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去朋友家串门，然后借了他的摩托车去商场买东西。然而，你在路上被交警拦下，因为没有戴头盔而被罚款。但是这是你自己的脑袋！政府为什么能够强迫你保护自己，并且因为你没有这么做而处罚你！
像伊曼纽尔·康德这样的哲学家会认为，仅仅是率性而为不足以使人自由地行动；你还必须得活在理性控制之下，或者说达到自律。然而有的哲学家走得更远，他们认为自由不仅仅是达到自律，还要有助于提升政治参与度，完善公民权利，甚至促进幸福、健康和自我实现。换句话说，政府不应该仅仅保证最低程度的自由，还应该将它最大化。而如果这意味着强制你骑电瓶车的时候戴头盔的话，那么政府就会这么做。
这种路径被称为完美主义，它通常从人性的某个角度出发，认为国家有义务帮助人们自我实现或者说走向完美。我们已经聊过柏拉图版本的完美主义 ，他认为理想国里的人应当根据自身的品质，从事最适合他们的职业。柏拉图的徒弟、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从另一个角度推进了这套理论，他认为“人类就其本质而言是政治动物”，而参与政治生活（亚里士多德指的是其古希腊语的字面意思，即参与城邦生活）对于实现幸福（“好的生活”或者“人的繁盛”）至关重要，因为政治生活为人们提供了社会组织，而只有在社会组织中人们才能互相保护、分享资源、发展文化并获得其他好处。亚里士多德时代的雅典面积很小，因此直接民主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自然而然的——政治只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老实说，只是对于特定出身的成年男性而言，女性、奴隶和外邦工人都被排除在外）。像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也将理性定义为人类的主要特征，而理想社会应当体现理性并为之服务：“法律是不被*影响的理性。”
法律是不被*影响的理性。——亚里士多德
家长主义
德国哲学家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从相似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他说“国家是达到特定目标和善好的仅有的也是最重要的条件”，并且“个体只有在成为国家的一员以后，才能够拥有客观性、真正的个体性以及道德的生活”。换句话说，对于黑格尔而言，国家不仅仅是一系列向我们行使权力的国家机构的组合，比如让我们戴上头盔，强迫我们交税；国家也是我们实现自我的最好工具，它能保证私人财产，宣传美德和法治，并且为商业和贸易、文化和艺术以及家庭和婚姻提供框架。因此，黑格尔并不认为国家与个人针锋相对，国家反而能帮助人们成为最完整的意义上的个人。
对于国家角色的此类观点通常被称为家长主义，因为在这种观点看来，国家与个人的关系近似于家长和孩子的关系。这样的政府有时候也会被称为“保姆式国家”，因为在一些人看来，它对公民的保护欲过于强烈并令人窒息了。但是，保姆式国家的保护欲不仅仅局限于电瓶车头盔，它还会告诉吉米他应该吃什么、喝什么（“那些碳酸饮料都是糖分！”），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拥有枪支（如果公民可以拥有枪支的话），以及他是否可以吸烟（显然不可以）。这会让小吉米发疯——但是，管东管西难道不比他死于交通事故，在酒吧斗殴时被人开枪射*，或者死于二型糖尿病要好吗？
善意的建议
你可能会回想起，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对家长主义是持批判态度的，他指出由国家出面管制“只涉及自身”的个人行为，将会损害个人自由。比起密尔，康德尽管对于自由持更“积极”的观点，但是在这一点上他同意密尔的观点，他认为尽管我们有道德责任去完善自我以及帮助他人，但我们不能强迫他人去完善自己，因为那会使得他们失去自由——按照康德的说法，这等于把他们当作“实现目的的工具”。我们可以告诉他们不戴头盔的风险，但是我们不应该将不戴头盔定为违法行为。
基本哲学问题
在积极保护自由以及其他善好方面，国家应该做到什么程度？
那么，如果我愿意承担死于交通事故或者死于肺癌的风险，这难道不应该由我说了算吗？嗯，是也不是。因为我的行为可能会导致一系列的后果，比如我可能因此需要医疗，比起听从国家的建议，这样做会给国家和公共资源带来更大的压力。事实上，这一逻辑对于我的许多行为都是成立的：我的饮食选择、我的运动习惯以及很多其他看起来只会给我自己带来风险（实则不然）的行为。也许你还是应该戴上头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