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从历史的大趋势上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西周时代，燕国是最为平定散漫的，也是没有什么大的作为的。春秋时代，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冲突还不是十分的明显，所以燕国也就没有面临很严重的灭国危机，但是到了战国时代却不一样，战国时代是一个天下大争的时代，天下兴亡的选择骤然尖锐化。
燕国面对古老政治传统与不变则亡的尖锐现实的夹击，表现出了一种极其独特的国家禀性：他的状态是在改革创新进行变法和坚守古老传承的王道政策之间摇摆不定：当他们面临着灭国危机的时候，他们就会选择改善国内的政治环境，燕昭王的乐毅变法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事，但是，当国内的局势稍微稳定之后，他们又会重新回到王道的道路上。
无论是处置政务还是处置君臣关系，燕国君王的言论当中都充满了大而无当的王道大言，根本毫不理会这种言论与实际政治主张之间的冲突，就好比黄金台换将的燕惠王，他对乐毅逃离燕国进行道德上的谴责，却从来没有顾及过罢黜乐毅的冤案对燕国产生的影响，也从来没有对自己的错误政治主张负责，只是一味的进行口头上的表述，但是实际上却没有产生任何的效果，这其实是燕国历代君主的一个缩影。
所以，燕国在战国时代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迂腐，政治制度上的那种迂阔，实际上与他们立国时期所实行的王道仁政有着很大程度上的联系。这个国家王道的根基已经深入骨髓，在后来一代一代的传承当中成为了君主躲避灾祸的一个借口，每当灾祸降临的时候，他们都期盼着天不灭燕的愿望实现，一直都在夹缝当中生存，从来没有考虑过国家的未来发展。
因为王道这种政策的束缚也从来没有想过一统天下，他们所希望的只是各个国家势均力敌安然无恙，这是为什么太子丹派遣荆轲刺秦之时希望秦国能够交还其他国家土地的原因。这样的一个诸侯国真的是非常悲哀。
参考文献：《史记》、《资治通鉴》、《左传》、《战国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