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人们钟爱花朵，并不单是因为花朵的颜色和气味，还有一个原因是人们习惯用花来交流人生中的那些大小问题，从爱情、死亡、阶层、时尚到空间的流徙、时间的流逝，乃至对民族的忠诚。这些都与花的特定含义相关。
然而，花朵的含义总是相对而言的，它们也只有在某种对比中才诞生了所谓的“意义”，而“意义”又会在时间的长河中不断变化。
下文经出版社授权，节选自《花朵小史》一书，较原文有删减，小标题为编者所拟，文中图片均由出版社提供。
《花朵小史》，【英】卡西亚·波比 著，杨春丽 译，贝页|文汇出版社，2022年7月。
从“宙斯之花”到“衬花”：
康乃馨为何成了花市里的“廉价品”？
夏洛特谈起自己一生中“最糟糕的一次约会”：“我知道会不愉快的，这个男人送给我的是康乃馨。”这是2003 年的曼哈顿。或者确切地说，是HBO 播放的《*都市》中浪漫场景中的雷区。夏洛特对花朵轻蔑的反应是我们许多人都认可的反应：“这花是衬花”。康乃馨的花枝很实用廉价、持久，在超市里总能买到，它们无法传递很多思想，无法说明花朵需要的工夫。 “可以向女主人送一束康乃馨吗？不可以！”《时尚》（Vogue）杂志的编辑苏茜·门克斯（Suzy Menkes）设问道。
宙斯之花香石竹（Dianthus caryophyllus）如何沦落至如此卑微之境地？
石竹（Dianthus）这一属有300个种类，其中康乃馨是原生于地中海地区的粉紫色花朵，其培育历史悠久，难以追踪到确切的源头。这种花朵5世纪时在北欧的花园里已司空见惯，从那时起无人对它溯源。康乃馨走向大众化主要在于它的顺应杂交，说难听一点，就是它愿意产出“变种”，即“自然界的杂种”，花朵的褶皱、纹路、线条千姿百态。然而，无论是最初采花的贵族还是后来养花、举办花展的花卉商，几乎都不欣赏康乃馨这种“畸形的后裔”。
亚历山大·马歇尔于17世纪中叶编纂的《花谱》中的一页。这一页全是康乃馨。马歇尔给它们命名为杂交石竹、粉花绒球、圆珠、科尼利厄斯将军、贝克将军。这本花谱一共有284朵花，其中60朵是康乃馨。
今天“花卉商”（florist）这个词用以描述卖花的人，但是从17世纪到19世纪末，它指代业余时间热爱花卉的工匠（比如，许多织布工是花卉爱好者），他们培育特别种类的花，参加展览、竞赛。耳状报春花、郁金香和风信子是大众化的，唯有康乃馨是有选项的：“双色香石竹”（白底上有单色条纹）、“异色香石竹”（底色上有两种以上颜色的条纹）、“斑纹香石竹”（花朵的边缘颜色比其他部分更深）。
当时，人们尚不完全了解植物繁殖的机制。品种的差异通常源于“意外耦合”或者环境因素的巧妙操控。人去抢夺功劳就等于扮演上帝。18 世纪的植物学革命改变了这一切。人们最终承认，花朵“只不过是植物的生殖器”。各种各样的创造物都可以在“婚床”上通过干预而创造。康乃馨在这个故事里充当关键的角色，因为第一个有记录的、有明确意图的、用两个截然不同的物种进行杂交繁殖的案例就与石竹有关。
扮演上帝（或丘比特）的人是霍克斯顿的苗圃工人托马斯·费尔柴尔德（Thomas Fairchild）。1717年，他把须苞石竹（Dianthus barbatus）的雄性花粉转移到一朵康乃馨的雌蕊上，创造“一种完全不同的植物”。30多年以后，林奈的《植物种志》（Species Plantarum）确立了现代植物学的命名体系（属类之下是种类）和分类体系（依据花朵的雄蕊和雌蕊的数目）。“费尔柴尔德的杂种”（Fairchild’s Mule）有两例样本，如同公驴和母马的杂种一样，没有繁殖能力，但是，这两个样本分别在牛津大学植物标本馆以及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植物标本馆存活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