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怀森拍摄作品《马缨花的羞避》（受访者提供/图）
相关报道详见《秘境之美：影像中的野生动物保护》
我很少有专门看鸟的经历，印象中只有两次。一次去浙江德清出差，等候火车的间隙去了附近的下良渚湿地公园，听说小岛上有朱鹮，欣然登船寻找，只见一群被巨大铁笼豢养的白鸟，多数安静地趴在砂砾地面上，我生出“不过如此”的想法。我觉得无论什么鸟被关进笼子，就只剩下颜色和样貌的差异了。
另一次是在鹳雀楼上，楼顶视野极好，周围没有更高的建筑物，能看到远处的黄河滩。在我倚栏俯瞰时，一道阴影从眼底飞快地冲上来，我连忙后退两步，才意识到那是一只翅膀大张的鸟。不远的空中还有一群盘旋的鸟，它落了单，贴着屋檐绕飞。那天我一直看着它，直到日落黄河。建筑是死物，有了一只鸟，才会去想千百年间，有多少只鸟曾在这里逗留。
但我不好奇这是什么鸟，即使知道名字，也懒得去了解，我把这归结为我在博物学上的无知。因此，采访保护区工作人员和野生动植物摄影师的时候，我总有一些忐忑，他们时常说出一串一串的名词，诸如黑脸琵鹭、菲氏叶猴、天行长臂猿，问我：“你知道这是什么吗？”然后我问：“这几个字怎么写？”
他们中有几位非常高产，隔三差五在朋友圈发上九张照片，其中有各式各样的鸟类、昆虫和两栖动物。聊起拍摄经历，他们总是非常兴奋，尽管拍摄过程听起来很艰难。大理的鸟类摄影师张炜告诉我，他为了拍摄白腹锦鸡，连续一个月上苍山守候；唐家河保护区的邓建新想要拍大熊猫野外交配，自己搭了一个木桥，结果站上去拍摄时木头断了三根，连人带相机摔下来，左脚粉碎性骨折；高黎贡山保护区的艾怀森为了追羚牛，不管不顾地跑进原始森林，迷路后差点回不了营地。
这在我听来有些难以理解，他们费尽周折去拍摄的动力是什么？所有人都会跟我说为了“用影像保护自然”，我试图用苏珊·桑塔格《论摄影》中的观点——“一切照片都有一种固有的倾向，就是把价值赋予被拍摄对象”——来理解他们的行为，他们通过摄影强化了这些动物的价值，它们是珍稀的、难得一见的、需要保护的，然后从拍摄它们的行为中获得了满足感和使命感。
采访深圳福田红树林保护区的徐华林时，他说自己每天午休时间都要走上一两个小时去拍摄，我忍不住想问他不会觉得厌烦吗，他就顺着自己的话说下来：“……看到一大群鸟飞起来，你会觉得自由真好啊。”我翻了翻他拍的湿地候鸟，想象他在红树林间举着相机、几千张白羽在他眼前喧腾展翅的场景，又想到鹳雀楼那只从我眼底掠上天空的鸟，突然相信他的确是乐在其中。
“影像保护自然”的逻辑是，摄影师们相信，人们不关心野生动植物是由于不了解，一旦看见它们的美，就会产生保护意识。我对于这一点也没有采访对象们笃定，他们似乎认为人保护自然是毫无疑问的，而我还是想找出理由。比如海南东寨港红树林保护区的冯尔辉讲到周边村民退塘还林，我问是不是补偿款发到位了，他想了想说，其实当时的水质已经很差了，鱼塘收益连年下降，继续经营不如拿一笔钱转业。我立刻被说服了，出于利益是正常的。
如果不是出于利益呢？野生动植物摄影师奚志农的答案是“人天生就应该是自然友好的”，但友好在利益面前很难抵挡。我们聊到昂赛国家公园时，他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当地藏民似乎还保留着“众生平等”的宗教信仰，即使羊被雪豹叼走，他们只会说：“雪豹也要活啊。”白马雪山保护区的肖林在自传里介绍，藏族文化相信从人类到动物都带着“索”，翻译成汉语就是“生命”，“一株小草里面也许会寄生着小虫子，也是有‘索’的。”
这两种解释里或许带有对生命的信仰。但在农业革命以后，人们种植谷物、驯养动物，人和其他物种之间的不平等就在逐渐扩大，能否为人所用是衡量动植物价值的标准。奚志农说，以往提起野生动物，人们都关心“好不好吃”，是的，这不就是我们对待家畜的态度吗？我们谁会在买牛肉的时候关心它们在养殖场过得幸不幸福呢？最广泛的宣传语写着“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不正是因为涉及到人类自身才能引起重视吗？
我最后在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中找到了说服自己的理由，作者用“从动物到上帝”来总结人类的发展历程，“虽然智人确实取得了空前的成就，或许值得沾沾自喜，但代价就是赔上几乎所有其他动物的命运。”一旦重新意识到人类最初也是千万种动物之一，剥夺其他物种的生存权利就显得尤为不公平。掌握其他物种命运的存在，应该对这些物种负责，它们即使消失，也是“无知无觉”，只有我们会在人类罪过史上被记上一笔。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聂阳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