方向，此后两千年，始终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新中国建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天下为公的时代。这次疫情又一次彰显了我们天下为公的制度和文化，显示了我们的公有制，我们的公共事业，包括心理上、精神上的公共性的力量和重要性。这次疫情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启示就是，未来的改革和发展，显然应该继续向着天下为公的这个方向努力，去追求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大同梦想，去追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谢谢大家。
圆桌讨论
主持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刘伯承将军有一句著名名言，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我们这段时间也一直在观察西方抗疫的状态，是不是也属于五行不定、不清？
张维为：这次美国疫情防控，从一开始，至少在两个多月时间内，根本就没有想打这么一场抗疫战争，这是它最大的问题。可以说它轻视，也可以说它无知，反智。
这就可以用到刘伯承这句话了，没有知己知彼。背后就我讲的，太傲慢了，不光是文化傲慢，还有政治傲慢，他么觉得中国这样做，一定是集权专制，中国这么落后的国家，也能做到这个水平——除武汉、湖北以外，致死率连1%都不到，那美国这么好的医疗水平，肯定要比中国做得好，所以导致现在的结果，真的荒腔走板。
主持人：从西方抗疫来讲，我们如果说是中国心胜的话，它们是心什么呢？
范勇鹏：我觉得叫心乱比较好吧。就像刘伯承将军这句话，从这五个方面对比了一下美国倒蛮有意思的。第一条就是任务，我们中国人特别讲究做问题要提纲挈领、纲举目张，你要知道我要解决什么问题，美国这次的乱，就是体现在从一开始到现在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重心放在哪儿，就犹豫，是保股市还是保人命，所有的目标是冲突的，所以是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第二就是我情，美国人应该对自己的医疗储备、物资、联邦权、州权互相之间的权力关系很清楚，所以它应该能预想到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
第三敌情，倒是有一个客观情况，我们中国研究院的杂志《东方学刊》，这期刊登了王绍光教授的一篇文章，他就讲深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从管理学上来讲，决策有很多不同的条件，那么这次新冠疫情绝对是深度不确定，但即使在这个情况下，中国在信息、统计、举措上，对敌情是有一个从不确定到逐渐确定的过程，而美国就显得非常零乱。
主持人：他们到底有没有意识到价值观的力量，其实这种隐形力量在背后起非常大的作用？
张维为：我觉得特别重要，心胜，实际上是金一南将军提得比较多的一个概念。我之所以很喜欢这个概念，就是我们在跟西方话语交锋时，我老讲你一定要自信。因为西方对你进行话语攻击的时候，它是自信的，它可能出于宗教原因，可能是意识形态原因等等。但是，我经常说，一点就破，不要害怕，可以向它亮剑。背后就是你也有信心，你有你的价值观，我有我的价值观，两个价值观都可以存在，但是如果你要把你的价值观强加给我，我说对不起，我这个恐怕比你这个更好，经过交锋之后才能更好的交流。
西方对你的价值观或者整个抗疫进行攻击的时候，它从它的价值观出发的，怎么可以违反人权呢？怎么可以把人限制在家里？为什么要强迫人家戴口罩呢？这就是从个人主义权利绝对化的价值观出发的，那么你要给它解释，你有这样的自由但是你也有责任，这是中国人的价值观。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好的经验总结，因为背后是我们的伟大实践都是有价值观的，心胜之后，会产生真正的自信心。
英国剑桥大学政治和国际研究系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
主持人：西方世界是否能够真正的认识，这次我们在抗疫中，做的那么多事情，背后是我们真正的价值观，这个力量它们有没有感受到？
张维为：我自己感觉是这样的，对中国真的有点了解的人，比方马丁·雅克这样的学者，他是发自内心地佩服。他在伦敦就说，哎呀，要是现在在中国就好了，但现在在伦敦，怎么办？不过，大部分西方人到现在为止，还是嘴硬，就是不愿意承认中国的成功，背后是他们的价值观还是放不下，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博弈的过程。我们过去讲过很多次，如果你看不到中国价值观的意义的话，最后受损失的是你自己。
范勇鹏：就高处不胜寒嘛，这个层次不是那么容易上去的。比如第一层系统思维，西方人特别擅长因果思维，遇到一个问题，就去解决这个具体问题。中国人从我们老祖先《易经》开始讲究系统思维，当然近代西方科学家，也提出了非常先进的系统理论，但是在实际应用里边，中国人更擅长。这次武汉抗疫，如果把它比喻成一场战争，就特别像一个围点打援，我们共产党在战争史上、革命史上常用的一个手段，其实背后就是系统思维，我不是解决这一个问题，我要有一个总体框架，把所有这个系统问题能够解决掉，针对什么样的问题用什么样的手段。
第二就是对立统一，比如我美国人一开始就心很乱，究竟要什么，这个也想要，那个也想要，其实有些东西放在对立统一的角度来看，不是互相矛盾的。有一个西方学者研究过西方思想的根源，他发现古希腊人有一个习惯，谈什么问题都喜欢提出两个相对的概念，然后往两端去推，推到极端，展开很多逻辑演绎。这对训练思维是有好处的，但是做事情不是那样子的。
这次，我们是要保人命，生命第一，我们也要保经济，但如果抓到重点，把人命保住了，经济就恢复了，所以现在我们经济完全正常了，但美国还是陷在泥潭里边。
第三点就是我们的举国体制，这一点我觉得是即使西方人明白，也很难做到，一是我们有长期的历史传统，再一个是我们的党在革命和战争建设过程中积累的重要经验。但是，要让美国人打人民战争，好像感觉怪怪的。当然我们相信它的制度里边有有用的东西，能够应对疫情。
主持人：张老师说了两个字叫嘴硬，一方面可能在言语上，议题设置、舆论上，另一方面是具体行动上，前段时间白宫出了长达几十页的一份报告《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在这份报告当中，明确承认过去几十年的和平演变、接触已经失败了，接下来要进行明确施压，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多个维度进行，以前可能是渗透式的，那现在提到桌面上来，这会给我们造成多大压力？
张维为：我读了这个所谓战略报告，感觉今天美国好像没有真正的一流、二流战略人才了，至少是没有参与到这个决策中来，可能在其它一些学界什么的有，但是没有融入政府决策系统。看得出来，他们没有一个整体的战略思考。你究竟要把中国怎么样？提出来在经济、价值观、国家安全、军事方面跟中国遏制、抗衡，那么如果你抗衡不住怎么办？它没有这个规划的。
范勇鹏：我觉得这个所谓战略，更大程度上就是一个甩锅借口。我听到了一个说法很有意思，有一些朋友说，中国政府特别像直男，有时候女朋友就是发泄发泄，未必要解决问题，但是只要美国一发泄，中国政府就去解决问题了，但是自己也很累，问题都解决好了，有时候还不招人欢心。而美国政府就特别像渣男，平时哄你高兴，各种漂亮词说得一套一套的，但是出了问题就甩锅。
我刚在网上看了一篇文章，讲智商高的人不快乐，其中第一条原因就是智商高的人容易自省，总想我是不是哪做错了。中国人很习惯于思考，我是不是哪错了，我要去改进。但是，从这个战略报告看出来，美国人遇到问题后，不去想我哪错了，他总想你哪错了。前段时间美国发生*乱，总统就发一个China，他也不讲具体原因，就先找一个锅甩出去再说。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战略界，在过去大概十年以来，没有产生特别有头脑、特别有战略能力的战略家或者思想家，其实也反映了它整个制度、文化在走下坡路。
主持人：所以尽管它可能会在全方位对我们施压，来进行所谓的遏制、制裁等等各种各样的手段，我们当然也要严肃对待，但是用两位的观点来说，就不用那么害怕和紧张，对吧？
张维为：我们过去讲战略上藐视我们的对手，战术上重视我们的对手，现在我可以加一句，战略上彻底藐视我们的对手。
问答环节
Q1：三位老师好，我叫徐珏，现在是一名大一的在校生。我学习的是新闻传播专业，我有一个问题，5月24号，CNN记者向外交部部长王毅提问，有人觉得现在中国的外交越来越咄咄逼人，甚至有媒体称其为“战狼外交”，我想请问一下，是不是中国已经放弃了韬光养晦的原则？三位老师怎么看中国新时期的韬光养晦。
张维为：我先讲韬光养晦，我记得去年1月7日我们做《这就是中国》第一期，就讨论这个问题，我当时打了个比方，你已经长成姚明的个子了，还想躲在潘长江后面，这是很难的。就跟现在华为5G到这个水平了，你说我没有这个水平，我只有3G水平，没人相信。所以你的利益已经覆盖全世界了，你不自己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谁来保护你的利益？
至于我们外交被一些人或西方媒体描述成战狼外交，他们当然是带有贬义的，我觉得这个就是你心中有数就可以了，总体上中国外交现在变得更加坚定，更加自信，非常好的事情。要让西方习惯起来，我老是说，要给他们立规矩，包括给美国人立规矩。当时外交部发言人在推特质疑美国疫情的很多问题，我们当即表示坚决支持，这是一种坚定自信的外交。上次驻英大使刘晓明讲得挺好，他说什么叫战狼外交？因为世界上有狼啊，你要跟狼做斗争啊，所以对这样的人讲话要讲直白一点，否则他听不懂。
范勇鹏：我个人感觉，韬光养晦这句话不完整，后边还有四个字叫“有所作为”。如果你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其实今天并不存在是不是抛弃了韬光养晦这个问题。
因为韬光养晦表达了几个核心观念，第一当时中国*提出这个话，是我们要集中精力发展好自己，今天这一点显然没有变，我们还是要集中精力发展好自己。第二点，当时有一个背景是国际风云突变，意识形态斗争很厉害，*的意思其实就是不参与争论，不去参与那些麻烦，今天我们还是不去参与不必要的口舌之争，我们是在讲自己的故事，在做自己的事情，你要不要抱着冷战思维，那是你的问题。第三，反映了中国的一个政治智慧“克制”，国家行为、国家政策要有一种基本的克制，这对于一个国家来讲是万古长存的，任何一个时代，你使用自己力量的时候都需要克制，所以这个基本的精神也是没有变。
那么变的是什么呢？变的就是同样有所作为，我在不同的时期，用不同的方式来作为。我们今天叫奋发有为，就是在有为的方面更侧重一些，所以用比较完整、综合的这样一个方式来理解，就不会提出是不是抛弃韬光养晦这样的问题了。
Q2：我叫李东哲，是一名大二的在校生。范老师您曾经有一期节目说过，西方给自己设立了反权威人设，把政府和人民对立起来，但从不考虑这种对立和反抗之后的新秩序建立，这次疫情，很大程度上向西方和其他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展示了中国的制度优越性，那么未来，我们是否会在国际上引领一种新的政治思想上的新秩序？如果是的话，我们又该怎么做呢？
范勇鹏：西方政治思想，背后有一些潜在原则，比如对权威的警惕和怀疑。今天美国在抗疫，黑人*乱里边，就能反映出它确实有很多方面在国家能力上是有缺憾的。就像张老师刚才讲到的，美国在有些方面变得越来越像中世纪了，那种权力分散、虚弱无能的状态。
至于西方的这套政治价值观是否已经*，我们将来能不能提供一套替代性价值观，这个我个人是比较乐观的。因为从启蒙运动至今，可以看到西方的这套政治理念、政治价值观的生命力基本已经耗尽了，对今天这个世界的问题已经提不出答案了，像5G，新媒体，大数据这些东西，西方的这套政治制度已经没有能力来回应了。那么我们现有的这套东西，是不是一定就能够回应未来的挑战呢？我想也未必。但是我们有个好处，中国人讲究维新、改革，所以在改革过程中，我相信我们可以提出一种适应于未来世界的新的价值观、新的制度。这个东西我们没有必要纠结它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我们在乎的是它是适用于当代这个世界的，是适用于未来的。
张维为：我就补充一点，要不要以中国思想来引领这个世界，我觉得至少可以从这个层面来讲，就是西方的智慧肯定是不够用了，所以我们东方要大胆提出自己的智慧。我去年在香港做过演讲，后来到澳门也讲这个观点，就是提出中国理念，英国人根深蒂固的是Divide and Rule，分而治之，国内这样，世界上也这样的，就把你分好的、坏的、反民主的、热爱民主的等等，后是为了控制。我说，中国理念不是这样的，中国是Unite and Prosper，团结繁荣。我觉得类似这样的理念，会逐步构建出来，可以形成一整套东西，经得起历史检验，我们可以在任何地方、跟任何西方学者辩论都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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