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杨振宁先生合影
他的到来，像一股春风吹遍物理学界
咱们做采访，我想确定一个原则，不要谈我什么。（针对记者采访提纲）关于书中提到咱们军队的“40火”（69式40毫米火箭筒），我可以简单聊两句，也可以见得咱们当年的发展是多么得不容易。
1969年，我接到通知调回兰州大学，跟随我的导师段一士先生承担了改进火箭弹的技术革新工作。当年的改进工作，现在想来是挺危险的。在兰州大学4楼的那个教室里面，靠着一面墙全是炸药，最危险是焊雷管的时候。有段时间，段先生没日没夜地干，有一天实在是太累了，在教室里抽了支烟。那时候乱，我们物理楼也没人看门，谁想来谁来，赶巧程开甲先生推门就进来了。程先生在南京大学的时候是段先生的老师，可以说也是我的师爷。程先生一见之下，一屁股坐在了炸药箱子上，“赶紧给我出去（把烟）掐了！”
那年月，人们的劲头高啊。我也是白天做军工研究，还得参加劳动，晚上就研究规范场，生生是把眼睛搞坏了。现在想来，1971年杨振宁先生第一次回国，他也是美籍知名学者访问新中国的第一人，在我们学校作报告，就是在物理楼一楼的大教室，那时炸药还在呢！回想起来真是后怕，要是炸了，一栋楼都没了。
1977年，杨先生再次回国（他之前已经多次回国），但这次不仅是对我个人，对整个中国物理学界都是一次巨大的影响——“文革”刚刚结束，他的到来，就像一股春风吹遍了物理学界。他以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远见卓识向党中央建议要重视基础物理研究，也重新打开了中国物理学界通向世界的大门。
在那之后不久，时任中科院副院长钱三强就提出了中国科学界应该加强同美国科学界的交流合作。他提出中美首次学术交流的领域选择高能物理。为什么呢？这就见得钱先生的先见之明，用钱先生自己的话说，“中美学术交流既是一个学术任务，也是一项政治任务。”高能物理没有太多实际应用价值——如果我们一上来就跟美国科学家讨论半导体，这件事恐怕就很难办成了。
1980年，我第一次赴美学习就是杨先生推荐的。出去的时候是国家委培出钱，考虑到我当时去的是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杨先生在那的研究所简称ITP（物理理论研究所英文简称）。国家考虑到我所在的是纽约市区，当时一个月的补助是420美金，有些和我一同赴美的学者，由于是在别的州，补助还不到400美金。
1980年代，咱们的国家还是比较困难的，能够拿出这么些外汇让我们出去——我现在不是唱高调，心里真的是非常地感动。当年下放农村，我在甘肃农村真切地见过当地农民的生活状态，太苦了。穷困到那个程度，还要上缴农业税、上交公粮。专业课的考试是在兰州大学，我记得这些学生里面至少多一半，都是家庭很贫困的。有一位学生从延安来，9月份还穿着棉裤，连一个夹裤都没有，他就考得非常好。
那时候出国很不容易，需要政审，还要考专业课，还要考英语。我是学俄语的，当时在兰州大学有一位教外语的老师，吴冰，是冰心先生的女儿，她在伦敦待过很长时间，一口漂亮的伦敦音。幸亏有她的悉心指点，那时候我们看专业书都是哑巴英语。
当时国内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有人写信给中央，说这些学生（学者）去了美国，学完不回来怎么办？是李政道先生，他写了一封反驳质疑的信，联名海外四十多位华裔学者给*上书，当时正好有一位新华社的记者要从纽约回国，就把这封信带回了国内，呈交给中央。有人去问杨先生的意见——这事儿是杨先生回到石溪后告诉我的，他说不方便说什么话，因为自己解放前考取公费赴美留学，以后没有回国。他当时只是回复，“我们的年龄逐渐大了，要在美国培养杨振宁、李政道的接班人。”
杨先生后来多次演讲，希望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学成后要回到自己的祖国。杨先生的性格就是如此，有时候是比较耿直的。2015年，他放弃了自己的美国国籍，重新加入了中国国籍。
当然，就我所知，公派出国的确有人后来没有回来，有的人混得是不错，也有的人后来在美国餐馆打工，后来也就做个账房先生，这样的人还不是一个两个。再到后来，特别是到了90年代以后，两国交流就太多了。在我的认知里，一直到特朗普上台以后，中美的学术交流环境才有所改变，这个变化是我们谁也不愿意见到的。
在美国南加州与杨振宁先生合影
“我在西南联大读书时，中国正遭受日本侵略”
那个时候，世界对中国人也感觉十分好奇和新鲜。我并不是第一批出国的，第一批出国是谷超豪先生那一拨，1979年出去的。我是1980年，第二批。当年走出国门完全没有经验，老伴儿怕我在美国做饭没有菜刀，就偷偷在我的背包里塞了一把，我也没注意，一直背着。到了巴黎戴高乐机场转机飞纽约的时候，我才发现，就主动同机场安检人员说。法国人非常友好，看我们是中国人，就把安检的开关关了，让我顺利通过。
后来和杨先生、杜致礼师母熟悉了，有一次他们开车带我兜风。老两口可有意思了，当时是师母开车，杨先生就催她开快点。师母一撇嘴，“我的开车经验比你多，不要你来教我。”杨先生听了也觉得师母说话在理。还有一次，也是我们一起开车出去，路上聊到美国文化，我就斗胆问了一句，是不是美国人都比较随便？师母告诉我并不都是这样，很多美国家庭笃信宗教，在生活上也是很严谨的。
杨先生和师母都热爱自己的祖国。我再举个自己亲身经历的事，1980年圣诞节，学校搞庆祝活动，要求每个团队都得出个节目，这可难坏了我们这帮理工男。大家商量半天，决定来一首《黄河大合唱》，真到排练了，除了第一句“风在吼，马在叫。”大家这才发现原来歌词都背不囫囵。这时杨先生随手拿起一张餐巾纸，默写下了全部的歌词。我们当时都惊呆了，他不紧不慢地解释说，“我比你们大十几岁，记性肯定不如你们好。但这首歌，是我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时候，中国正遭受日本的侵略，环境的困苦和恶劣让我终生难忘。”
在石溪与杨振宁先生在办公室合影
爱国是底线，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不能触碰
1984年元旦，我在纽约寓所摔了一跤，肋骨断了，而且扎到了肺。送到长岛地区的急诊医院，医院就在我们石溪分校边上，幸亏救治及时没有太大问题。出院的时候，我对主治医生表示感谢，他是长岛乃至纽约都非常有名的胸外科大夫。大夫在得知我是来这里做理论物理研究后，脱口而出“Frank Yang（杨振宁的英文名字）！”我哈哈大笑，告诉他杨先生是我们的大老板。他连声道，“Yang， wonderful！”这点就可以见得，杨先生在石溪，特别是在美国人当中是非常有声望的。
正是有了他在那里，尤其是后来他又创立了CEEC(中国访问学者项目)奖金，前后资助了80多名国内学者去美国做研究，包括陈佳洱、杨福泉、王文等等都来过，涉及数理化、生物医药、航空、交通、医学，甚至还包括文科。上海的陈中伟医生也曾来过，他是国内断肢再植的第一人。
在石溪，有一家中餐馆叫“满庭芳”，无论中国人到访还是来了外国朋友，杨先生总愿意在那儿请客，让到访的中国人吃出家的味道，让外国朋友了解中国的新变化，愿意到中国去走走看看。对杨先生而言，那里不像一个餐厅，更像一个服务中国、展示中国的窗口和舞台。
坦白讲，那个时候美国学术界骨子里面还是看不起中国人的，当时我们的确也比人家落后。但美国学术界、科技界一个最大的优点，正如杨先生对我们说的，美国人崇尚强者，只要他们觉得你在某一方面比他们强，他们就会尊重你。只要你能够做出成绩，他就服你，一切凭实力说话。
这一点我很有感触，我们中国学者到了那里，就是要埋头苦干，做出成绩，至少要证明自己并不比他们差，他们在参会的时候就会把你当朋友，甚至主动来和你交流。80年代，杨先生在石溪就是一尊真正的“大佛”，没有人敢直白地说中国不好，因为有杨先生在。我在石溪期间遇到的很多有诺贝尔奖提名权的权威科学家都表示过，因为杨—米尔斯规范场理论要第二次提名杨先生诺贝尔物理学奖。
1990年，有一次杨先生和几位关系要好的欧洲科学家吃饭闲聊，范围比较小，属于私密聚会，我也在旁边。当时就有人闲谈说，如果杨先生能在公开场合表态，比如否定一下中国的一些做法，肯定会对第二次获得诺贝尔奖非常有利。因为他们英语说得比较快，又有一些北欧口音，我听得不是太真切，但大概意思不会错。
杨先生的态度很明确，他当场说，获得诺贝尔奖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自己不能为了获奖就去说一些、做一些自己不愿意的事。我听了非常感动，同时觉得杨先生是非常有原则的人，爱中国就是他的底线，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不能触碰。
晚年生活，翁帆功不可没
坦率地讲，谈杨先生的学术思想，我不是一个合适的人选。杨先生有很多学术造诣极深的朋友，还有一批非常优秀的学生，他们来谈更合适。我只是以自己接触杨先生的几个领域为基础，从很窄的角度说一说自己的体会。
杨先生物理研究的思想基础是自然界的对称性。他认为，对称性决定了事物间的相互作用，对称性支配自然，使自然有了规律。他的很多研究都和对称性有关。同时，他又指出，我们观察到的自然很有可能是被破坏了对称性的，这样的问题同样值得研究和关注，比如宇称。
杨先生的物理研究理念，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他一直强调，做研究要在物理自身发展的推动下进行，物理走到这一步，那么就非做这个不可，非这么做不可，而不是自己想当然地去做。物理发展推动着你去做就不会错，自己想当然就很容易出问题。这样的学术理念要求杨先生对物理乃至数学领域有比较全面的认识，这也造就了杨先生开阔的研究视野和深厚的研究功底，我认为这是杨先生取得成功的重要根基。
杨先生晚年的生活可以平安顺遂，这里面翁帆女士绝对功不可没。有一次杨先生得病细菌感染，高烧40度。是翁帆一直守在先生身边，寸步不移。先生后来自己回忆，他当时感觉到生命将尽，是翁帆在喊他：“达令！达令！”自己的魂好像被爱人叫住了，又慢慢下降，回到身体里。
我觉得翁帆真的特别像年轻时候的杨师母，也是一个有个性的人。这方面我推荐大家去读商务印书馆去年推出的《晨曦集》（杨振宁、翁帆合著）。里面有翁帆写的杨先生怎么教她开车。我是知道的，杨先生喜欢自己开车，直到85岁才让翁帆开车，自己坐车。那篇文章里讲述了很多他们夫妇两人的生活点滴，读来别有趣味。
商务印书馆去年推出的《晨曦集》（杨振宁、翁帆合著）
当年他们两人结婚的时候，招致了一些社会上的非议，好像师母刚过世一年多，杨先生便迎娶了翁帆，如何如之何。这点上，我在书中也谈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实际上在师母过世前两年，有一次她就对我说过，自己的身体不行了，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振宁。她亲口告诉过我，如果自己不在了，振宁要是没法自己生活的话，“他就应该再婚，再找一位合适的伴侣。”这点上，师母的妹妹杜致廉女士后来几次表达过自己对翁帆的感谢。她也认为是翁帆给了杨先生一个幸福的晚年，这是其他任何人无法替代的，“作为亲人，只有感谢。”
近几年来，杨先生和翁帆基本都在国内生活，就住在北京清华园内。大家有时候也相约去看演出和展览，我对艺术的鉴赏能力实在不太好，经常看到杨先生和翁帆讨论得津津有味，有时候两人说着说着，干脆直接用英文交流。有次在国家大剧院看外国歌剧，可能是情节稍微有些冗长，有些观众没看完就走了。我听到翁帆对先生说，这么好的剧，怎么很多人不看就走了，多可惜呀。先生说，我们看完，没问题。在回来的路上，他们两个人还在讨论剧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