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有一了，不惑之年，人生过半，总想起儿时的事，絮絮叨叨，东拉西扯写点儿东西以示纪念。
我老家是河北一个普通农村。说普通，其实也有点儿历史，秦时置县，而且，这个县还有一项全国闻名的传统工艺——石雕。北方地区各地的佛造像、宫殿楼阁的栏杆、栏板等，绝大部分是出自于本县。
我出生那年是1979年，羊年，生在闰六月的初一。算命先生说，六月羊，有草吃，命好。那年刚刚拨乱反正，我又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穷得叮当响，缺衣少食，命好，我还真的没有感受到。
童年留给我的记忆，除了饿，就是累和苦。
父母都是普通的农民，父亲祖上做点儿小买卖，母亲祖上是富农，这样的两个家庭还算不错，他们都上过完小，认识一些字，不算纯粹的文盲。我在家排行老三，上面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姐姐大哥哥五岁，哥哥大我两岁。哥哥我俩仅差两岁，又比较淘，除了挨父母的揍，也没少挨姐姐的揍，所以，小时候姐姐是仅次于妈妈的管事婆，我和哥哥都怕她。
我记事时已经包产到户，家里的粮食基本够吃了，但是，我的家乡只有很少的水浇地，旱地占大部分，故而吃的差不多都是玉米、红薯、小米等粗粮。为了让我们能够爱吃，母亲变着花样做，什么玉米面饼子、红薯面面条、把玉米面或红薯面外边包白面的烙饼、小米菜粥、玉米面菜糊糊......现在看来都是稀罕东西，而在那时，因为肚里没有油水，是我最不爱吃的。父母却直到现在都爱吃，偶尔家里做了这些，我是坚决不吃——确实对此没有一点儿兴趣。
不知道为什么，小时候家里总有干不完的活儿，现在想想，可能和母亲的成长经历有关。她家是富农，其实是纯粹的农民，听她和姥姥讲那时的生活，小富完全是靠辛苦和节俭得到的，所以养成了母亲一刻不闲的习惯，而她把这种习惯自然地也放在了管我们的行动上。我家除了按季节播种、收割庄稼外，每天必*活儿也是不少——无论春夏和秋天，早上必*活儿就是去拉土。那时家里没有牲口，更没有拖拉机，只有人力车。母亲规定，每天早上至少拉三车土。哥哥我们两个从村子东面的砖窑或村子南面的荒地拉土回来，存在墙外空地，用来垫猪圈、攒粪。然后，在早饭前，还要把家里的每个屋子、月台、院子和院门前打扫干净。一般是哥哥扫屋内、月台和最后收垃圾，我扫院子和院门前。夏天中午还加一项任务，饭后必*活儿是用辘轳从井里打水，泼到猪圈里，既是为猪降温，也是为了攒粪。母亲也有数量规定，至少三十桶。晚上，春夏割草喂猪，秋天到林子里耧树叶，也是为了攒粪。我当时很不解地问母亲，为什么一直要和粪较劲，把土和柴禾扔进去猪圈，还泼水，等圈满了，还要把粪起出来，再拉到地头，散成小堆，捣成小块，再均撒到地里，周而复始，啥时候是个头啊！母亲说，作为老百姓就是每天和土、和粪打交道，面朝黄土背朝天，汗珠子摔八瓣。如果粪养不好，庄稼就种不好，要想不干这些，你就好好学习，考上学，变成商品粮，跳出农门吧！那时，我就暗暗发了誓，一定好好学习，考出去，长大了离开农村，一定不再过这种土里刨食的生活！
其实，姐姐的体会更深，我家盖房的地方地势低洼，那垫起来的土足有两三千人力车，都是姐姐和我们哥俩儿拉回来的。记得那时候姐姐上初中（姐姐上学早，小学还是五年制，初中毕业时才13岁），她写的一篇日记不小心被妈妈看到了，忍不住泪流满面。她在日记里写道，每天早上都要去拉土，因为回来的时候全是下坡，就得一路跑着，而没有吃早饭，空着肚子，每次干完活都肚子疼得吃不下饭，可上课时间又要到了，就顾不上喝口热水马上往学校赶。到了学校以后，第二节课就饿得低血糖，啃半个住校同学的凉馒头才能好转。母亲当时肯定深深的内疚，哭了好长时间，可有什么办法，家里就这几个人，这些活儿总要有人干，只能是强忍了。
上着学，还要干着这些活儿，母亲也知道我们肚子里缺油水。肉是买不起的，偶尔，母亲会买回一个肥羊尾，用白萝卜炖了，给我们解馋。很多年之后，我还回味那个香味儿，自己做了一次，膻腥味难耐——我的胃已不能再适应肥羊尾了。
母亲儿时是在张家口宣化长大的。姥爷家因为被定的富农，成份高，全国解放前，在支援了淮海战役之后，姥爷就去了宣钢当工人。后来三年自然灾害，姥姥认为农村比城里粮食充足，强烈申请要求下放，才回的老家。母亲生在宣化，长在宣化，后来又一直给我姨家看孩子，直到和父亲结婚，她见识过城市的生活。虽然宣化也不是什么大城市，但眼界还是比农村要开阔的多。听母亲说，在她小时候每周都可以看一场电影，而回了农村以后，一年可能也看不上一场电影，除非大队里要开会。那时的母亲，一定苦闷地够呛。每次村里放电影，母亲都宁可不吃饭也要去看电影。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夜里一觉醒来，家里空无一人，心里害怕，趴在窗户上拼命哭喊，直到北屋的二叔把门垛开，把我抱到他家，我才止住哭声。后来，母亲他们回来，才知道，原来他们去看电影了。
到了八十年代，村里有富裕的包工头买了电视机，多是12或14吋的黑白电视机，为了有色彩，在电视机屏幕上贴上一张有各种颜色的横条纹塑料纸，满足彩色的需求。后来，我们村南有一家买了一台17吋的彩色电视机，他家就成了大半个村子的电影院。每天天不黑，他家就把电视摆在院子里，大家干完农活都不回家吃饭，先到他家看电视。有人坐着锄头，有人席地而坐，满满一院子人，万人空巷，那盛况现在再也不见了。我家和别人家一样，不吃饭也要看电视，尤其是母亲，好不容易能够天天看到电视，自是喜不自胜。《霍元甲》、《霍东阁》、《射雕英雄传》、《十三妹》等都是那个时期看的。现在想起来，都满足感十足。
那时候最喜欢过冬天，不仅是冬天活儿少，更重要的是冬天来了，预示着年就近了，就会有新衣服和好吃的了。贫穷的我们，只有过年才能解馋，才能吃上饺子，吃上炖肉，才能买件新衣服，才能不用早起干活。
对过年有记忆，大约是在四岁。
那年，家里准备盖新房，一个冬天，我都跟着父母上山打盖新房地基用的石头。北风一刮似刀割，这个比喻一点儿不错。父亲给我点一堆火，他和母亲干活，我就在火堆边玩，边烤火边引燃野草，我们这里叫“放野火”。那个冬天，很难熬，尽管这样，我的脸冻得也出了冻疮，所以，到了春节的时候不用上山了，就很兴奋。节前，母亲给买了新衣服，父亲还买了几挂鞭炮，我和哥哥一人分了一挂。母亲说，省着点放，别一下子放完了。我听话，舍不得一次放了，就一个一个拆开了放。哥哥不管这些，在这放一个，在那放一个，有时还把两个或三个拧在一起放，很快，还没到天黑就放完了。而我，省着放，手里攥着一个爆竹，拿半天都不放，就看着哥哥放——听响是一样的。可这也麻烦，当我想放时，手心里都出了汗，左手按着，右手点炮，结果，炮仗点着了，左手上的汗竟把炮仗给沾起来了，一下子炸在手里，手心全黑了。还好，威力不大，手只是麻麻的，但自己也是哇哇大哭，母亲急忙来看，说，别放炮仗了，放一边，赶紧洗洗手吧。而哥哥趁这机会，偷偷拿走了我剩下的炮仗。
大年初一，母亲给我和哥哥每人用牛皮纸（我们当地这么叫）叠了一个“钱包”，用来装拜年给的压岁钱。跟着爸爸出去拜年，全然不认识那些所谓的“老辈子”，大人们说着话，我们小孩儿的注意力都在那些一毛两毛的钞票和花花绿绿的水果糖、什锦糖和瓜子上。走一圈下来，衣服兜里就装满了糖和瓜子，“钱包”也被那些毛票撑得鼓鼓的。我和哥哥都很兴奋，那是从心底发出的，带有丰收意味的兴奋。那时，有一家本家家里有柿子树、黑枣树和核桃树，春节时，他家就会有柿子饼、黑枣和油榨核桃仁，谁去都给一点儿，虽然也就一点儿。哇，那会儿觉得简直太好吃了，尤其是油榨核桃仁，分明就是天底下最好吃的东西！他家孩子很多，而且很不注意卫生，家里也很脏，可为了这些好吃的，我们全然无视。
照例，无论多少压岁钱都是要交给母亲保管的，母亲说，到过庙会时给我们买小人书。我们村每年有五个庙会，是在北方很有名的骡马庙会，听说早些年西北、东北的牲口贩子提前一个月就会过来。我也喜欢过庙会，每次过庙会，家里都会有一些进账。父母和另外几家人合作，开几天饭棚，就是临时的饭馆，而我和姐姐、哥哥在合适的地方摆一个茶摊，也能挣几个小钱，家里再住几个房客，买油盐的钱就有了。
也是我四岁那年，农历六月二十八庙会，那个庙会对我家来说极不顺利。首先，和父母他们一起开饭棚的一个人得罪了一个唱数来宝要饭的叫化子，谁知人家是有组织、有帮派的，一下子呼啦围上来一百多人，生意没法做了，又给人家赔礼道歉，又免费让人家吃喝，结果，一个庙会下来，不但没挣钱，还赔了不少。我们姐弟三个的茶水摊倒挣了点钱，可回家时我不小心打碎了一个暖壶，把挣的钱全搭进去了，让哥哥、姐姐好一顿埋怨，就差揍我了。我也内疚的很，可事已至此，无计可施啊！人穷志短，马瘦毛长，那时的日子，现在想想是怎么熬过来的，父母靠什么信仰才支撑到了现在啊！
父亲一辈子没有干过什么大事，唯一的一次是想和别人合伙开个采石场。事情是件好事情，可被别有用心的人破坏了。
我记得那年是1984年，父亲头一年和几个舅舅一起去石家庄的一个县打石头，认识了一个叫老贾的人，那个人见父亲实在，又听父亲说，村里的山都是石头山，就提出想和父亲合作，一起来我们村里办采石场。父亲也年轻，他也愿意搏一下，图一个好生活。两个人一拍即合，父亲担任法人，负责处理矿山开采证办理、地方关系协调，老贾负责提供机械设备和技术。那年父亲一头扎进采石场，各项工作顺利进行，眼看采石场投产在即。当时人们找个活儿干很困难，于是很多人都托父亲，想去采石场上班，从来没有得到过如此重视的父亲有很大的满足感。
农村人，不是心眼儿坏，是心胸狭窄，恨人有，笑人无。见父亲的采石场马上就要投产，坏人就出来了。村里的*老付背地里找老贾，说父亲又没钱，又没人，和他合作干嘛，不如和自己合作，自己还是村里的*，村里的事儿都是他说了算。老贾想想父亲办理前期这些事儿的不顺利，也认同老付都说的话，很快就心动了，和老付达成了协议，他们合作，甩开父亲。父亲是个老实人，虽然一直想干大事儿，可他自己知道没那本事。他本来也没有想着能当个什么老板，只是事情发展到这儿了，才被激起了当初那一份豪情。既然现在人家叫自己退出，那就谈个条件退出好了。于是，经过多次谈判、争吵，甚至动手，终于签订了退出协议，他们赔付父亲2000元钱，但要等投产有了收益才能给，父亲实际拿到的是白条。之后，父亲不再拥有采石场的股份，以后再与采石场无任何关系。虽然难受，父亲还是接受了，免得生气。
老付和老贾也没有办成采石场。
老付可不是父亲，方方面面都听老贾的，反而方方面面都要老贾听他的，还想处处沾点便宜。双方闹起了矛盾，老付毕竟是村里的*，而老贾毕竟是外乡人，老付带人打跑了老贾，老贾再也不敢回来。估计老贾这个后悔呀，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和父亲一直合作呢！没准儿早就投产了，也不至于这样血本无归！
采石场黄了，可搞基础建设施工的人是父亲找的，老贾被打跑了，老付没接手，人家只能找父亲，可父亲已经退出了，再说，他也没钱支付。于是，施工的人把老贾运来的机器全都拆解拉回了家，把基础设施也拆了，石头也拉回了家，红红火火的采石场瞬间毁于一旦。
这还不是最麻烦的，更麻烦的是父亲退出时由于不懂法律，法定代表人没有变更，银行那10000元的贷款没人还，只能是找法定代表人。父亲傻了，盘点一下资产，只剩电力局买的那个变压器还没有提货，价值6000多元，想让银行提走抵债，可银行不同意。
那些年，每年县里都组织几次清欠活动，每次父亲都会被“抓”到县里专门用来关人的区别于看守所的“许家店”里——就是一家姓许的人家开的宾馆。宾馆与政府合作，四周也架上铁丝网，不是监狱，胜似监狱。你在宾馆里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喝啥，就是不让出去。在里面无所事事，只能是一帮人喝酒、打牌、吹牛。如果还了银行欠款，你家人来赎，还要结清在许家店的住宿和吃喝费用。父亲在里面度日如年，家人在外面急得团团直转，每次都要找人托关系，花上几百元才能将父亲保出来。每年一两次，让我家本就贫困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那时，我们特别怕汽车的声音，汽车一来，准没好事。
银行最后一次找父亲都是10年之后了，那时，老贾估计也死了，而老付是真真切切地死了，死于煤气中毒。老付家刚盖了新房，还没有搬家，老付晚上看门，怕丢东西，结果就中煤气死了。老付是支书，村里人都去吊唁，父亲也要去，母亲没让，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时辰一到，马上就报！”父亲听了，觉得就是这么个理儿！
银行最后还是拉走了电力局未提的变压器，这么多年后，变压器也涨钱了，银行也只能这样了。电力局还想收点存放费，银行没给，电力局也没坚持。
父亲此后再也没干过大事儿，本本分分地打工挣钱了。
我从小就比较自立，这点儿和哥哥区别比较大。我上幼儿园是跟着别的孩子去报名的，除了后来到北京上学是父亲送的外，读了15年书，家里人没有因为我到过学校。
为什么是15年呢？把幼儿园算上，幼儿园1年，小学7年，初中3年，中专4年，正好15年。为什么小学7年呢？很不好意思，留级了1年。我应当感谢留级那一年，也应当感谢那个让我留级的“许志玲”老师，这么多年，我都忘不了她的名字和容貌。那个时候每次升级都要有几个留级生，以期末考试成绩排列。我当时有些偏科，数学不好。一年级只学数学和语文，我期末考试语文92分，数学67分。上午许老师就定了留级生的名字，有十二个人，里面没我。过了一个中午，留级生里的一个女生，她妈妈是当时村里的干部，中午去找了许老师，结果，下午那个女生升级了，而我却成了替补她的那个。虽然当时小，也很气愤，然并卵，自己哪敢跟许老师辩理呢？下午放学，很踌躇地回到家，怕母亲生气，更怕母亲揍，谁知，母亲听了我的叙述，不但没有揍我，还说，留一级就留一级吧，也许是件好事儿！我心有不甘，说，妈妈，您能也找老师说一说，求求情吗？母亲断然说，不能！别人顶了你，你很生气，很伤心，那你再顶了别人，那个被顶的人不是和你一样吗？我默然。留级以后，我下定决心好好学习，让那个许志玲老师看看，我是不是该留级。事实证明，我也可以学好数学！从留级后的第一个学期开始，我就成了学霸，一直到初中毕业，我都没有下过全年级前五名。可惜许志玲老师调走了，没有看到我的成绩。期间，许志玲教的那个班后来的班主任冯老师十分喜欢我，一直和我说，我可以跳级到她的班里。我也动过心思，问过母亲，母亲说，现在学习很好，跳了级后没准儿就跟不上了，还是算了吧。最后，我谢绝了冯老师的好意。
留级以后是我人生开挂的起点，我从那时起就当班长直到初中毕业，又当少先队中队长、大队长，升旗手，作文也在全国获奖，成绩也一直全校名列前茅，后来，初中毕业，在中专生包分配的最后一年，在全校预选三个中专名额的情况下，我成功胜出，而且最终考上了北京的在中专学校中属于全国重点的一所学校，分数比同时县重点高中的录取分高了60多分。
考中专，是幸运也是无奈。家里穷，能够少念三年高中，少花三年钱，而且，中专直接农业户口转商品粮，就吃官饭了，家里自是愿意我考上中专。其实，现在想想，我们那时的好学生都考了中专，如果上高中，也许个个都能考上大学，没准儿还能考个好大学。可惜了我们那一批的好学生。
上中专也是要花钱的！好几千块，那时家里没有钱，正好姐姐挣了些钱，刚好够交学费，我才得以能够上学，不然，只能走和哥哥姐姐一样的道路——学习雕刻了。所以，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感谢我的姐姐。
我考上中专以后，学费是到市里交的。姐姐所在学校*的女儿和姐姐是好朋友，听说我和姐姐要去市里交费，*正好要到市里办事，就说拿这么多钱坐车不安全，叫司机开车捎着我们。他那时也不是什么好车，是一辆面包车，但对于那时的我来说，这已经是坐的最好的车了，因为，此前只坐过马车、驴车、拖拉机和三轮车。
一路顺利地找到了交款的地方，顺利地交了学费，还碰到了一个同班同学。
交完学费后，因为*还在办事，我和姐姐在约定好的地方等待，一直等了两个多小时，*还没有过来。此时，我有小便，憋得难受，可不知道哪里是厕所。向旁边人打听，说对面就是厕所，但只能小便。我急赶过去，发现了小便池，但那时没有见过，不知道那是小便池，因为实在憋得难受，就往里面尿了。现在想想，那时实在是土的可以，到这个地级市里就是到了大城市，什么都没有见过，什么都看着新奇，农村孩子的视野之窄可见一斑。可这些并不丢人，见过了就不奇怪了。
九月一日到学校报到，对于从来没有出过门的我来说，一切都是陌生的，一切都是新鲜的。我的心早就离开家乡，来到首都的学校了。
临出门时，母亲嘱咐了再嘱咐，交待了再交待，心里一直牵挂，放心不下！我的心早飞了，虽然也有对家人的不舍，但更多的是对外面世界的向往，根本体会不到母亲的心情。很多年以后,我都娶妻生子了,每次回家,母亲都会目送我们离开,送到电梯口,我知道,她肯定在电梯间的窗口凝望,我们车离开时,她一定在阳台上目送我们。有一次我们回北京，下了电梯，我说，奶奶肯定在窗口望着我们呢。女儿说，不会吧？一回头，母亲果然在向我们招手。我不敢回头，怕泪水忍不住。
我极爱吃北方的炖菜，离家的最后一顿饭，母亲特意买了肉，炖了一锅好吃的菜，让我吃了一个够！可我晕车，坐上长途车，还没走出二十公里就全都吐了！那时从老家到北京坐长途车要走5个多小时，需要30多块钱。为了省钱，我和父亲坐车到市里，花10元，从市里坐火车到北京，花15元，这样两个人能省下20元钱。可这种坐车方式时间却长多了，等到了北京南站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
那时的北京南站是一个特别破、特别乱的火车站，可看在我眼里却分明是“繁华”——灯火通明，人头攒动，叫卖声与拉客声混杂，与农村的景致完全不同。
父亲想必对北京也不太熟悉，他只知道坐地铁能够到西直门火车站，北京站有地铁，20路公交车能够从北京南站到北京站。我们匆匆忙忙下了火车，找到20路公交车的时候已经是最后一班车了。坐在车上，心才踏实一点儿。20路公交车从天安门广场东侧路经过，看着夜晚的天安门城楼，我的心情激动万分，我暗暗地下决心，一定好好学习，混个样儿出来，再也不回那个农村了！
找到北京站的地铁口，早已上锁，我和父亲舍不得去找个旅馆住，就在地铁门口坐着，等天亮。一起坐着的还有十几个人，一看也都是农村人。当时的天气，前半夜还行，到了后半夜还是挺冷的。父亲给我拿出了一件毛衣套上，而他就一件衬衣捱到了天明。
我们坐上第一班地铁，赶到西直门，感觉走了好长一段路，终于看到了火车站，然后买到学校的火车票，好像5元，我有录取通知书还半价。等上了火车，找到位置坐下后，父亲长舒了一口气，我理解，他紧绷的一颗心也落地了。
火车上大部分都是去我们学校报到的学生和家长。看着这些人的穿着打扮，有一看就是城里人或有钱人的，也有一看和自己一样的没有出过门的农村娃儿的，阶层，在我心里第一次感触这么强烈。以后，很长一个阶段，我都有深深的自卑，也正是因自卑，我才更加努力。
到学校忙着报到、体检、领被褥，和新同学互相认识。父亲安排好我以后，就和我挥手告别了，没有住一晚，因为，要住还得花钱。
……
从1996年起离开家乡，混迹在北京，成为北漂，已经二十五年了。现如今，在北京能够安身立命，父母身体硬朗，妻子贤惠持家，孩子健康成长，夫复何求？
不惑之年，愿余生一切安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