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青年报
原标题:偷来的“家”
去年年末,亮亮在指认现场
马昊被捕半年后,亮亮回到了曾经的“家”。那里已被瓦砾和荒草覆盖。
马昊所盗的部分赃物
马昊在指认现场
22岁的流浪汉马昊迫切地想要留住这个家。
这个头发黏成一团、衣服散发臭气的男人,在去年年末陆续砸了30余辆汽车的车窗。烟酒、数码产品甚至食物,他悉数偷走。他需要钱,他要养活一个家。
“家”就在陕西渭南市郊的一片草丛里,那里是城市化还未涉足的荒地。半人高的杂草和垃圾堆隔绝了这里与不远处的高楼大厦,赃物和食品包装袋、铺盖、牛奶等散落在草堆各处。
这个“家”的一切都是偷来的,除了9岁大的“弟弟”亮亮。他们没有血缘关系,3年前,从四川流浪而来的马昊在这里遇见了6岁的亮亮。之后,兄弟俩把家嵌进了这座城市的缝隙。
警察在草丛里查获了价值达数万元的赃物。兄弟俩分工明确,那些高档烟酒和数码产品交由亮亮去销赃。亮亮还不怎么识字,但已能分辨各类数码产品。
渭南市公安局临渭分局巡特警大队便衣侦查中队中队长周佼,为这一系列性质恶劣的砸车盗窃案感到震惊。最疯狂的一夜,马昊连续砸了渭南市区的11辆车。
依法逮捕马昊后,她不断梳理案情,一个更令人讶异的事实浮出了水面——从某种程度上讲,亮亮像是昨日的马昊。
两个人共同的身份是留守儿童。兄弟俩在幼年都遭遇了父母的抛弃,不同的是,亮亮被扔给了收废品的爷爷。而马昊则在15岁那年从寄养的叔叔家离开,一路流浪。
9岁的亮亮说,自己害怕销赃,也知道偷东西“是不对的”。但比起这些,他更怕失去这个偷来的“家”,怕失去那个从天而降的“哥哥”。
我就看看他心里有没有我
准确一点来讲,马昊真正的家在600公里外的陕北,尽管他已经7年没回去了。离家后,他在北京卖唱过,也在四川和陕西乞讨过,没有明确的目的地。渭南不过是流浪之路的一个临时落脚点,并没有任何不同。
他在这里遇见亮亮。一开始,他只不过是托在路边放炮的亮亮,顺手帮自己买一些食物。后来,他们好几次在这座城市的荒地相遇,亮亮见了“熟人”兴奋起来,拉住马昊的手,“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马昊愣住了。因为蓬头垢面的外表,他极少白天外出,他不喜欢人们的指指点点,也极少与人说话。接受讯问时,马昊告诉周佼,一开始他并不想陪亮亮玩耍,甚至“不想和任何人说话”。只是,当时才6岁的亮亮总是缠着自己,一口一个“哥哥”,他拗不过,就陪他去了还未建好的公园。亮亮一遍遍地坐积满灰尘的滑梯,笑着,叫着,他坐在不远处看着。
天快黑了,马昊问亮亮:“什么时候回家?”
6岁的男孩一言不发,只摇了摇头。
亮亮是非婚生子,母亲生下他不久后就离开了。后来,外出打工的父亲组建了新的家庭,不包括他。他成了留守儿童。前几年,为了一家人的生计,爷爷奶奶带着亮亮举家从河南民权搬到了渭南。他们把家安在了废品之中——跛脚的爷爷接手了老乡的废品回收生意,喜欢喝酒打麻将;有精神疾病的奶奶不能干重活,时不时躺在蛇皮口袋上傻笑。
他一点也不想回到那个废品堆里的“家”。他冲着马昊说,自己没有爸爸妈妈,至于爷爷奶奶,“反正也不会来找我”。
兄弟俩开始同进同出。马昊带着亮亮去公园摘葡萄和梨,在树荫下吃水果打瞌睡;刮风的天气去荒地里的垃圾堆,看着大风把塑料袋、垃圾和灰尘卷成一团,“龙卷风啊”,亮亮大喊;下雨天,他领着弟弟去草丛深处,那儿有被雨水打湿了翅膀的小鸟,扑腾扑腾地扇动翅膀,终于,鸟儿飞起来了,亮亮忍不住鼓掌。
正值夏日,马昊的床安置在草丛深处的电房房顶,要抵达那里,需要在一段2.5米高的围墙上行走几十米。身高不到1米的亮亮说,自己一开始很害怕,踩着砖头爬上围墙,一步一步挪动,“快吓死了,不敢往下看”。可眼前就是哥哥的家,咬着牙就走过去了,“多走几回我就不怕了”。
独自流浪的生活突然硬生生挤进来一个孩子,开销成了让马昊头疼的事。他带上亮亮,往城中村的巷子里钻,有人开门乘凉,有人支着麻将桌打牌,他们趁机浑水摸鱼,小偷小摸。被抓住是常有的事,不过,对方瞧见瘦小的亮亮都会心疼一番,往往只批评几句就放他们走了,连警也没报。
马昊后来坦承,自己是故意带上亮亮的。“抓住了,弟弟不用负法律责任。别人还会同情我们。”
但连续的失败消磨了他的意志。他从前常常饥一顿饱一顿,白天捡垃圾,夜里偷东西,不用为一个孩子的三餐发愁。他想离开,渭南本就只是他途中的一站。在亮亮最爱的滑梯前,他告知了亮亮这个消息。
6岁的孩子扑到他身上又闹又叫,“哥哥你不准走,你走了我再也不帮你买吃的了。”自从兄弟俩混在一起,买饭的活儿都派给了亮亮。
一天,马昊悄悄地躲在了远处的草丛里,“我就想看看他心里有没有我”。亮亮在那儿左等右等也不见哥哥的踪影,天快黑了,这个孩子终于爆发出哭声,“哥哥,你不要走,你不要走啊。”
这个流浪汉心软了。十几年前,他的父母离婚,母亲离开了榆林老家,收好行李走上山路。当年同样只有6岁的马昊就跟着母亲后面,一路跑,一路哭喊。他求妈妈不要走,可直到最后,母亲也没有回头。
他觉得,自己和亮亮两个瘦小奔跑的身影一点点重合了。
不冷,哥哥每天晚上都抱着我,我们一起看星星,他还给我讲故事
兄弟俩决定在草丛里安家。
垃圾和蚊虫是他们的邻居,兄弟俩雨天到附近废弃的电房里过夜,夏日爬到房顶乘凉,冬天则用捡来的木板和塑料壳做床。
他们一起去垃圾堆里捡气泡膜,比谁按出的声响更大。靠近围墙的地方有一片瓷砖拼成的空地,马昊给弟弟买了辆遥控赛车,亮亮操纵着赛车躲过一块块砖头,他就坐在不远处陪着。
“他高兴,我就高兴。”接受讯问时,马昊难得地抬起头,他笑着告诉警察,“他(亮亮)说就喜欢跟我在一块儿。”
亮亮很敏感地发觉,哥哥似乎变了。一直沉默寡言的哥哥突然啰嗦起来,他不再允许自己吃零食。以前,他玩滑梯和看龙卷风时总被催快点,因为哥哥要“赶时间”。后来,他把哥哥给的零用钱弄丢了,哥哥只说“丢就丢了,没啥”,又塞给他几十块钱,顺带嘱咐一句,“不能买垃圾食品”。
过去,哥哥一入夜就埋头看手机,跟“四五百个人聊天”。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开始带着亮亮遛弯,出门的时间往往是凌晨,街上空无一人,亮亮在前面跑,时不时停下脚步,回头望望哥哥。马昊在后面慢悠悠地走着,偶尔开口:“慢点。”
他们曾碰到酒醉的路人,对方冲着亮亮一通骂,后边的马昊听见了,从路边折下一根树枝就冲了上去。这个身高只有1.6米出头、驼着背畏畏缩缩的流浪汉冲到亮亮前面,嘴里骂骂咧咧的,一步也没退。
亮亮很少回自己原本的家了。偶尔一次回去,都是为了更换充电宝。他的爷爷直言,孙子是一匹“小野马”。他也曾经出门找过,可卖废品的人等着,自己又跛着脚,找着找着就疲了、乏了,“反正他早晚还会回来的。”
57岁的爷爷坦言,自己已“无能为力”。他给儿子打电话,说孙子天天夜不归宿。他想让对方每月寄钱,自己好带着一家人回河南老家。可电话那头的儿子只是沉默。许久,儿子才开口:“我真的没有那个能力。”他组建家庭没多久,小儿子刚出生,岳父岳母一家身体也不好。
“算了,算了。”电话断了。亮亮和爸爸已经3年没见了。
腿疼发作时,亮亮爷爷会喝42度的白酒来“麻痹神经”,他不敢去看病,全家人都指望着他,指望着每个月收废品挣来的一两千元过日子。他们在废品收购站租的房子只有10平方米左右,老两口、亮亮和亮亮的堂妹住在一张床上。逼仄的屋子终年不见阳光,老鼠从床边跑过。
他不知道孙子在想什么。喝了酒后,他的脾气很大,打骂孩子都没有少过,“娃咋不体谅家里的难处呢?”
“孩子被迷住了。那个人有手机,不像我只有老年手机。”他很肯定地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亮亮离开家的原因,是手机。
尽管和亮亮的新“家”只隔了几百米,但他从未踏入过那里。
那个“家”比起废品收购站的屋子还要简陋,可亮亮却找到了久违的快乐。他在这堆垃圾里度过了两载春夏秋冬。渭南的冬天,夜里气温常骤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天空不时飘雪,周佼问过亮亮,“冬天你睡在草丛里,冷吗?”
“不冷,哥哥每天晚上都抱着我,很暖和。”孩子说。
“你们每天晚上都干啥呢?”她接着问。
孩子的脸上露出了神采,“我们一起看星星,他还给我讲故事呢。有时候,哥哥还给我唱歌。”
钱是唯一困扰兄弟俩生活的因子。马昊决定砸车窗盗窃。这一次,他拒绝了弟弟跟从的要求。一个人频繁地在深夜走上街头,扛着撬杠,砸开车窗。
他说:“不要学我,以后大了会被抓的。”
那个草丛里的“家”一点点被偷来的东西组建起来。马昊被捕后,警察在草丛中找到了各类高档烟酒和笔记本电脑,还发现了大量还未开封的牛奶箱。其中许多箱因为雪水的浸泡,包装盒都生出了褶皱。
那也是马昊偷回的。他砸开了一家商店的玻璃窗,搬运了20多箱牛奶。监控视频里,他胳膊夹着、手上拎着,一夜间运了好几次。他有个很朴素的心愿,要让亮亮每天喝上两盒牛奶。
“哥哥说我个子不高,要被人欺负,喝奶可以长身体。”亮亮说。
后来不找(妈妈)了,因为心里没有了
第一次和马昊打照面时,周佼压根儿没想到,眼前这个流浪汉是这一系列砸车盗窃案的主谋。他看起来太脏太弱太瘦了,甚至分不清性别。他的衣服像一块破布,是挂在身上的。他头发很长,在脑袋上结成了一个油污大包,警察用力一抓,大包分毫未动,以至于他们猜测,马昊也许是个道士。
被捕时,马昊编造了一整套谎言,年龄、姓名、经历全是虚假的,直到通过技术手段找到他的真实信息,他才哑口无言。他埋下头,无论周佼问什么、说什么,都不肯抬头。
直到说起那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弟弟,他忽然情绪激动,眼睛里有泪花。
那一瞬间,周佼意识到,也许这两个人的关系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己的想象。在当地“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她询问亮亮案情细节,对方同样满口谎言,一会儿说“和哥哥很久没见了”,一会儿说“不知道哥哥在偷东西”,可当她跟孩子提到“想要哥哥早点放出来,就应该把东西都还给别人”时,这个孩子扯下了挂在脖子上的玉石,掏出了兜里的转运石,“能不能把哥哥放出来?”
亮亮如今9岁了,还没有上一年级,字也识得不多。但他能清楚地分辨苹果手机的型号,也知道有划痕的笔记本电脑和手机最多能卖多少钱。他用一个不透明的塑料袋装上手机和电脑,再塞满瓶子,如果碰到人问,就答“这里面都是捡来的瓶子”。
“他感知不到脏、善、恶这些东西,他没有明辨是非的能力,却能感受到谁对他好,谁对他重要。”周佼说。
那些经验都来自于马昊。大多数时候,他们各玩各的手机,马昊看电视剧,亮亮打游戏——游戏也是马昊教他玩的。他困了就睡,睡醒了先喝一包牛奶,再去附近的小餐馆买饭。
偶尔,马昊会跟弟弟分享自己此前的经历。他告诉亮亮,当年自己在北京卖唱,原本一夜能挣一两百块钱。可一天晚上,他被一群混混抢走了当晚所有收入,混混还用刀捅伤了他。
怕极了的他没有报警,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赶紧离开。他去地下通道售卖自己的音响。音响是15岁离家时他用偷出来的钱买的“饭碗”,从他初中辍学一路卖唱就跟着他,有几年了。不到万不得已,他不想卖。
夜深了,有人问他,“一百块卖不卖?”
“不卖!不卖!这个要卖几千块。”
“妈的,给你一百块你还不卖。”说完,那人冲上去和马昊扭打在一起。
他的音响没了。马昊去网吧过夜,有人瞧见这个身材瘦小的男生,主动打招呼,“你当我弟吧,跟我混得了。”他同意了。两个人一同上网熬夜,第二天一早,马昊醒了,身上的钱一分未剩。
那是他最后的积蓄。此后,未满18岁的马昊开始在全国流浪。
“哥哥跟我说,这个世界坏人比好人多。”亮亮说,马昊从不让他一个人在夜里出门,因为“有的人连苹果也会抢”。
用亮亮打开话题后,周佼注意到了马昊身上的绝望感,“这么多年,他家里人不关心他,(他)又在社会接触了大量阴暗面的东西,所以才让他那么消极,对生活完全不抱希望。”
十几年前,马昊曾一度发了疯地想找妈妈,他多次离家出走,但每一次都被家人抓回来。后来,有关妈妈的消息越来越少,他“不找(妈妈)了,因为心里没有了”。
因为父亲外出务工,他和姐姐曾被寄养在叔叔家。马昊的姐姐告诉周佼,自己的弟弟当年“很善良”。母亲离开后,弟弟一度变得沉默寡言。进入青春期后,马昊发现了自己对音乐的热爱,他试着向父亲提出,自己想学音乐、做歌手。
这个想法遭到了父亲强烈的反对。再大一点时,马昊变声了,他厌恶自己不再清澈的嗓音,认为自己永远失去了做歌手的梦想。
“他恨家里所有的人。”马昊的姐姐说。
讯问马昊时,周佼见到的是一张平静的脸。这个年轻人说话嗑嗑巴巴,甚至不敢抬头与她对视。心理医生诊断后认为,马昊如今“严重自卑,存在语言交流的障碍”。
只有聊到亮亮时,马昊的话会多一些。他时不时询问亮亮的情况,又忍不住说:“不想让他看见我现在的样子。”
也许亮亮永远不会知道,他的哥哥其实已经打算离开,只不过是“离开这个世界”。马昊已经计划好了,多干几笔,多攒一些钱留给弟弟。钱差不多了,他就找一个下雪天,喝点酒,一个人脱光衣服躺在雪里,“什么也不知道,然后就冻死了”。
那是他透露过的、为自己设想的生命结局。
你把他给我关起来!
案件发生后,马昊的亲属从陕北匆匆赶来。但22岁的马昊告诉周佼,自己唯一的要求是,“不见任何一个家人”。
周佼想解开马昊心中的疙瘩。她问对方,“不见亲人,难道你打算出去后再做老本行么?”
对于马昊,周佼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身为成年人的马昊应该为自己的违法行为付出代价。但另一方面,这个年轻人却在最应该接受教育的年纪流浪,一路遭遇相对阴暗的人和事,始终没有一只手将他拽回来。
她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因为有了亮亮,才让马昊重新获得了对生活的渴望,也正是因为想为弟弟多留一些钱,他才会疯狂地砸车,导致最终被抓。而这,又阴差阳错地打乱了他自*的计划。
这名从警11年的警察找到马昊的亲人,希望和对方谈谈这个年轻人的遭遇,可对方见着周佼却说,“能不能花点钱把人弄出来?”
这种态度她并不陌生。9年前,她曾办理过一起未成年人犯罪案件,3个不满14岁的少年和几个18岁上下的青年结成了一个盗窃团伙。他们白天挤在一间小旅馆,夜里出去盗窃自行车和电动车,赚了钱就去上网。在网吧,这群孩子学会了抽烟、喝酒以及赌博。
她所见到的未成年犯罪案件当事人,有人长在单亲家庭,有人是留守儿童。有的结成了团伙,也有人独自犯罪。但共同点是,他们都缺乏关爱,缺乏经济来源,很多人性格自卑敏感。
一个年轻的男孩是开摩托车抢劫的“飞车党”。周佼抓住他后问,“你不怕单手抢的时候翻车吗?不找个伴儿吗?”
“我不找,找了的话,如果他被抓住,肯定会供出我来的。”他表示,自己不相信任何人。
因为年龄的原因,那3个盗车的未成年人接受批评教育后,就被亲人带了回去。可没过几年,她又和这群孩子打了照面。那一次,他们因为抢劫被依法逮捕。去年,这群已经成人的孩子又一次和周佼碰面。在“扫黑除恶”行动中,他们再次被抓。
这五六个孩子贯穿了周佼迄今为止的11年从警生涯。一开始,这名警察讲究办案的结果和效率,这些孩子犯罪的动机并不在她思考的范畴之内。直到一次又一次碰见这群孩子,周佼心疼地想,自己旁观了一群青少年二次乃至多次犯罪,却什么也没做。
许多曾被忽略的细节被她重新翻了出来。有家长曾经当着警察的面怒斥孩子,“我回去弄死你。”还有家长怒气冲冲地吼周佼,“你把他给我关起来!”
在周佼看来,这就像一个恶性循环。孩子犯了错,家长往往想的是推给学校和公安。“可关了又如何,一样治标不治本。这些孩子出去以后还是你的孩子,还是要回家,你不去了解孩子想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只是一关了之,能行吗?”
“光靠公安机关去打击去处理,未成年犯罪案件能彻底解决吗?”她问。
“他们在社会底层不断地扭打、挣扎。随着年龄增大,不断犯罪,直到被关进监狱。”她还记得,八九年前遇到的那群孩子,最后一次见面时,他们中有人得了乙肝,有人得了肺结核,可没人说得清自己的病是怎么得的。
这次面对马昊和亮亮时,周佼觉得,自己一定得做点什么。“我只想让孩子回来。要把他继续放在外面,真的就完蛋了。”一次和亮亮闲聊时,这个孩子说,自己“不想见爸爸”,也“不认识妈妈”,至于爷爷奶奶,“最起码比我爸妈好”。
她时不时给孩子带去食物和牛奶,同时下决心,要让亮亮重回校园。
只是,亮亮的爷爷提起孙子依旧头疼。常常一个不留神,孩子又跑得没了踪影。他只能向儿子求援,透过电话,亮亮和父亲有了难得的一次交流。
“我跟你说,你再不听话,我回去收拾你。”父亲说。电话这头的亮亮始终没有回应,过了很久,他点了点头。
她给孩子照了很多照片,却不知道能发给谁
和周佼相熟之后,亮亮后来才告诉她,其实,警察们带着马昊去草丛里追赃的那一天,亮亮就在不远处。隔着几十米,他爬在一道围墙上远远地看着。
第二天他又去了那里,哥哥没有回来。
第三天还是没人。
他固执地在那儿等了好几天。
法院今年宣判,马昊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三万元。
半年过去,亮亮带着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故地重游,荒草和瓦砾已经覆盖了他们曾经的小窝,站在两米多高的围墙上,他找不到自己曾经的家了。
了解到亮亮原生家庭的情况后,周佼开始替亮亮在渭南上学奔走。她带着孩子重新办理学籍、补打疫苗、买保险、做体检……周佼自己也有一个正在上幼儿园的女儿,她很清楚,“别的同龄孩子都是天真烂漫,有哪个家长会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和亮亮在一起上课呢?将心比心,谁都会担心自己的孩子被带坏。”
可她还是想试试。
公办的渭河小学最终接纳了这个超龄学生。班主任王艳老师也嘀咕过,“我会不会一天到晚都忙着‘破案’啊?”这个孩子的顽皮程度超出了她的想象,第一天见面时,亮亮在校长办公室里上蹿下跳,一会儿在沙发上蹦跶,一会儿钻进茶几里,王艳闻到了亮亮爷爷身上的酒味,出言提醒,亮亮一脸开心地扭头问她,“你是狗鼻子吗?”
聊到最后,王艳和周佼达成了共识,不管怎样,先试一试,不要轻易放弃这个孩子。
当在这座城市流浪两三年的亮亮终于得到一张课桌时,王艳发现,她给亮亮讲过的规矩和道理,这个孩子竟然悄无声息地消化了。下课离开教室,亮亮会主动把凳子挪进去,不发出声响;午休时,他即使睡不着也会把头伏在桌子上;放学后接他的家人总是来得很晚,有别的小朋友等急了,亮亮会把自己剩下的那份零食递给对方,还顺带哄哄那些弟弟妹妹。
与之相对的,是这个孩子依旧敏感而自卑的内心。课间,她看到亮亮想加入其他小朋友一起玩拉圈圈的游戏,却又不好意思开口。她在远处就悄悄向其中的男孩招手,告诉对方,“你们跟哥哥一起玩好不好?”
男孩听了,麻溜地跑回去,一把抱住了亮亮。
在班里,所有同学都叫亮亮“哥哥”,他过去的经历没人关心,王艳发现了孩子绘画上的天赋,还让其他小朋友围过去欣赏亮亮的画作。靠得近了,有爱干净的女生忍不住想开口,她盯着女孩,轻轻地摇了摇头。
班里曾发生一起“盗窃案”,同一天有3个小朋友的东西被偷,站在讲台上的王艳连眼神都没有投给亮亮,“我必须去相信他,我要让他知道,老师没有怀疑他。”事实证明,事情跟亮亮没关系。
在王艳看来,不仅是亮亮在学习重新融入学校,其他小朋友和他们的家长也获得了珍贵的一课——学习去包容、理解、接纳那些弱势底层的人群。家长委员会的其他家长时不时给亮亮带些吃的,还为他凑过一次书费,学校做活动时,他们还特地给亮亮拍了许多照片。
王艳的电子相册里,有一部分全是亮亮的照片,那里记录了孩子每一个阶段的成长,足有几百张之多。她给他照了很多照片,却不知道能发给谁。亮亮的爷爷总是喝得醉醺醺地来接孩子,奶奶更是路都认不清,孩子的父亲她至今没有见过。
其实,她本来差一点就能见到孩子的父亲了。那次,一向寡言的亮亮话多了起来,他告诉王艳,“我爸爸过几天就回来了。”
王艳在孩子脸上看到了期待和笑容,可一天两天过去了,还是没能等到那位父亲。
亮亮原本准备了很多话要跟父亲说。他还给自己素未谋面的弟弟准备了礼物。那是一个小书包,“我从我叔那儿看过视频,我弟可小了,很可爱的。”
作为孩子的班主任,王艳也很想和孩子的父亲交流一次。“仅靠周警官和我,对亮亮一年两年可以如此,三年四年呢?换了班主任、回了老家,亮亮又该怎么办?他会不会再一次盗窃?”她想让孩子的父亲“意识到自己的责任”。
这个暑假,亮亮的叔叔结束了外地的打工,回到废品收购站帮忙。亮亮的生活也忙起来了,他时不时跟着叔叔一起去网吧待着,那儿有一群叔叔的朋友。他还负责为这群人买食物和水,东西很重,他曾在电瓶车上失去重心摔了下去。
渭南市公安局临渭分局巡特警大队大队长卫英康,也在一直关注这起案子的后续进展。他认为,“人的因素是千变万化的,更重要的是从制度上去保障。”他希望,从法律层面和制度层面能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参与,“来共同挽救案件里的弱势群体,同时形成常态化的机制”。
“预防很重要,但绝不是公安一家可以承担的。需要司法部门、孩子的家庭乃至全社会形成合力。”他说。
不管怎样,眼下亮亮的生活总算回到了正轨。前些日子,周佼忙完一个案子,顺道拐去了渭河小学。60几个孩子正在大教室里排练节目,9岁的亮亮个儿高,站在最后一排,一堆孩子比划着,周佼凑近一听,他们正在唱《我爱我的家》。
她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她不知道人群中的亮亮是否能理解歌词的意思。她只清楚,这里才是这个孩子应该待的地方,这里就是孩子的“家”。
亮亮偶尔还会想起那个草丛里的家,想念半年未见的哥哥。
他会问每一个来看望自己的人,“哥哥什么时候能回来?”得到确定的答复后,他又忍不住自言自语,到时候哥哥也许“头发变短了”,自己“会不会认不出来了”。(记者 袁贻辰)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本文亮亮、马昊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