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解放》30周年纪念版，作者: [澳] 彼得·辛格 ，译者: 祖述宪，版本: 湖岸｜中信出版集团 2018年8月
新京报：你描写比格犬、小鼠、猩猩、牛蛙等实验动物遭受的折磨，的确是读者平日甚少关注的领域。有意思的是，你还指出，“若将道德量尺再加以延伸，或许有一天，我们也将关注到因其生命力强与繁殖快速的特性，而成为实验动物首选之一的蟑螂”。你也提出一种观点，“猪队友”、“禽兽不如”、等侮辱性字眼的使用，也反映了动物在人类道德量尺上的被贬低、忽视的坐标，如此高的要求，会否担心受到道德洁癖的指责？
黄宗洁：这些批评、讪笑或不以为然是很常见的思维定式，甚至不是“看见黑影就开枪”，还没看见，酸民就已经开枪，我没有奢望要去影响根本就没有要听要看的人，而是把目标设为那些“不关心，因为不知道”的人，设法让他们知道，然后自己判断，这是松动的起点。
例如谈论猪牛羊等经济动物议题，立刻有人鬼打墙回呛“那吃素好了”。卡罗·亚当斯（Carol J. Adams）写过《素食者生存游戏》，其中描述各种素食者与肉食者的“攻防经验”，到最后“花在辩护上的时间，比吃饭多一倍”，这样的论辩循环反而模糊了焦点。如果放下素食与肉食二选一的道德是非题，审视经济动物的处境如何与为何触动我们不安的感受，舍弃防卫心理，许多被视为理所当然或“必要之恶”的对待，就有松动的可能。
至于道德洁癖，首先我承认，我内心有个人道德标准的小小纠察队，当然也有很多事情会超越我的包容底线，例如我不认为任何人可以用任何脉络来合理化虐*行为，这样的辩解焦点是错误的。但因为动物伦理是个复杂的议题，我们必然是道德不一致的，你可能养猫但是吃肉，食素但是*蟑螂，我并非以纠察队的心情在写书，我很清楚别人的道德标准跟我不一样。举例来说，我们早已透过日常语言的实践，展现出自己看待动物的眼光。
生活中其实有很多贬抑动物的词汇，不使用它们，对我并不构成约束，因为我的价值系统原本就不认可“猪队友”一类的字眼，这是自发的，无需拿一张检核表来提醒自己。但一般人不见得那么清楚地意识到道德距离的量尺，因此大情况下我不太去站 /战某个立场，更重要的是藉书的功能性去厘清这些立场为什么会存在，而不是呼吁大家与我共同阵营。
在讨论有关非人类动物道德地位时，有两种常被混淆的概念，动物福利（animal welfare）与动物权利（animal rights）。以动物园为例，动物权的主张会认为动物园不应该存在，但是动物福利会告诉你，它们已经被关在那里，怎样养育才是更好的选择？而不是既然动物园无法消失，那干脆什么都不做了，动物权利是长期目标，动物福利则是近期目标，看似退而求其次的态度，却能将痛苦减量，对于大量动物利用议题，都是相对务实的考量，我们称为“新福利论（new welfarism)”。
黄宗洁与狗狗合影，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关于新福利论，你提到“今天若能争取到较为洁净的笼子，明天才可望争取到空的笼子”，也反复强调争取观念松动的可能，你是由衷相信此种量变可以引发质变吗？
黄宗洁：我觉得不一定。动物权利的一些主张，虽然对很多人来说相对“不切实际”，但不止是动物议题，任何社会权利运动中，那些激进主张，作为价值树立在那里，让人看到极端理想或糟糕的可能，还是有它在光谱位置中的意义。
举例来说，《动物公民：动物权利的政治哲学》这本书，就透过公民权框架，指出驯化动物像公民，而城际动物（与人类互动密切但没有被驯化的老鼠、麻雀、野猪）则像移民，有其自己的生活方式，处于暧昧中间地带，作者继而提出很有趣的观点：传统动物权利论只提到消极面向，例如吃素、不应该制造实验动物的痛苦，但应该有积极的动物权利，像是设立动物廊道让它们“安心过马路”，这岂不是更理想化、要求更高？但每种伦理角度互补不足、彼此修正，也能提供更多选项，你永远都可以觉得有更好、更符合你理想世界的样貌。
但落实起来，有些主张即使个人层面都很艰难，更不用说政策法律面。如果一开始站在所谓道德制高点、光谱最旁边的位置，别人就会觉得说你距离他们太遥远，不想听，根本不会靠近，甚至会往反方向走。推不倒的墙当然会一直存在。那就是人性，我们的自以为是、矛盾与*、靠话语包装合理化我们的作为，都会成为改变的阻力。而量变是渐进式的修正，让更多人愿意去参与，有一天累积到某种程度，可能会有跨越式的变化，所谓松动，就是你总要相信会有缝隙。
疫情冲击：
喘息之后可以做什么？
新京报：除了现实面向，你还讨论了熊本熊、米老鼠等可爱拟人化的“人兽合一”的混种生物，这些符号化“新图腾”的流行背后，与城市文化本身的相关性反而逐渐下降或扁平化。近年玲娜贝儿、星黛露等迪士尼公仔成为拥有粉丝“女明星”，如何看待这种风靡？
黄宗洁：英国艺术家班克斯（Banksy）的作品《羔羊的警报》(Sirens of the Lambs，2013) ，曾以一台运载着60只绒毛玩偶的屠宰场运输车，在纽约的大街小巷中行驶，玩偶们一路发出哀嚎和冲撞围篱的声音，虽然很多路人是以有趣的表情看着这个怪异的组合，但是这些玩偶反而凸显了人与动物关系的某种矛盾性：可以一方面“崇拜”这些可爱的商品，但这些动物在真实世界处境的不堪，多数人又理所当然地沉默。
班克斯（Banksy），《羔羊的警报》(Sirens of the Lambs，2013)，图片/ic photo.
在我和姐姐黄宗慧合著的另一本书《就算它没有脸》中，也探讨了像Pokemo GO（指宝可梦GO，一款热门游戏）这类虚拟动物。至于星黛露这些公仔，它比较趋近数码时代下人想要去跟其他人建立连接的新模式，既可“人化”地互动，是情感投射的对象，能回应我们匮乏的需求，又要“去人化”，不能看见头套下的扮演者戳破想象。在这种符号化之下，动物真实的属性被稀释到很薄。某种程度上星黛露既是一个被净化过的人，也是一个被净化过的兔子，更是一个被净化过的玩偶，集结所有优势，又回避所有限制。此类公仔的流行恰是结合我们所有渴望的元素，重新进行的混血创造。
还有一个关键，是如今我们对于互动、建立情感链接的需求也在演变。单纯的动物卡通、不会动的玩偶，已经无法满足现在的年轻世代。当代社会人的自我意识更强，人际关系更加断裂，加上疫情的笼罩，相较于要陌生人互动，靠与娃娃说话或许反而能获得更安全的情感需求。在这样一个更个人主义的时代，“我”被不断放大，对于互动的需求也会更大，它不能是单向的输出，而是要获得情感匮缺的回应。对于玲娜贝儿等“被净化的完美动物”的情感投射，也就包含一种利己性的回馈，取代了与真实动物互动的情感想象。
新京报：有如此断裂与利己的大背景下，加上疫情影响，推广保护理念岂不是更难？
黄宗洁：动物保护是注定要与无力感为伍的。它有时不止是走得很慢而已，甚至是进一步退三十步，反复迂回的途径，随时被打回比原型更糟糕的状态。
很多时候看着世界往某个方向走，涉及的权力关系、利益切割、话语权争夺，不是一两个人说句话就有办法扭转或改变的，身在外围的人，也很难触及运作的内圈。面对这种变化，绝望泄气的过程是个周而复始的循环。当铺天盖地的扑*无法抵挡，因为不忍，你只好去当逆风的、说不中听的话的人。你只能发出异议，让大家看到并不是世上所有人都这样想，去看到这些行为的代价，包括人与世界相处模式的改变，有时那些影响，并非当下立见的，而在错误的判断下，动物总是率先被牺牲掉的。
城市化的进程必然愈发猛烈，各式各样的天灾、剥削和伤害都无法避免，但动物的权益是否必然要被牺牲？我一直想强调的，不是一步到位地扭转事实面，而是观念面的松动。如果大家永远抱着“人的日子都这么不好过，谁有空管动物”的态度去面对现在的动物与环境问题，其实可能回过头来让事情加剧恶化，人的日子更不好过。
其实有时候我们不是没有选择，而是我们没有耐性去看看其他选择，给他们时间，而不是要求一个立竿见影的标准答案。写这些文章的目的，无非就是想要为那些选择撑出一点空间。这些动物可能会给我的生活带来不方便不愉快，但我们是不是不要那么理所当然地，因为我心中的对与错，就要把整个世界拉向“我”认为对，但未经验证的方向，万一是错的呢？
黄宗洁受访前夕，刚刚结束为家猫“妹子”血栓留医ICU的奔忙。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疫情期间我们也看到，前有香港奥密克戎初期扑*宠物店仓鼠，后有上海阳性患者家的宠物被“消*”，一点点风吹草动，动物就要付出很大代价。
黄宗洁：谢天谢地疫情初期没有将动物卷进来，否则将会是比2013年中国台湾地区狂犬病恐慌更恐怖的灾难。那时因3只鼬獾确诊之后，大量野生动物被乱棒打死，甚至有县市发起“抓狗换白米”活动，这不止事关动物知识和生命教育，更重要的是我们时常想要选择最方便快速的方式，而且不想承认。
动物注定是替罪羔羊吗？其实直到今天，所有走私动物都还是直接销毁。疫症同理，如果患病的是人，我们会不会“但凡有风险，就要扑*掉”呢？那必然是对人权极大的倒退和侮辱，但如果发生在动物身上，说穿了最后就是成本的考量，我们不愿意花成本在它们身上，终极原因是我们认为它们不值得。朋友带猫看医生，医生得知它的年龄，竟然说“那也够本了”，我养鱼，买药的时候老板还会好心介绍，“这瓶药要二百多块，鱼只要十块”，他们是出于好心，却非常刺耳。
主流价值就是如此，在考量成本与效益的前提下，动物的感受被隐匿了，人的感受能力也就在这样的隐匿中隐匿。
新京报：也有人认为，在人类受大疫所困居家隔离的这三年，正如纪录片《地球改变之年》中所反映的，水豚走上街道、城市传来鸟鸣，被压抑的动物们前所未有地重夺了生存空间，你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黄宗洁：我觉得这些现象是暂时的。人类突然退居家中，世界急速陷入空前停摆，像是个超大规模的实验，让动物的出现或自然的复苏显得格外醒目。但它们并非从天而降，它们本身就在这里，只是平时要躲藏起来。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疫情期间，从美国到斯里兰卡，全球动物园的熊猫、羚羊、孔雀等等都出现“宝宝潮”，各界原本预期这样的“新冠婴儿潮”会发生在人类身上，人反而争吵不休，增加的是离婚率，出生率不增反减，可是当游客消失，动物压力减小，繁衍生息回归正常节奏，说穿了，人类其实是种干扰。
另一方面，疫情后的“报复性消费”、“报复性出游”其实都是有趣的字眼，“报复”的对象是谁？除了经济成本的考量，人还要把失去的时间与生活都追回来，如果动物无法适应这种反弹的速度，就会再度堕入人人喊打的魔咒中去。中场休息固然是好，我们更应关注的是，暂时的“喘息”过后还可以做什么？疫情封控恰恰逼所有人去重新思考“弹性”这件事，很多过去认为不可以的模式与心态，在疫情影响下，其实也有改变的可能，我们要习得弹性的能力，而不是勉为其难地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