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在历史上最大的问题是信任 ，如何让历史过去，是我们这一代人今天的挑战和任务。 ”3月22日，在教育部国别与区域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办的京师亚欧名家讲坛——中俄建交70年回顾与展望的主题报告中，资深中俄关系专家和见证者李永全如是说道。
讲座现场。中国社科院“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供图
2019年将迎来中俄建交70周年。70年前的1949年10月3日，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的*复电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对苏联政府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决定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表示热烈欢迎。这一天，中苏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建交的国家。
李永全1990年毕业于苏联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曾任《光明日报》驻莫斯科首席记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现任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会长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中心主任，常年关注俄罗斯问题和中俄关系发展，在他看来，俄罗斯不仅是中国最大的邻国，也是历史上对中国有着最大影响的邻国。
据新华社的报道，过去70年，中苏关系曾走过结盟、对抗和正常化的曲折历程。
今年的两会上，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就中俄关系如此说道：中俄建交70周年，两国关系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70年前，苏联是第一个承认并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70年来，两国关系发展经受住了国际风云变幻的严峻考验，显示了无比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已成为当今世界绝无仅有的不针对第三国、结伴而不结盟、与时俱进并不断创新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只要中俄站在一起，世界就多一份和平、多一份安全、多一份稳定。”对于王毅国务委员的此番话，李永全认为，这正是从中俄70年的历史中历练而来的，也最符合两国双边的利益。
“俄罗斯著名汉学家季塔连科有一句话很值得我们记住，他认为在俄罗斯无论是谁，如果要挑拨和中国关系，他就是俄罗斯的敌人，因为他知道，中俄不能再对抗。”李永全说道。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俄两国的关系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据王毅介绍，中俄双边贸易额去年突破了1000亿美元，今年前两个月同比又增长了1.7%，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普京总统将应*主席邀请4月将赴华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主席也将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以建交70周年为契机，今年中俄双方还将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
在国际事务中，中俄作为两个世界大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肩负着重要职责和使命，中俄在几乎所有重大问题上都保持着密切沟通，持有相同或相近立场。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得到了俄罗斯的理解与支持，俄罗斯提出“大欧亚伙伴关系”倡议也得到中国的呼应。
不过李永全认为，中俄关系的全部潜力还远未充分发掘出来。
李永全在京师亚欧名家讲坛上演讲。中国社科院“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供图
“中俄有4300多公里的边界。俄罗斯独立以来，中俄政治互信不断提高，务实合作规模不断扩大，人文交流日益顺利，多边合作不断深化。在经济务实合作领域，两国经济结构有很强互补性，但是这种互补性由于经济制度和发展战略的差异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并转变为务实合作成果。”李永全说道。
就如何正确看待中俄历史，如果进一步挖掘两国在当下合作的潜力，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五周年之际，加深两国各层面的交流合作等问题，李永全于25日接受了澎湃新闻的专访。
对抗不符合双边利益
澎湃新闻：今年是中俄建交70周年，你如何解读今年两会上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谈到中俄关系时说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已成为当今世界绝无仅有的不针对第三国、结伴而不结盟、与时俱进并不断创新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这个定位？中俄关系有何独特之处？
李永全：解读这几个形容词，要从中俄建交70年两国关系发展的历史来看，过去70年中俄经历了各种性质的双边关系，从一开始的结盟到冲突对抗，再到正常化，走过了非常艰辛曲折的过程。在这个基础上，中俄两国在2001年通过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在一个全新的原则基础上来建立双边关系，其实这个原则也不是新的，就是我们此前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平等不干涉内政。
国际上有些国家经常希望中俄之间关系不是那么好，甚至有时候会挑拨中俄的关系，但是两国根据历史经验都认识到，中俄两国之间不适宜结盟，更不应该对抗，目前两国所处的这个关系状态是最好的。
其实国家关系和人际关系一样，感觉舒服就是最好。双方都给彼此留有足够的空间，我们不反对俄罗斯和第三国发展关系，我们也不希望俄罗斯和第三国，比如美国，有冲突，我们希望他们关系好。
澎湃新闻：你认为中俄搞好关系的最大动力是什么？ 两国间最重要的共同利益是什么？
李永全：邻居是不能选择的，当年中苏之间有着7000多公里的边境，双方因为对抗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这是不符合双边利益的做法。我们决不能让历史再重演。睦邻友好符合双方的利益。在国际政治上，中俄在很多问题上看法是一致的，在经济上，中俄有着高度互补性，这些共同的利在中俄关系中是长期不变的，所以中俄需要也应该搞好关系。
对“一带一路”，从警觉到支持
澎湃新闻：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对于中国西部-欧洲西部公路（双西公路）的建设项目，俄罗斯曾因为担心影响国内其他基础设施的运行效率而缺乏参与积极性。据参考消息报道，最近又有俄罗斯民众抗议中国企业在贝加尔湖建瓶装水厂。另一方面， 近年来中俄在能源领域合作势头迅猛。 你怎么看俄罗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中俄如何进一步搞好合作？
李永全：俄罗斯对“一带一路”的态度，最开始因为涉及到一些东亚国家、独联体国家地区，那里传统上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所以会有所“警觉”。但是后来俄罗斯发现丝路经济带来的是机遇，所追求的是经济务实合作，而并非地缘政治的改变。中方所提倡的“五通”对他们也没有任何威胁，而且恰恰这个机遇对俄罗斯打造经济发展是有好处的，所以在国家的层面上，双方逐渐达成了共识。
去年双方正式签署《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协议》，由此可见，对于“一带一路”倡议，俄罗斯是支持的，因为确实给他们带来了机遇和好处。比如说能源合作，对于俄罗斯这个能源大国来说，能源市场是最重要的，中俄之间的石油出口从零到计划到2024年增加到每年7000万吨，这对于俄罗斯来说，是多么大的利益。
至于在实施过程中一些具体项目遇到的问题，那是在具体合作层面出了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它不影响宏观的对于地区区域或者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好处。贝加尔湖事件，不排除某些当地媒体的误导，不排除媒体后面有一些反对与中国友好的势力的干扰，甚至于不排除俄国企业之间因为竞争去误导消费者。这个问题不要过分夸大，但是要重视，要更加加强“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的人文和媒体合作。
澎湃新闻：如何看待在推进“一带一路”的过程中，一些国家出现的“中国威胁论”的声音？
李永全：对于这些“中国威胁论的”声音，背后我认为有几个原因，第一是地缘政治博弈的一种表现，第二是企业之间的竞争，将“中国威胁论”作为一个工具。第三就是民众由于信息渠道的关系不了解情况。 不过我们的调查的确发现，“一带一路”沿线人文环境，尤其舆论环境不够理想，亟待通过人文交流加以改善。
中俄美不是三角关系，是三边关系
澎湃新闻：3月18日是克里米亚“入俄”五周年，近几年发生的包括英国间谍毒*案，美国“通俄门”调查等，使俄罗斯和西方关系不断恶化，而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在过去一年也因为贸易问题而遭遇挑战，这对中俄关系会有怎样的影响？中俄会走得更近吗？
李永全：国际上一些人老想把中美俄看作一个三角关系，中俄走近就是反美，中美走近就是反俄，美俄走近就是反华，这是一种冷战思维。我认为中俄美关系不应该是一个三角关系，而应该是一种三边关系。
我们不反对俄美走近，不希望他们发生冲突。但是俄美之间的关系是俄美之间的问题，它们之间有结构性的矛盾，苏联解体后，美国怕再出现一个在军事上的对手，所以它要遏制俄罗斯的复兴。俄美关系之间更多的是政治问题，地缘经济问题和全球战略稳定问题。
澎湃新闻：中俄关系的合作潜力如何进一步发掘？
李永全：中俄经贸去年达到了1000亿美元，而中韩之间的贸易额就有2000多亿美元，所以中俄之间还有很大潜力可挖，很多技术合作还有很多潜力没有发挥出来。这其中包括双方进一步加深信任的问题，另外还包括两国的人员结构，缺少相关人才，如果要更大的合作的话，哪来这么多人才？如今的中国不像上世纪50年代，会讲俄语并且精通相关的法律、经济、文化的专业人才极为匮乏，两国间的人文交流亟待增强。
澎湃新闻：说到人文交流，我的母亲曾在上世纪70年代在中俄边境插队，我在读大学的时候特地去那里看过，我觉得我的父母那代人对苏联的感情很复杂。作为一个80后，我觉得中国民间对于俄罗斯的感情也比较复杂，中国民众为何对俄罗斯的兴趣有所下降？
李永全：的确是这样。中国人对西方国家感兴趣，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国家是发达国家，它们在世界各地的形象往往是作为一种先进文明的代表。俄罗斯是一个欧亚国家，它原来的影响很大，后来在社会主义阵营，主要影响的是欧亚地区，中俄之间曾经有过“蜜月期”，但是后来由于对抗，而产生了长时间的隔阂，造成了认知的缺失。
另一方面，这些年俄罗斯本身的软实力也有所下降。中国人对俄罗斯的印象取决于对这个国家了解程度和民间交往的深度。这两方面目前都是弱点，中国媒体关于俄罗斯的报道不够充分，俄罗斯关于中国的报道也较少。
澎湃新闻：以你在俄罗斯多年的经历，你觉得俄罗斯人对中国的了解到底有多少？
李永全：俄罗斯民众对中国的认识也是有断层的。普通民众对中国的印象实际上是取决于他们获得的信息源和信息量，这是可以改变的。目前的状况是，双方的关系取决于高层的关系，双方如果高层关系好，媒体关系好，大家看了就会感觉关系好。因此中国和俄罗斯媒体和民间要加强交流。
应该把真正的民间交流，民心相通渠道打开，来改善两国人民交往的人文环境和信息空间。比如说，可以多拍一些接地气的电影、纪录片，在国外放的文化影视产品一定要让当地人觉得很亲切，能够接受，这一点非常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