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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家发来的摄像头破解软件
小周称，610元可以买到“扫台”套餐，包含销售渠道和运营教程。
“扫台软件能破解监控摄像头，发现有‘精品’、有看点的话，就留着ID售卖。”小周声称，卖台(ID)是一本万利的生意，不需要花费太多时间，可以当作兼职来做。卖掉一个ID不等于失去它的权限，仍能将它无限次转卖给别人。
小周展示他的转账记录称，1月17日有多人向其转账，总金额超过1000元;他展示的聊天记录显示，他还向其他卖家提供了监控视频的账号和密码。
另一名卖家小洪自称，他是“最上面的人”，其他代理都是他教的。
澎湃新闻发现，小洪出售的云视通“扫台软件”中，包含扫描器、弱口令检查工具等一系列工具包的下载链接。小洪称，通过安装这些文件，可以扫描并破解摄像头的弱口令，得到ID结果。
小洪发布的一段操作视频显示，在云视通APP输入对应设备ID并点击连接，界面立即出现数十个家庭、宾馆内的实时监控，再点开另一个设备ID，显示出妇科手术室的实时监控。
为何所谓的“扫台软件”可以轻易破解他人摄像头?长期致力于网络安全的专业人士、网络尖刀创始人曲子龙认为，这与互联网刚起步时期的生态有关。
曲子龙向澎湃新闻解释，早期厂商为了方便顾客，便在摄像头出厂时设置了初始密码，例如“66666666”、“88888888”。但很多顾客对密码重新设置概念不强，这导致弱口令的存在。而且只要知道摄像头品牌，网上可查询到数初始密码，便可破解摄像头，这也是当前大部分摄像头通过破解密码而被他人操控的原因。
“破解的门槛低。”曲子龙称。
他表示，公共场所的摄像头被破解，原理跟家庭摄像头被破解原理一样，大概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通过攻击监控机的电脑进行破解，第二种针对新一代的联网摄像头，大部分是通过匹配摄像头出厂默认的密码、弱口令的方式被破解。
“第三种就是嗅探厂家调试后门或通过特定漏洞进行破解，相比前两种方式，这种攻击在偷拍摄像头产业并不常见，相对来说有一定的技术门槛。” 曲子龙说。
畸形癖好和窥私欲下的疯狂黑产
曲子龙称，目前的摄像头破解生意，一种方式是将摄像头接到指定账户后售卖权限，买方实时观看;另一种方式是直接录制特定画面后售卖。
澎湃新闻梳理多份裁判文书发现，从利用软件破解摄像头或私自安装偷拍摄像头，到拍摄性爱或裸露视频，再到售卖和发展下线，是摄像头偷拍黑产的重要环节。
中国裁判文书网2018年公开的一份判决书显示，2017年7月初，河北男子王某帅利用软件破解他人家庭摄像头的IP账号和密码信息，侵入并控制了30余台家庭摄像头的信息系统。
王某帅还在网络上组建了5个QQ群，将破解教程和ID打包，以每包88元的价格出售给他人。法院认为，王某帅构成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
澎湃新闻此前报道,2020年2月公开的一份山东省济宁中院刑事裁定书显示，赵某等人以非法牟利为目的，分别或结伙在国内超9个城市的宾馆房间内私自安装360摄像头，拍摄入住客人性爱的淫秽实时视频，并通过网络将观看上述淫秽视频的“邀请码”销售给沈某、崔某等十余人，上述人员加价后再通过网络相互转卖或贩卖给他人牟利。
赵某等4人通过QQ等软件推广并发展了超300名下线，一个邀请码最高能卖至600元以上，每个摄像头最多可生成100个邀请码，供百人同时在线观看，不少代理在一两月内便获利数万元。
在低成本高利润的黑产背后，是畸形的偷窥*作祟。
澎湃新闻在上述群聊内添加的扫台软件买家小林说，他加入了很多偷拍群聊，里面有很重口味的内容。他自称“好这一口”。在发现扫台软件无法使用后，他举报了群主的账号。
“部分群体的心理畸形和特殊癖好，使得某些特定视频变得更值钱了。”曲子龙说，摄像头破解已形成垂直黑产，从传统的个人破解窥探隐私，转变成了纯商业化的非法买卖、建立在侵犯个人隐私基础上的商业化运营。
追责和监管存在的困境
近年来，相关部门加大力度打击整治偷拍黑产乱象。
如，2021年5月以来，中央网信办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深入推进摄像头偷窥等黑产集中治理工作。中央网信办指导各地网信办督促各类平台清理相关违规有害信息2.2万余条，处置平台账号4000余个、群组132个，下架违规产品1600余件。对存在隐私视频信息泄露隐患的14家视频监控APP厂商进行了约谈，并督促其完成整改。
但偷拍和偷窥黑产仍没有被根除。
“打击偷拍产业链最难的是这个行为本身具有灵活性和隐蔽性。嫌疑人可以在任何时间、地点从事设备改装、偷拍偷录活动，真的是让人防不胜防。”不久前，江苏省常州市公安局武进分局网安大队副中队长陆叶涛在接受央视网采访时说。此外，嫌疑人到案后其使用的设备器材能否顺利查获并收缴，收缴后能否认定为窃听窃照专用器材，非法获取、非法控制的摄像头账号等电子证据该如何固定，偷拍偷录具体涉及的行为该如何定性和法律适用等问题，都在困扰着办案民警。
从受害者角度来说，维权也并非易事。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接受央视网采访时表示，很多受害人基于隐私保护的顾虑或者其他原因，可能在配合取证方面也有一定的阻碍，被偷拍的时间和地点就难以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
曾被房东偷拍的山西女孩琳琳(化名)告诉澎湃新闻，房东掌握了不少自己在出租屋的私密视频，她曾犹豫是否要曝光。在房东被刑拘后，她仍时常感到恐慌，她总觉得正常生活受到影响，对后续追责也感到不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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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唐入住的宾馆内两次发现针孔摄像头。
曾于2021年10月入住湖南郴州一家宾馆的女子小唐，在宾馆内部发现针孔摄像头，换房后又发现针孔摄像头。她于是报警。
2022年1月21日，小唐告诉澎湃新闻，警方近日已抓到偷拍者，并移送起诉。但涉事宾馆从未联系过她，追究民事责任也较为困难。“法律上对这种事情赔偿也不多，而且我不是当地人，(追责)还得请律师和去当地，实在没时间去做这些事情。”她说。
对摄像头厂商的监管及其自我监管也存在难点。
曲子龙说，首先，因技术原因，商家自查并不一定能发现摄像头被破解。其次，账号、密码的登录方式缺少多因子的风控。最后，第一代摄像头具有“非联网、非云端”的特点。“有可能一个小型公司*了，但它此前售卖的摄像头还在市面上被使用。厂商无法进行监管，考虑到安装、拆除的成本，也不太可能将摄像头召回。”
曲子龙强调，很难从法律上界定摄像头厂家的责任，在《数据安全法》等法规颁布之前，买卖摄像头的双方只属于买卖合同关系，现在无法用法律去追究历史责任。
“比如我5年前向你买了一个摄像头，我们俩之间存在商品的‘三包条款’，也就是你要保证摄像头可用，而且不是坏的。你(卖方)需完整向买方提供质保服务，但并不包含不泄露隐私、不可以被黑客破解、遵守隐私保护相关法规等。”曲子龙称，以前对摄像头的产品设计并无关于不泄露隐私等要求，因此，(当时的)企业很难有动力去按照这个规格提升产品的成本。
曲子龙建议，无论是摄像头、社交账号、网站账单，理论上都应该定期更换密码，尤其是常用的和钱财、隐私相关的账号。对于不用的账号或者功能，应该直接把它注销掉，或者把功能关闭掉。
来源: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