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远远看到过，被确定超生的一户人家，家里的电视机、收音机被查抄，粮仓里的粮食也被搬走。
不过，当时的农村几乎家家户户都超生，两三个小孩都算少的，经常都是四五个。所以，“老鹰”来抓“小鸡”时，多数时候都会有人发出预警。实在来不及发出预警，突然被查抄的人家，一般也会嚎啕大哭。
总之，一般出现这种状况，家里的大人，就会赶紧把超生的小孩藏在家里隐蔽之处，或者是农田深处。
我老家不少的90后，在童年很长一段时间就是这样度过。不少人，甚至到上了学，也没有户口。
一直以来，都有不少媒体解读说，农村人“疯狂”生小孩，原因是农村夫妇在用最小的成本豪赌“只要有一个小孩翻身，全家就翻身了”。
直到现在，还有不少类似评价，越穷越生，越生越穷，不可能翻身。甚至有人说“活该”、“可悲”。
这种言论，或多或少还是在以“肉糜”之心度“棒子面”之腹。
太远的事就不说了，就拿解放初期来说。当时全国平均寿命仅35岁，孕产妇死亡率高达1500/10万，婴儿死亡率高达200‰。
平均数，只是平均。相对于医疗条件较好的城市来说，农村的情况更加不理想。
我小学同桌的奶奶，一共生了7个孩子，由于营养、疾病、意外等原因，最后活到成年的只有3个。在我认识的老一辈人里面，生下四五个、五六个孩子，大有人在，但是全部都养活到成年的，并不太多。
粪叉、石磙、栓子、栓柱这些名字很难听，却在农村很常见，主要是农村人面对不可控命运时的心理寄托，希望能把孩子的性命“拴”在人间，希望孩子能像那些低贱的东西一样顽强、牢固。
直到现在，农村姓刘的人，也特别受人重视。很多其他姓氏的农民，都希望自己家的孩子能认一个姓刘的人当干爹，借此希望把孩子“留”住。毕竟，过去很多农民不识字，刘和留，对他们来说并没有分别。
毕竟，没有哪个农村人敢保障自己只生一个孩子，就一定能把这个孩子健健康康养到成年。
直到现在，全国平均寿命已经超过78岁。广大农村地区的平均寿命，也只有大概68岁。农村的婴幼儿死亡率还是高于城市。
除了人均寿命、婴幼儿死亡率等问题，农村人对于生孩子、尤其是执着于生儿子的部分原因，就藏在那句著名的宣传口号中——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时代有什么不同了？
笼统来说，就是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转变。
这个时间节点，可以粗略画在1984年到1993年。在此之前，国内的工业水平，和当时农民的营养、医疗水平差不多的低。
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工业落后，城市中是没有“农民工”的工作机会的。
早在1953年7月，中央政务院就发布了《关于制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紧急通知》，这也就是小品中“盲流”一词来源。
到了1958年，《户口登记条例》出台之后，城市中所有生活必需品与供应票证挂钩，供应票证与户口挂钩。这就意味着，没有城市户口，就无法在城市中活下来。
因此，直到1970年代末，几乎没有农民可以“盲目流入”城市。《超生游击队》播出的1990年，依然如此。
直到1993年，“粮票”才正式停止流通。
这也就是说，过去很长一段历史，国内的农民仍然和古代的农民一样，只能务农，没有别的出路。
而在一个工业不发达的社会的农村地区，人口，就是第一生产力。尤其是男人，和牛、马一样，对于农业文明来说，都格外重要。
你连城市都进不去，没有融入工业文明的机会，怎么可能靠多生孩子翻身？
生存，是文明的第一要义。
农村多生孩子、多生儿子，就可以创造更多农业生产力，挣更多的“工分”，尽可能保证一家人不被饿死。
甚至，过去，农村女孩经常出现“扶弟魔”现象，也并非所谓的“畸形”心理。
农村的婚姻，是不太能上升到“爱情”这个词的。不少人都是因为“老大不小了”，在父母催促下，找个家庭条件差不多、年龄差不多的，就一起过日子了。
就像马有铁和曹贵英，两人在一起，并不是自己选的。
男女双方，往往谈不上在正确的时间遇到正确的人，顶多是在不那么错的时间遇到不那么错的人。
女方在婆家的地位，一方面取决了男方个人品质。一定程度上，还取决于女方的婆家有几个兄弟，她的兄弟们处在什么样的社会地位，以及女孩与兄弟们关系好不好。
真实的柴米油盐，有时候就是这么的不美好。
故事的转折发生在1984年。这一年，全面放开了包产到户，农民不再为了挣“工分”而劳动，主观能动性得到释放，粮食产量快速提升。
1984年，全国粮食产量超过8400亿斤。这是建国以来国内粮食第一次过剩性供给，第一次实现全国范围吃上饱饭。
然而，由于供给过剩，粮价开始下跌，“粮贱伤农”促使越来越多的农民改变“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宿命，通过收割机、播种机等机器，把自己从农田中“解放”出来，进城务工。
尤其是，深圳等走在改开前沿的东南沿海地区，就成了一代代“农民工”的绿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