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锦莲看着破败的家垂头丧气。
真正痛苦的是案子没有进展。
这些年他们至少申诉了300次。2002年，省高院驳回申诉。申诉驳回还算有个说法，而更多的是石沉大海。
2003年，最高检将李锦莲申诉一案转交江西省检察院复查，省检察院的人曾对李锦莲说：“你这个案子好一点，应该很快会有个结果。”前后复查一年多，等来的结果是“不抗诉”。
2005年，最高法决定调卷审查，后指令江西省高院立案再审。之后又等了六年。
2011年，省高院第一次再审开庭。检方指出，本案“存在瑕疵”，证据不足并存在矛盾，唯一能证明李锦莲犯罪的直接证据只有他本人的有罪供述，且不排除刑讯逼供。同年11月，省高院下达再审判决，维持原判。
那次再审，狱警还让李锦莲收拾好东西，说不会再回来了。他把申诉材料、法律书籍、报纸，装了一个大布袋，带去法庭交给女儿。结果出乎所有人意料。
狱警干部怕李锦莲想不开，不敢把判决书拿给他看，特地安排了一个小房间让李春兰姐弟与他见面，劝了一上午。李锦莲完全崩溃了，哭着反复问：“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而李春兰说自己是任何时候都不能绝望的人，她是父亲唯一的依靠，她不能被击倒。她一直劝慰父亲还有机会，“我们还要申诉，我们还会继续努力。”
2010年之前，李锦莲坚持不申请减刑，拒绝写报告。后来狱警瞒着他打申请报告，减了四次刑。如果这次没改判，明年他应该能刑满释放了。他曾打算出狱后不回家，直接去北京申诉。
李春兰也是同样的打算。她这么多年的坚持，目的不只是让父亲回家，更是想让父亲“清白地回来”。
重拾生活
2015年，为此案奔走呼号十余年的朱中道因病去世。章一鹏说，李锦莲案不平反，他死不瞑目。但改判之后，他内心仍不得平静。“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冤案？为什么这样明显的冤案，会花这么长时间来纠正？”
李锦莲父女也高兴不起来。“因为我们付出太多太多了，来得太慢了。”
李锦莲家屋前的田目前尚未要回来。
二十年沧海桑田，出狱后的李锦莲需要面对的是几乎陌生的世界，很多地方、故人他都不记得了，一个人出门会迷路。李春兰说，父亲最难适应的是无家可归，东歇一下西歇一下，来来回回换过几个地方，总归是寄人篱下。
李锦莲说，在狱中除了子女和母亲，没有人来看过他，兄弟姐妹一个都没来。刚回来时，他宁愿住宾馆，也不想回村里见他们。
李春兰说，如果不是过世的家人葬在村里，她一辈子都不想回去，那是个伤心的地方。她觉得自己家破人亡，跟当年作假证的村民也有关系。
但李锦莲还是想回村里住，想要回被邻居占了的田地。他过去在山上种的茶籽、板栗等，多被村民采摘。他现在快七十了，身体又不好，很难像以前一样劳动。
李锦莲望着弟弟的房子感慨，如果没入狱，现在的自己肯定跟他们一样，拥有漂亮的房子，过着无忧的生活。
“他现在也没有朋友，这么大年纪了，重新建立一个朋友群很难。我也希望给我爸找个老伴，有个人说话心情会好一点，主要得从阴影里走出来。”李春兰说。
6月1日，从法庭无罪释放后，李锦莲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扔掉那件印着“4317”编号的囚服。只是心里的“囚服”，他还扔不掉。
刚出来那阵子，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他在狱中瘦了30斤，落下了肠胃炎和胆囊炎，吃得稍好一些就拉肚子。晚上好不容易睡着了，也很快会醒来。
他心里还有太多事放不下。住房，赔偿，妻子的死因，三个孩子的未来，还有送他入狱的那些人的道歉。
目前，李锦莲与省高院关于赔偿金额协商了三次，尚未达成一致。
申请的4140万元国家赔偿中，其中2000万的精神损失费是李锦莲提的。他认为他所失去的，“两个亿”也无法弥补。
恰恰是那些无法弥补的最折磨他。
这么多年他一直对妻子的死耿耿于怀。
他的母亲，事发时七十多岁，正是要尽孝的时候。2002年，老母亲驼着背到南昌监狱看他，桌上摆着饭菜，谁都没吃，哭了两个小时。那是他和母亲的最后一次见面。2012年，母亲去世，李锦莲儿女们怕他承受不住，一直瞒着他。出狱那天，他才得知母亲已去世多年，跪在坟前，哭得喘不过气。
李锦莲在母亲坟前哭诉。
大儿子结婚他不知道，本该由他操办，却“一点忙没帮上”，没摆酒，也没给彩礼。儿媳娘家至今不知道他家的情况。大儿子曾带妻子和孩子来看他，当时孙子一两岁，隔着玻璃打电话说：“爷爷爷爷，快回来，带我去北京。”他嘴上应着“好好”，心里却更苦涩。孙子现在五六岁了，没见过第二面。
他最担心的是小儿子李华，七岁没爹没娘，像孤儿一样长大，一个本来聪明调皮的孩子，变得内向封闭，沉默寡言。案发后李华曾被带去乡政府问话两天，后来李春兰不在家，也常常被村里的孩子欺负，他怕得躲在河边草丛中，天黑了才敢回家。
女儿更不必说，为了他放弃前程，耽误了二十年的青春，至今还单身一人。“我就希望这个女儿，下辈子不要再做我女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