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作品离不开艺术加工，这份真挚的付出却不曾掺假。
乌兰的原型都贵玛，就是用温柔的爱和宽广的胸怀，给了江南孤儿第一个家。当年，19岁的都贵玛被招进了临时保育院，还未结婚生育的她，便要夜以继日地承担起照料28名儿童的任务。孩子经由都贵玛悉心照料习惯草原环境后，再被一个个新家庭接走继续抚养。对这位草原额吉来说，每一次与孩子分离，都是骨肉分离般的痛苦。她说：“我从心里爱他们，也真心感谢他们，让我体会到了做母亲的快乐。”
^年轻时的“草原额吉”都贵玛
如果说28名孤儿的茁壮成长，离不开都贵玛的温柔善良，那么三千名江南孤儿的命运改写，则源于草原民族的忠诚担当和中华民族的守望相助。
《国家孩子》中，感人的情节不少：刚到草原的小男孩因水土不服病倒，牧民深夜骑马奔波几十里找来大夫，自愿为孩子输血的村民甚至排起长队；为了领养孩子，牧民自发熟背“领养手册”，有人为了让孩子喝上新鲜牛奶，特地买来了奶牛；负责管理保育院仓库的蒙古族大叔，从没给自家孩子拿过一块糖果……草原父母们知道，国家孩子四个字背后是更大的责任，更宽广的爱。
草原不仅哺育了孩子，更教会他们豁达、感恩与爱
《国家孩子》的故事是从国家孩子长大后，欢欢喜喜踏上回乡寻亲之旅展开的。成年后的归乡寻根与年幼时来到第二故乡的故事穿插进行，形成叙事看点，更凸显出创作者的亲情思索——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成为孤儿的孩子决定重回故乡，并非为了责难亲人，而是在找到终身归宿后，能坦然面对来处，积极开启一番自我探寻的旅程。因为，草原不光哺育了孩子，更教会了他们豁达、感恩与爱。
或许，这也是为什么《国家孩子》会在同类作品中另辟蹊径，从受恩惠的孩子的视角展开，不遗余力呈现他们的成长轨迹与心路历程。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故事中，四名江南儿童被不同的家庭收养，开启不同的人生，却都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反哺回报草原的道路。扎根草原的他们，有的成了富裕的商人，有的成为心系百姓的政府官员，有的则是医者仁心的医疗工作者。被草原父母的爱哺育成人的他们，最终都开启了无愧于养父母，无愧于自我的坦荡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