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的家庭模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近年来一人户的比例不断上升。
一人户又称单人户、单身户。根据国家统计局近期公布《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2020年我国家庭户中一人户的数量达到了1.25亿户，占家庭户的比重高达25.39%。也就是说，有四分之一左右的家庭户为一人户。相比2010年，一人户数量增加了6709万户，增长了1.15倍，一人户占家庭户的比重10年来提升了10.86个百分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冯文猛此前曾在采访中表示，从历史变迁看，中国的家庭户规模不断在缩小，且这种变化的趋势近些年更加明显。数据显示，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每个家庭户规模平均是4.33人，1964年上升到4.43人，1982年开始下降，平均家庭户规模为4.41人，2000年下降到3.44人，2010年下降到3.10人，2020年则进一步下降至每户2.62人，跌破三口之家。目前从结构看，我国当前的一人户家庭户主要由两部分人构成，一部分是老年单人家庭，即老年人中处于独居状态的家庭，另一部分就是年轻人单人家庭。
伴随着平均寿命的延长、代际价值观的差异化以及独身主义的兴起等变化的发生，我国单人户家庭规模和占比不断扩大，这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不能简单来用好或坏来定性。但对于它的比例以及上升的速度，整个社会要给予高度重视。
人口专家、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院长董玉整教授分析，十年来，一人户增长较快的原因有几个方面，一是年轻人的独立意识较强，很多年轻人越来越喜欢自立门户，独立生活，享受单身户的自由自在；二是现如今青年们的初婚初育年龄越拉越长，不少人将拥有独立的生活空间作为待婚期的基础条件。
三是因为工作单位较远需要单身立户。董玉整说，在大城市里，许多年轻人就业单位离自己的原生家庭越来越远，往往在上下班的路途上消耗大量时间，为了就业方便，不得不就近购房自立门户，成为一人户。
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的平均初婚年龄28.67岁，比2010年的平均初婚年龄24.89岁猛增了3.78岁。婚育年龄拉长，独自居住生活的年轻人总量和比重也会更高。要么买房居住，要么单独一人租房居住。
（数据来源：第一财经根据《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梳理）
分省份来看，2020年，广东、四川、浙江、山东、河南一人户数量位居前五。其中，广东达到了1411万户，在全国遥遥领先，也是全国唯一一个一人户家庭数量超过1000万大关的省份。四川一人户数量为883.6万户，浙江一人户数量为771.38万户，山东一人户数量705.6万户，河南一人户数量698.5万户。
从一人户占家庭户比重来看，2020年，广东、西藏、浙江、北京、重庆等省份位居前列。其中，广东和西藏均以33.22%并列第一。
无论是一人户家庭的总量还是比重，广东均位居第一。董玉整说，广东一人户数量最多，主要原因就在于，广东是经济第一大省，也是全国常住人口第一大省，流动人口第一大省。年轻人多，自然一人户也比较多。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0年，广东全省常住人口增加2170.94万人，增长20.81%，广东增量占全国增量的30%。浙江全省常住人口中，外省流入人口（半年以上）达2962.21万人，比2010年增加812.34万人，年均增长3.26%。
省外人口流入第二多的浙江，单身户的数量和比重也位居前列。浙江省统计局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浙江单身户增加幅度迅猛，占家庭户的比重从2000年的13.53%增加到2010年的20.36%，再提高到2020年的30.84%，比2000年增加17.31个百分点；二人户的比重由2010年的31.56%增加到2020年的32.38%，仍是浙江省比重最高的户规模。
浙江省统计局分析，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婚恋观念的改变，青年独居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同时，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居住环境的改善也使得人们追求更多的独立空间，传统的大家庭观念淡漠，这些都导致了一人户、二人户比重的不断提高。
专家：要提供政策和服务支持，创造更好的婚育环境
“独身主义兴起的时间并不长，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独居在长时间内对自我身心和社会发展带来的一些问题，因此，要营造有利于婚育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引导他们对婚姻、家庭、生育形成更加积极的看法，而不是结婚与生育均无所谓的态度。一个人的生活年轻时确实潇洒，没有育儿的烦恼和负担，可以随心所欲，但到中老年的时候，有些问题确实是一个人承受不了的。”冯文猛说。
冯文猛表示，很多人主观上并不想选择独居状态，但是客观上由于种种原因却处于这种状态。要创造更好的婚育环境，一方面要提供更加完善的婚恋服务，另外一方面也要采取实实在在的措施，解决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过高的问题，通过实施针对性政策，缓解育儿无人照料、照料费用不足等生育和养育压力。
董玉整说，一人户越来越多，成为了影响社会发展的一个独立群体，形成了独特的单身经济现象。对与单身生活相关的消费行为和产业经济发展，都有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
董玉整认为，我们要构建青年友好型社会、青年发展型社会，就要更加关注关心青年生活，为单身青年过好单身户生活，彰显精气神，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和引导，要积极发展单身经济，让单身经济成为社会整体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体现时代精神的闪光点。这样做，也是为了鼓励和引导青年朋友们为尽早结束单身状态做好更充分的准备，为结婚生子、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夯实基础。
家庭户均规模变小在农村家庭也表现明显——
原生家庭跨越城乡
为融入城市带来更多挑战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平均家庭户规模为2.62人，进一步跌破三人底线。而家庭户均规模变小在农村家庭表现得更加明显。除了代际更替中生育意愿变化外，专家指出，其原生家庭实际在城乡之间发生了延展，相关政策应该为新市民融入城市提供更多支持。
住在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的李蓉在有了自己的小家之后，节假日往往都是三人一起庆祝，这是繁忙工作中难得的温馨，也让她时常怀念儿时和弟弟妹妹们更加热闹的团聚氛围。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平均家庭户规模为2.62人，进一步跌破三人底线。许多从农村到城市定居的青年们，其原生家庭在两地之间延展，为融入城市带来更多课题。
在代际更替中生育意愿发生变化
李蓉的老家在湖北省荆州市石首市调关镇革家铺村，左右邻居都是自家的叔叔伯伯，从小在大家族氛围中长大。1982年出生的她是家里的大姐，后来两个妹妹和最小的弟弟出生。
由于家中经济条件有限且姊妹众多，李蓉15岁时就跟着亲戚到广东虎门的家具厂打工。在广东辗转不同流水线务工多年后，李蓉在顺德的电子厂认识了现在的丈夫，随后定居在了丈夫的老家湖南。她的两个妹妹也循着这样的轨迹，读完职高后去上海或广东打工，然后跟随丈夫分别定居在安徽合肥和广东珠海，弟弟则是研究生毕业后定居武汉。
经历过早期教育资源的紧张，李蓉和弟弟妹妹们成家之后，都希望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质量，而不是盲目增加生育。她说，“以前生孩子怎么养并不看重，但现在养育比生育更重要，而且抚养压力也明显上升。所以，我们姊妹四个目前都只生了一个孩子，觉得与其生得多，不如专注提高培养的质量。”李蓉同时提到，如果要生二胎，也会首先尊重女儿的意愿。
对于从重“量”到重“质”的观念变化，胡贤也深有体会。
和李蓉一样，胡贤也是一名出生于湖北省黄石市阳新县农村的80后，弟弟胡富比他小4岁。在深圳买房定居后，胡贤的女儿也在深圳接受教育，他说，“女儿现在学的很多知识我都没接触过，怕教错也不敢教，在教育上花的心思比我们小时候复杂多了。”而这一番经历，也让他暂时打消了生二胎的想法，而是全力做好女儿教育的后方保障。
原生家庭跨越城乡空间
在生育意愿变化影响下，新生代农民工往往比其父辈生育孩子数量要少。而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进程则从空间上分离了原本的家庭规模，使得户籍人数也在发生变化。随着青年们离开农村，前往城市工作或定居后，代际之间的空间分离越发明显。
胡贤在深圳定居后不久，在外读书多年的弟弟也考上了公务员，毕业后去往相邻老家的鄂州市工作，户口也随之迁往不同的城市。兄弟俩在逢年过节或放假的时候，才有时间回到老家和父母团聚。胡贤说道，“现在购房先要落户，升学也引导落户，原来老家的户口本上有4个人，现在就只剩下父母的两页。”
对这种原生家庭子女分散的状态，李蓉也感触颇深。
姐妹三个出嫁后都跟随丈夫在外省定居，早已经拥有各自小家庭的户口本，弟弟成家之后户口也迁往了武汉，姊妹4人分散在几个不同的省份。
户口分离构成了统计事实上的规模变小，但家庭观念仍然凝聚着原本的家庭人口。对此，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董磊明指出，农村人口外出就业的流动特征，使他们的家庭规模在变小的同时，呈现出独特的延展性。“对一个农村家庭来说，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原有的家庭会变成一个在城乡之间延展的家庭，它跨越了城乡之间的空间。”
而流动带来的空间跨越，实际上也给予了家庭迁移和融合的新机会。原本土生土长于山西朔州的马杰一家，就逐渐将家庭迁移到了山东青岛。1989年出生的马杰还有两个姐姐，大姐跟随丈夫就业迁移定居在了青岛，二姐一直在北京工作、租房生活。2017年，大姐生孩子后，马杰的父母前往青岛照顾女儿，后来就留下来帮忙带孙子。
为了尽可能地团结原生家庭的亲缘关系，马杰索性也将工作地点选在了青岛。工作三年后，他用自己的积蓄和父母的资助，终于在青岛定居买房。如今，一家人的生活范围已经完全由山西转移到青岛，不仅父母可以享受天伦之乐，姐弟三人也方便相互帮助。
融入城市的同时面临其他压力
尽管马杰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原生家庭的成员们在新城市重聚，但对大多数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青年来说，更多的还是和李蓉、胡贤一样处于各自建立小家的分隔状态。
董磊明认为，家庭户均规模变小不仅仅是统计学上的数字变化，更是在城镇化进程中具体发生的事实。
对此他认为，影响农村家庭户均规模的一个直接因素就是生育观念的变化。一方面，现代社会的香火观念已经逐渐淡化，尤其是农村的年轻人在生育态度上也更加开放；另一方面，代际关系变得更加松散，这意味着即便部分老一代人持有传统的生育观念，也很难影响到年轻人的生育决策。“再加上抚育成本和压力的增加，农村青年们的生育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
同时，董磊明也提到，家庭户均规模的变小会使得当前的养育压力相对轻松，但劳动者以后的社会负担会很重，尤其是对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而言更为显著。“农民工的基本特征就是异地就业的流动性，那么一旦老家的父母生病了，同时城市的工作生活需要处理，就需要他们跨地域赡养。”
而这也是李蓉和胡贤目前最担心的问题，空间流动的便利性为子女解决了就业困境，也实现了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但留在老家的父母如何赡养又成为了新的难题。
对此，董磊明认为，新市民的城市融入承担着很大的城乡联结的压力，他们既要面对小家庭在城市生活的孤独感，又要花精力去应对类似春运的流动苦恼。“因此，在政策上给予针对性的关照就显得非常迫切，需要有效推进教育、医疗、职业技术等公共服务更加均等化。”
李蓉也表示，尽管现在会怀念儿时大家在一起时的热闹，但终究要回到现实生活，努力让家人在城市的生活更加美好。
（综合来源：第一财经、齐鲁晚报、工人日报）
来源： 工人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