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现在，我们村的年轻人外出打工，首选的还是深圳、宁波等地，这些地方至少已经见证了村里两代打工人。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农一代”外出之后，都有能力留在城市。
不少人，完成在城市发光发热之后，还是会回到老家结婚、生子。他们的孩子，在农村长大，很大一部分还是会重复父辈的命运，成为新的“农一代”。
和父辈相比，新一代的生育观念、人生轨迹，都没有太多变化。
因为疫情，我有三年没回家了。这几天，和同村的发小聊了一下。
村里，和我同龄的新一波的“农一代”们，这些年基本都已经结婚生子，并且，普遍都生了两三个孩子。生四个的，也并不罕见。
毕竟，老家养孩子的成本，并不高。小孩上幼儿园，一个学期1900块钱。等上了小学，就可以接受义务教育了。
不过，我们村也有不少的同龄人，童年时，会辗转于老家和父母打工所在城市，两处求学。或者，像我一样，家里砸锅卖铁也支持上大学、经历过“工业文明”的人。我愿称之为“农二代”。
我的很多表兄弟姐妹、高中和大学同学，就和我一样是“农二代”，他们也基本都受过高等教育。
如今，他们大部分人都在老家所在的城市、毕业学校所在的城市，找到了稳定的工作。他们一个月的收入，比我们父辈种地一年的收入还要高。
可以说，这些“农二代”是比较幸运的，由于受过教育，饭碗不再绑定在土地上，踩着农耕文明的父辈肩膀上，迈进了工业文明。并且，这些人从小感受着多子女家庭氛围的美好。
我所认识的“农二代”们，普遍已经结了婚，普遍生了2个孩子。很多人追求的都是一儿一女。生一个的很少，生3个的也不多。
我所认识的人之中，生育*最低的是“漂族”和“工二代”。
漂族很好理解，自己还是游离于城乡之间的无根之萍，在买房定居并存有一定存款之前，很难有决心和勇气生个孩子。
所谓的“工二代”，可以视为最早的一代工业人口的后代。“工一代”一般也是来自农村，也有很强的生育*，不过，很多人是由于工作压力大，或者超生了就会丢了“铁饭碗”，才选择只生了一个。
相比之下，“工二代”虽然起点更高，但是他们从小就知道所有一切生活必需品的成本都很高。如果不是拆迁户，他们很难靠自己买房安家。
我认识的很多“漂族”和“工二代”，一般都晚婚、晚育，甚至很多选择不婚、不育（丁克）。
因为生孩子成本真的太高了。
央视新闻在2021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一个孩子从出生至18岁的平均养育支出已占家庭支出的一半以上。
苏宁研究院的相关报告预估，养一个孩子从0岁到大学毕业，保守计算也需要46万元。由梁建章、任泽平等人设立的“育娲人口研究”发布的《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2版》更为详细：
我国家庭0-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48.5万元，其中城镇家庭约为63万元，农村家庭约为30万元。
其实，在城市里生养孩子，成本往往比统计的数据更高。毕竟，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城市里的房子，靠孩子自己是很难在婚前购买的。
而农村家庭生养孩子，却有很多成本是可以“打折”的，比如孩子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看护，是不用给钱的；比如孩子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之间的书籍、文具、衣服、玩具等都是可以流转的，也不用给钱；大一点的孩子给小一点的孩子辅导也是不用花钱的……
所以，有时候，我感觉很多地方现在试行的“鼓励生育”政策是不太精准的。
比如我邻座的同事，在上海生完孩子之后才发现，竟然可以领到23万块补贴。
有没有这个钱，他都会生。而他要在北上广深养孩子，有没有这个钱，补益都不大。有没有这个钱，也都很难刺激他生二胎、三胎。
不差钱的人，生孩子更是凭心情的，有没有这个“九牛一毛”的补贴，都不会带来情绪波动。
最近热议的托儿所，的确可以有效调节工作时间和带娃时间的冲突，也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试问，北上广深也好，新一线、准一线城市也好，有多少年轻人会冲着遍地托儿所，玩命生孩子？
尾声
近期的大会，首次提出了“建立支持生育政策体系”。
纵观历史，一个国家也好，一个城市也好，一旦进入城市化、发达化，如同高压锅式的环境中，都很难再出现人口增长。
但是，中国的疆土很大，不论是人口还是面积，甚至不同地区的发达程度的参差，都让我们看起来像一个大洲。
以我的观察，一二线城市的“漂族”和“工二代”们，是被各种综合压力捆绑，他们的生育*和潜力，是很难被激发的。
诸如一次性给20几万、落户买房优惠、孩子三岁前每月领生活费等等这些补贴，实际效果，大概等同于从骆驼背上拿下来一小把稻草。能感觉到，但是感觉不太大。
至于“根”在农村的“农一代”、“农二代”们，本来就有生育多个子女的打算。并且，也有更大的动力再生一两个。
如果不是为了“生育机会公平”，而是为了“生育结果”考虑的话，各地政府在执行时把更多的生育政策倾斜到“农一代”、“农二代”们，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
真的，强扭的瓜不甜。与其要费这个力气让生不动的人硬生，不如顺水推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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