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哥》
Pmovie：生活中不善于交际的人，沉默寡言的人，能拍好纪录片吗？
周浩：其实拍纪录片跟一个人内不内向没有本质的关系。内向的人可能有些题材拍不了，比如《大同》这样的题材，但可以去拍自己最擅长的题材，比如说拍自己的父母或者最要好的朋友，那这也许就是我进不去的地方。
每个人做片子都是这样，就是做自己最熟悉那一块。我理解纪录片的本质，就是呈现你跟别人打交道的方式，就是用你的人生阅历，用你对世界的感悟，通过影像的方式去把它谋篇布局出来。
羞涩人可以用他自己的方式去感受事件，他的感受方式跟我一个粗线条大老爷们的感觉方式就不一样。比如说像《高三》这部片，我去拍和他去拍就会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片子，我用我的视角去解读别人高三这一年是怎么经历的，那他也会有他的解读方式。而且并不存在谁的视角更公允的问题，每个人都是用自己的视角来观察事物。观众在看片子时会觉得，这个视角，这种跟人打交道的方式是我以前没有感受到的，而这就是一部纪录片的独特性所在。
并不说只有外向的人才能去拍纪录片，而羞涩的人不能拍纪录片。比如说我认识的一个纪录片导演叫沙青（凭借《在一起的时光》获得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小川绅介奖），他就是一个特别内向的人，但他同样也可以拍出非常棒的纪录片。
一部影片如何能够与众不同？首先你得有自己的一个角度。纪录片就是一个导演用自己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来研究其他人，本质上是这样的。
每次拍摄都如履薄冰Pmovie：纪录片会展示拍摄对象的正负面，这是客观性的体现。但在拍摄过程中，如果拍摄对象要求隐藏自己的负面，或者提出其他的拍摄要求，您会如何保持自己的主控性？
周浩：这种情况永远都有。纪录片的拍摄过程，实际上是你和你的拍摄对象互相了解的过程。当双方有了足够的了解，拍摄对象信任你的把控，那你就能自如处理。
我经常说，拍片子永远都是那种如履薄冰的感觉，就是你一定要在拍摄对象、我（即拍摄者）和观众之间找到某种平衡。我每一部片子其实都是在这个边缘上走出来的。
我并没有觉得自己在这方面处理得非常好，都不敢说自己是个“熟练工”。因为每次遇到的问题都是新问题，都得想新的办法解决。包括最近拍这部片子，实际上我们跟拍摄对象之间也会产生一些的冲突和观念认识的不一致，然后这部分内容可能也会拍进影片当中。
而且我并不认为把别人赤裸裸地呈现在镜头面前，它就叫纪录片。纪录片的作用是什么？我觉得它应该变成社会的一个润滑剂，促进人和人之间的相互了解和沟通。比如我们拍一个人物，我们是希望观众跟这个人物之间能够发生某种交流，而作为中介者的我如果不能处理好自己跟这个人物之间的关系，那怎么能够指望观众去认同我所拍的人物呢？当然，也不见得要去给别人唱赞歌。
这个世界可怕的事就是从众，我们很多时候判断事物只分黑和白，这是好人，那是坏人，但实际不是那么简单，我更喜欢呈现事情的多面性，
《大同》
Pmovie：《大同》里面，前一段镜头是市长开会谴责下属，显示了他的正面形象，后一段镜头立马接上的是群众对他的异议，形成了两种观点的分庭抗礼。这就是一种呈现多样性的方式？
周浩：对，我必须把人物往不同的方向去拉扯。比如说一方面你会觉得他的拆迁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影响到很多人的生活，回过头来我又会告诉你，拆迁其实有很多非常站得住的理由。其实每个人都处在各种力量的拉扯中间，而我们习惯一棒子把别人打死，所以这个世界总是有这么多矛盾冲突。我是不愿意特别强烈地站在某一个立场上去批判别人。
社会大众对警察和医生存在一些固有的认识，但如果看完我的《差馆》和《急诊》，也许会觉得警察和医生都很不容易。其实我的片子本身并没有站在拍摄对象的立场上说他们很幸苦，只是观众看完之后会对他们有新的理解。
Pmovie：随着跟拍摄对象关系的深入，您的态度、立场是否会变化？这对拍摄会有哪些影响？
周浩：这种影响当然非常大，但不一定说是好的或者坏的。拍《龙哥》的时候，一开始我只是想观察别人的生活，但随着拍摄的深入，我自己也有点坚持不下去了，因为那种生活的确让我觉得非常不舒服，然后我跟他的关系也开始变得不一样起来。最后我跟他之间的互动就变成这个片子非常重要的部分，实际上这也是让这部电影成片的唯一方式。其实这个片子讲的就是我和拍摄对象之间的关系。
我自己觉得拍过最好的两个片子，就是《大同》和《龙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