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者源自她待字闺中的少女情怀，后者源于她卓尔不群的十足底气。
生活在拘束的男子时代，她以女子之身，向文坛、也向命运发起了挑战。
然而，在最早的时候，她也有过担忧，有过犹豫。
所以在她的诗词里，往往能够看到她的自恋、她的张狂。
这是她在那个时代下武装内心的一种方式。
唯有将自己自比为桂花，自比为梅花，自比为世间很多美好的事物，她才能在那个男权社会中一再自我鼓舞、一再自我激励，让自己有更大的信心去闯一闯那个只有男人的文坛。
乃至后来让她坐实“自视甚高”形象的《词论》里，她也在一开场，便借“唐代李八郎假装女子身份进场唱词”的典故，道出了自己对“不以性别论英雄”的期盼。
李清照是有过害怕的，但她也是一直在坚持着的。
她就如闯入狼群的“羔羊”，一开始是伪装强大，后来是正视了自己的强大。
而之所以出现了后面的变化，是她一再远扬的才名，也是她远胜于同时代绝大多数男性文人的实力最终给她的底气。
尽管李清照是那个礼教森严的社会大背景下少数具有捍卫女权意识的女性之一，但她也是那个封建时代如常踏入包办婚姻的一员。
李清照和丈夫赵明诚的结合，虽有彼此倾慕的因素在，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李家和赵家的联合，具有一定的政治目的。
然而，不同于李家和赵明诚对这桩婚事的看重，赵明诚的父亲赵挺之所以同意联姻，则完全是因为想要在以后的政治取舍中少些为难。
赵挺之与苏轼积怨已久，因此他也对与苏轼渊源甚深的李家以及为苏轼作品所倾倒、对其多有敬重的幼子赵明诚都“多有不喜”。
他把赵明诚当成了可以随时利用和舍弃的棋子，计划在朝廷启用旧党时凭借姻亲得势，在朝廷打压旧党凭新党身份与其划清界线。而后来他的确因此而获利。
这也是李格非被卷入党争后李清照求情但赵挺之不以理睬的重要原因。
唯一幸运的是，李清照与赵明诚的结合，还有一定的情感基础。尽管这种情感基础，在最早的时候还有过不小的误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