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访古行记》，作者：刘拓，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6月
但玄奘不会在意今天读者的看法，就像他不会在意游记中这些细节的描述。事实上，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在完成一部游记，其目的也不是为了给读者带来心驰神往的异域体验，他是在撰写一部西域的地理志书，就像史书中常见的《舆地志》《地理志》一样。他追求的是历史的简约与精准，而不是华丽的辞藻与抒发个人感受——那样带不来任何信息上的增量。
信息的增量，这是历史与文学之间最大的区别。历史可以使用文学笔法来讲述故事，但关键还是提供真实有效的历史信息，而文学则不然，它可以用尽各种华美繁复的辞藻来描述一件事物，但这些文辞本身抒发情感，给人增加阅读的快感与欢愉之外，并不能为故事素材本身提供更多的增量。游记一旦使用历史的笔法，就会尽可能地将文学色彩或是作为渣滓剔除出去，或者高度浓缩提炼，只留下最精准的一两个字的描述。游记越是偏向文的一方，就越是辞藻华丽，踵事增华；越是偏向史的一方，就越是不加点染，精炼提纯。
那么，什么样的游记适合用文的方法，什么样的游记又适合用史的方法呢？对短途旅行的作者来说，他要状写山川秀美，河海泱泱，他完全不需要穷究历史，只要用四五百字的华丽辞藻撑起这个短篇游记就足够了。他们的旅行是无目的也无计划的，只是为了抒发身心。游记对他们来说是文辞炫技的饰品，靓丽闪耀但徒有其表。然而，对那些预先设定了目标，并且需要长途跋涉来达成这一目标的旅行者来说，他们一路上要搜集资料，记录见闻，他们要保证自己的记述真实可信，而不是虚有其名的夸夸其谈。
那些浮夸华丽的辞句就像海绵中的水分，在沙漠真实烈日的炙烤下迅速脱水，只剩下真实本身。但真实也自有其力量，特别是当这种真实以一种残酷的坦诚方式书写出来时，尤为令人感同身受。玄奘的前辈法显的《佛国记》就是这样一部真实到令人痛苦的旅行著作。法显对自己的写作目的毫不讳饰，“将竹帛疏所经历，欲令贤者同其所见”，因此这部行记即使作为历史文献来读，也毫无夸大之嫌。在写到自己亲历的戈壁沙漠的环境时，他描述道：
“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
这段描述极富戏剧性，但也相当直白，正因为直白，因此令人毛骨悚然。因为法显叙述的是沙河中真实的、不掺杂一丝幻想的鸦片，但其中绝望与希望之间天人交战的缠斗，却足以超越那些浮夸绚烂的文辞。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正是法显《佛国记》忠实的追随者。他也记述了可怖程度不亚于“沙河”的“大流沙”，其笔法与法显如出一辙：
“沙则流漫，聚散随风，人行无迹，遂多迷路。四远茫茫，莫知所指，是以往来者聚遗骸以记之。乏水草，多热风。风起则人畜昏迷，因以成病。时闻歌啸，或闻号哭，视听之间，恍然不知所至，由此屡有丧亡，盖鬼魅之所致也。”
法显与玄奘的旅行记录，可以说是历史旅行文学的典范之作：精准、充实、真实而毫不夸张，但却因其真实而带给人感同身受的强烈震撼。
刘拓前往巴米扬路途中拍摄的村庄，他经常会在中途停下，去拍摄那些古老的村庄与生活在那里的人。他认为这些生活在古老而艰困环境中的人，比旅游者趋之若鹜打卡的名胜古迹更值得尊敬。图片出自《阿富汗访古行记》。
这种震撼不是堆砌辞藻营造出的幻象，而是言简意赅却信息量巨大的真实的冲撞。这种真实感十足的历史旅行记录的风格，当然不会随着玄奘、法显的逝去而随之消逝。但这种文字对写作者提出的要求更高，它要求摒弃那种游山玩水式的亵玩心态，全身心地投入到观察、搜集和探访的领域之中。
古与今
念天地之悠悠
虬枝如蟹爪般的参天古木下，耸立着古老的碑碣。碑座的赑屃龟甲犹存，但碑刻的文字，却已漫漶不清。然而，这并未妨碍骑驴的旅人在它面前驻足凝望，试图从残存的文字中，读出被岁月风尘湮没的那段历史。
李成、王晓：《读碑窠石图》，现藏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
《读碑窠石图》个中寓意众说纷纭，或以为讲述的是汉末名士蔡邕观赏曹娥碑的故事，或以为是描绘唐代诗人贾岛“古寺读碑不下驴”的典故。但画的作者李成与王晓，都曾经历过残唐五代的离乱岁月。生活在那个时代，生活本身就是一场不亚于法显与玄奘西行的历险。半个世纪刀兵战火的反复洗劫，让现实与历史都变得伤痕累累。而李唐本是李唐宗室之后，遭逢亡国之痛，回首大唐盛世，一如画中古木下的古碑一样，孤独地矗立在那里，被岁月剥蚀，无言地诉说着早已不再的荣光。
岁月蹉跎，过往成尘，记录历史的碑碣埋没古木荒草之中，但幸好有旅行者发现了它，并且愿意驻足停留，端详记录碑上被湮没的历史，没准儿还会把它记录下来，让它重返世人眼前。李成虽然最终谢世于宋初，但他如果知道自己在《读碑窠石图》中描绘的骑驴访碑的光景，在他身后的宋代会形成一股热潮，想必会倍感欣慰。
刘敞就是宋代热衷旅行访碑的诸多文士之一。1061年，他出任永兴军路安抚使，其治所长安正是汉唐故都，历史古远，因此常有古碑残碣出土。刘敞对此特别加以留心，时时发掘有所获，他“悉购而藏之”，也时常实地踏访碑刻，撰成《先秦古器图》。他的好友欧阳修，同样有读碑的癖好，“好古嗜学，凡周、汉以降金石遗文、断编残简，一切掇拾，研稽异同，立说于左，的的可表证，谓之《集古录》。”欧阳修作为历史学者，更着眼用古碑中的记载来纠正文字史料的错漏。《隋书》中记载郎茂“卒于京师”，但欧阳修发现的《隋郎茂碑》上却刻着郎茂“从幸江都而卒”，故而“史氏之谬，当以碑为正”。他主持编修的《新唐书》中的《孔颖达传》，曾因袭前人史*载，将孔颖达的字记作“仲达”，但他后来访查到唐代的《孔颖达碑》，虽“其文摩灭，然尚可读”，从中，他不仅发现孔颖达的字不是“仲达”，而是“冲远”，更找到了史书中未曾记载过的历史，如孔颖达的生卒年月，以及他与魏征奉敕共修《隋书》的史实。“碑字多残缺，惟其名字特完，可以正传之谬不疑。以‘冲远’为‘仲达’，以此知文字转易失其真者，何可胜数？”
宋代才女李清照与他的丈夫赵明诚，可以说是欧阳修访碑考史的忠实拥趸。在他的《金石录》自序中，赵明诚坦言自己对金石碑铭的爱好，就发端于欧阳修的《集古录》。待其成年仕宦后，他便“益访求，藏蓄凡二十年，而后粗备。上自三代，下讫隋唐五季，内自京师达于四方，遐邦绝域夷狄所传，仓史以来古文奇字，大小二篆，分隶行草之书，钟鼎簠簋尊敦甗盘杅之铭，词人墨客诗歌赋颂碑志叙记之文章，名卿贤士之功烈行治。至于浮屠、老子之说，凡古物奇器丰碑巨刻所载，与夫残章断画磨灭仅存者，略无遗矣”。
光绪刊本《金石录》书影。
他的妻子李清照在多年后，回忆起当年丈夫在京师太学里当一个穷学生，那年他才二十一岁，就对金石碑刻有着深深的迷恋，每每到当铺里把衣服当掉，换得五百余钱，到大相国寺前的市场上去购买碑文拓片，“归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两年后，他们又出京到外地做官，虽然身处穷遐绝域的荒僻之地，仍不辍“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最终整理出两千卷金石铭文，又特意编纂了三十卷《金石录》：
“呜呼！自三代以来，圣贤遗迹著于金石者多矣，盖其风雨侵蚀与夫樵夫牧童毁伤沦弃之余，幸而存者止此耳。是金石之固，犹不足恃。然则所谓二千卷者，终归于磨灭，而余之是书，有时而或传也。”
他猜得一点不错。1127年，北宋在金人铁蹄下沦亡，他与妻子李清照也不得不踏上逃亡之路，昔日精心搜罗的碑铭拓片渐次佚散，故居积藏的金石古籍，也被金兵烧劫一空。唯有三十卷《金石录》流传后世。但这一劫火遗存，一如李成笔下的《读碑窠石图》一样，足以激发起后来者的步追踵继的向往之心。五百年后的明末学者赵崡就是《金石录》的忠实读者，他自己踏访碑刻的行止，宛如一幅活脱脱的《读碑窠石图》：
“深心嗜古，博求远购，时跨一蹇（即瘸腿的毛驴），挂偏提，注浓醖，童子负锦囊，拓工携楮墨从，周畿汉甸，足迹迨遍。每得一碑，亲为拭洗，椎拓精致，内之行簏。”
在他之后的清代金石学名家黄易，则将自己在嵩洛之间访碑的经历，绘成《嵩洛访碑图》，淡淡数笔墨痕，勾勒出两三个米粒大小的人物，站在一方古碑前，细细琢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