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的315晚会，互联网金融领域最让人关心的莫过于是被曝光的“714高炮”。援引晚会的案例：董女士向某平台借款1500元，实际到账仅1050元，这其中的差额450元就是手续费（砍头息），借款期限7天，到期一次性还款1500元。简单测算其借款利率竟高达2234%，再之后一次次的“续借”中，董女士的本金以几何级数急速放大，最终已远远超出其承受范围。“同情”董女士之余，也不禁要问什么这种乱象何时才能消亡？
一、什么是“714高炮”
“714高炮”是指贷款周期为7天或者14天的，借款本金较小，但收取“高”额的“砍头息”及“逾期费用”的借贷，用“高利贷”形容“714高炮”已经不够准确——须用“超利贷”。
1.1 仅仅是利息畸高的问题吗？
超利贷还具有欺诈性、掠夺性和共业性。
欺诈性，超利贷通过利息绝对数值低、变相息费等欺诈性手段，刻意使借款人对借款利率（年化）不敏感；此外，对借款人不进行尽职的 “风险提示”和“规则阐明”，甚至刻意利用“规则”造成借款人承担更高实际的借款成本。
掠夺性，一方面是指 超利贷不是对借款人进行严格风险识别，采取分层式的风险定价，而是采用对借款人均定以最高的风险定价，以此覆盖高风险获得暴利。罗敏在趣店IPO后介绍“趣店从不催收逾期欠款，当作福利送给逾期人”，说得直白一些，就是拿“好人”的钱去“老赖”的坏账，充盈平台的利润。另一方面，对借款人及非担保责任的关联人进行暴力催收，采用非正常手段过度获取借款人及关联人信息等进一步对借款人进行掠夺。
共业性，超利贷产业链的各种环节，如放贷方、平台方、导流方、数据方、风控方、催收方等，最终收益都来源于借款人承担的息费。虽然各方处于同一产业链上，但各方相互独立，但在这种独立运作中，借款人利息不是被“保护”，而是被进一步欺诈和掠夺。导流方将潜在借款人频繁推向多个平台方，催收方在催收过程中亦是层层加码且相互转卖等等，借款人利益受损时，各方依据“规则”相互推诿责任，借款人和监管部门甚至不知道该向哪方维权和追责。
1.2 乱象存在的原因
广大次贷人群的刚性借贷需求，是超利贷存在的根本原因。
次级人群数量巨大
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我国的本科率不足5%；三线及以下城市及乡村的人口占比70%以上，总数量更是高达达10亿左右；月薪不足5000元的人群占比超80%。
正规金融产品无法全面和有效触达
当前我国现有的金融体系，由于自身和政策原因的限制，产品层次不够丰富，致使次贷人群的刚性借贷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数据显示，央行征信中心覆盖人群8.8亿人，而其中信贷记录人群仅为3.8亿人。
此外，正规金融在时效性上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不能有效的解决借款人临时性、紧迫性的借款需求。
逐渐恶化的借贷需求
主流的金融体系驱动力不足，新兴的互联网借贷业态又被无差别严格管制。2017年年底，现金贷行业遭遇监管，长达两年的现金贷盛世结束。几乎所有的现金贷平台都在缩量，但用户的借贷习惯已经被培养起来，很难停下来——他们需要更多的资金来维持更加脆弱的流动性，超利贷便应“势”崛起了。
1.3 超利贷与高利贷
相较于超利贷，高利贷更是自古有之，甚者在中华文明的长河中绵延流淌，从未中断。高利贷属于低频次民间借贷的一种形式，是双方协商后约定的资本借贷关系，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更能反映“最真实的资本定价”。
高利贷与超利贷相较，更主要的不同在于其低频次性、低扩张性与相对合理的借款需求性。一般而言高利贷借款金额相对较大，主要解决借款人生产经营和重大生活活动中遇到的临时性、紧迫性的资金需求，一定程度上助力借款人渡过难关；续借频次较低；此外，高利贷的借贷双方相较基于互联网发展的超利贷，处于相对关系紧密的“熟人社会”——地域相近、中间人联系等，扩张性小，出借方的利润更多来源于对单个借款人的严格风控，而非大面积的成本转嫁。
续借频次低的主要原因，跟金额偏大和“熟人社会”有直接关系，续借基本上意为着借款人已无力偿还，而出借人基本策略是对借款人进行追偿或债务*，也在一成程度上避免了借款的本息较超利贷呈现几何增长。
基于次级人群数量巨大、正规金融产品无法全面和有效触达两个原因，此外，从我国历史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东南沿海地区高利贷对民营经济的助推作用而言，高利贷有其历史意义，还将在较长时间内存续。
但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本文并不是在未高利贷正名，只是比较其与超利贷的差别，阐述其客观存在和将在较长时间内存在的原因。
二、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借款人
2.1 那么都是“谁”在借利息如此之高的超利贷
天眼研究院随机抽取近300万个样本数据，得到了这个群体的用户画像：
图1：超利贷借款人画像
他们中，有75%的人年龄在20岁到35岁之间，也就是说，85后到00前，是超利贷的主要用户群；
他们中，有80%为男性；
他们中，大多数的学历通常并不高，大专和大专以下学历占比超85%；
他们中，有95%以上的人申请过多次贷款，申请过50次以上贷款的人占比近60%。
2.2 他们为何借？
（1）合理借款需求
借款人真实但紧迫的借款需求，是超利贷存在最合理的原因，借款人面临临时但紧迫的生意周转和生活消费问题，在其他途径受阻时不得已流入“超利贷”。这部分借款人是超利贷中资产质量最好的客群，但却是偶发性借贷人，仅仅是这部分借款人是远远不能支持起如今这场“如火如荼”、高炮齐发的盛宴的。
（2）非合理借款需求
①不自控人群
行使远超过自己日常工资和消费能力的及时享乐需求，甚至不乏黄、赌、毒人群。
②借新还旧和层层蔓延
信用卡还不上了借现金贷还，现金贷还不上了到处找APP借款的“口子”，最后借到“套路贷”、打到“高炮”上，进而从一家高炮到另一家或多家高炮上……人生陷入死循环，平台越借越多，利息越借越高，债务越背越重，在焦虑中拖延着并等待着“爆掉”的那一天的来临。
③从 “羊”突变为“狼”，俗称“撸口子”人群，内心独白为“凭本事借来的钱为什么要还”的无知无畏者。
2.3 是不是所有的需求都要被满足？
既然市场有需求，超利贷就有存在的必要；既然传统金融服务不了长尾客户，超利贷就会存在，即使监管严厉打击，也会已各种变种长期存在下去。
殊不知，金融应具有“审慎性”, 从业人员更应具有“敬畏性”。金融展业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还应适当和适度，核心是识别风险、控制风险。对比之下，是否每个借款需求都该被满足？把钱借给缺乏偿还能力的次级人甚至风险等级更低的人群，本质上就与金融相悖。从大面积的结果来看，给社会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和道德问题，之于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之于政府部门的执政宗旨，之于监管部分的治理理念，超利贷被全面取缔的命运是必然的。
根据天眼研究院对300万个样本数据分析，具有明显合理借款需求的占比不足20%；能顺利从超利贷的泥潭中挣脱出来的占比不足15%；大部分人陷入深陷借新还旧的游戏，难以自拔。这群人年轻有活力，却又肆意透支着青春；他们中很多人崇尚享乐，却又希望不劳而获；他们本应成为国家的未来，却早早的“进入迟暮”。
有人说，他们是“被抛弃”的一群人，生活在底层，在利益的压榨下，展现过赤裸裸的人性劣根；有人并不接受这样的评价，认为社会应对他们多一些忍耐，对“试错”多一些宽容，他们正在奋力挣脱泥沼……
三、解密超利贷平台的商业逻辑
3.1 平台高收益的背后
现阶段，对于多数超利贷平台而言，财务报表是无比光鲜和靓丽的。他们也在向社会和资本市场讲一个这样的故事：通过普惠金融向次级人群提供利率畸高的借款，通过暴力催收、诱导还款、以债养债或以平台养平台等手段实现较低不良率，借助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实现边际成本递减，最终形成平台超高的利润率。
3.2 科技公司还是类信贷机构？
这个问题对评估超利贷平台的公司价值和利润真实性非常重要。由于风险计量、利润计量、估值和故事等原因，几乎所有的超利贷平台都会把自已定义为科技公司而非类信贷机构。
事实真的如此吗？
以趣店为例，其宣称的主要业务是给外部金融机构及自已旗下的小额贷款公司做助贷服务。招股书显示，2017年4月，趣店与某家银行签订合作协议，提供最高20亿元资金。由趣店向银行导流，银行直接向借款人提供贷款，但如果借款人出现违约，由趣店向银行偿还全部损失。招股说明书还显示，截至2017年6月30日，趣店走信托渠道助贷的交易金额为137.63亿元，多数信托采用结构化设计，趣店认购次级份额，优先和次级的比例多为5或6：1，由信托作为贷款主体向借款人发放贷款，借款人直接向信托偿还本金和利息，如果出现坏账，由趣店补足。
实际上，以上这种由超利贷平台完全或主要承担风险的做法是行业的惯例。资金方根据对平台的基本情况、系统内数据反映出的风险状况进行详细分析，根据历史的风险率，给出一个保证金或劣后比例的要求，而且一般情况下，协议中还会约定超利贷平台要承担保证金以外的所有风险责任，即保证金如果不够弥补金融机构贷款损失，超利贷平台仍然要承担另外的赔付责任。
图2：信托流程图
所以超利贷平台作为所有放贷资产最终的风险承担人，其信贷机构的本质是明显的。信贷机构风险是后发的，加之次级人群的风险等级，真实风险拨备后的利润应该大打折扣甚至会出现巨额亏损。
3.3 不良率真实、可持续吗?
超利贷平台里常用的三种“不良率”统计方式。
①简单余额“不良”率，即截至到某一时点的不良余额/贷款余额。这一统计方式的好处是，可以通过短期内做大分母来稀释不良率，即只要新发放贷款足够大，资产的真实不良率都暴露不出来。
②当期资产的“不良”比率，即特定期限内发放贷款产生的不良余额除以该期限内发放的贷款。这种方式只确定了某个时间段的不良发生情况，不能反映全貌。
③Vintage
Analysis，是基于贷款发放月份的数据分析贷款各项指标的方法。vintage以贷款的账龄为基础，观察贷后N个月的逾期比率，也可用于分析各时期的放贷后续质量，观察进件规则调整对债权质量的影响。这种方法最能客观地揭示风险借款期特别短的信贷产品，一般只有平台内部掌握。
很多超利贷平台为了资产规模迅速放量、美化资产质量，一般按第一种方式对外披露余额不良率。此外，平台剥离、转让或委外处置不良资产，用其它隐形关联的公司来调节自已的不良率，这已成常态。所以真正的不良率，可能只有平台自己才能知道。
老牌消费金融公司捷信2016年13亿ABS基础资产中包括商品贷和现金贷，中债计算其从2010年11月到2014年9月静态池的平均累计违约率高达17.72%，大公国际给同档次基础资产计算出的违约率在18%左右。
中银消费金融发过两个消费金融ABS产品，一个主要是家装贷款，平均累计违约率8.3%，另一个主要是教育培训类的消费贷款平均累计违约率4.29%。
相比之下，借款人更加次级的超利贷实际违约率或许已远非超利贷平台自身能够承受的了。
3.4 为什么超利贷一定要暴力催收？
一方面该笔借款本身见不得光，无法通过正常手段催收；其次，由于单个借款的正常渠道所需催收成本相对较高；更深刻的原因应是“共债问题”和单个平台真实本金较小，通过比其他平台更加“暴力”的催收手段，回款的可能性也会较其他平台偏高。正式基于这一逻辑，暴力催收的“暴力”程度被不断加码，直至触及道德和法律的底线。
3.5 一个悖论和一个谎言
悖论：风控与利润
超利贷平台获客及反欺诈等成本相较于单个借款人单次的借款本金而言是超高的。如果偶发性借贷人占比较大则会导致平台亏损；而反复续贷的借款人群虽会带来巨大利润，但显然属于更加高危的人群。这种矛盾使这个市场变得非常尴尬，风控逻辑陷入困境。
谎言：普惠金融
众多超利贷平台为自己在道德上树立了一杆“普惠金融”的大旗。宣称其服务的人群是当下金融体系所不能充分满足的群体，一刀切另其退出市场是违背市场规律与普惠金融原则的。但超利贷平台的暴利来源，可不是弱势群体的需求与信用，而恰恰是是对弱势群体的软硬暴力变现。
四、超利贷平台发展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市场空白较多及人口红利的支持下，利用高利率覆盖高风险获得暴利。在客户结构稳定且连续有新客户进入的前提下，高利率加上各种手续费、违约金成为其高盈利的基础。超利贷用户黏性较高，大部分客户会产生重复借贷需求。只要平台愿意续贷且连续有客户流入，逐月的贷款余额就会呈爆发式增长，报表上的不良迅速被稀释，这个阶段是平台最开心的暴利阶段。
第二阶段：由于超利贷进入壁垒较低，资本助推下越来越多的玩家加入超利贷领域，在流量红利期逐渐过后，行业将趋向充分竞争。当市场发展到一定时期后，续贷与多头借贷愈发严重，占比逐步增高，绝大多数的借款人只能通过“借新还旧”的方式持续不断地陷入债务陷阱。此时，市场将出现头部公司客户被抢、尾部公司恶性竞争的现象。当头部平台增速放缓或遇到政策强力打压时，行业整体的不良率将迅速上升、利润迅速下降。
第三阶段：市场高度竞争，流量人口红利消失，新金借款人越来越少、市场充斥长期借贷、多头借贷的借款人，头部平台被迫逐步调低利率、调高借款人质量以控制不良率，使一部分更劣质借款人向尾部公司迁移。头部平台的超利贷产品特点将逐步淡化，趋向消费金融公司及信用卡人群，这部分头部平台成功转型为金融科技公司，跳出超利贷市场。而众多尾部平台由于风险失控、市场资金趋紧，有可能全线崩盘。
留给平台的时间窗口
常规测算，单个借款人从信用卡开始到超利贷再到全面逾期的时间周期，一般只有1到1年半，而行业的终结点在于，所有的超利贷平台都在和时间赛跑。
从17年末算起，现在市场已处于第二阶段的尾声，距离行业的全面崩盘或许只是时间的问题，而监管政策或许将进一步加快deadline的到来。
五、客观评价超利贷和超利贷平台的“正面意义”
超利贷市场是客观存在的，当下超利贷的热潮，其中部分交易还是合理的，的确满足了部分群体的应急性融资需求。随着经济发展及互联网新生代的崛起，超前消费诱发了其借贷需求。
其次，一些超利贷头部公司的技术是值得称道的，特别在大数据风控、人工智能等领域已远远超过传统金融机构，甚至领先全球。如何管理好存量客户，及时利用良好的量化分析和建模学习的能力，提升风险管理的质量，这对机构来说非常挑战。
中国迅速放大的互联网金融信贷市场及缺乏有效监管的宽松环境，给中国的金融科技企业带来了大量试错与技术迭代的机会，也使得超利贷行业的分工逐趋专业、分工精细，平台在获取客户、审核管理、贷后催收等方面非常便利，专业技术甚至比超欧美。虽然这种技术并不表示可以全盘控制风险，但仍值得国内传统的信贷机构认真学习。
六、对监管治理的探讨
6.1 丰富信贷产品结构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但不得不谈的话题，借助互联网科技我国的信贷产品和风控能力已取得长足发展，传统银行如平安银行先后推出“新一贷”、“贷贷平安商务卡”，腾讯旗下互联网银行微众银行的微粒贷，蚂蚁金融旗下借呗等产品纷纷下沉至普通借款人，而且其时效性及借款体验均非常强。
6.2 加强借款人教育
我国目前在借款人问题上长期存在缺失。超利贷的借款人中大部分是年轻人，借贷和消费的动力较强，但缺乏合理规划的意识。一组网传数据显示我国90后一代的人均负债已经达到12.79万，但平均收益仅5180元，负债收入比严重超标。
超利贷的借款人受社会经验和人生阅历的影响，金融意识相对薄弱，对借贷和自身偿还能力评估不足，监管部门应大力推广对借款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借款人的信贷教育。
6.3 设定清晰的两大监管目标——具有放贷能力的机构和放给有能力还款的合格借款人
放贷机构不仅须具有牌照，还应具有强大的风险控制能力，其运营策略应为“以高效地风控和低不良来获取长期利润”，而“以非畸高利率覆盖风险来获取短期暴利”。对放贷机构和其服务机构建立年检、负面清单等制度，及时清除不合格机构驱，并在法律层面对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严惩。
建立统一的放开的信用管理制度，对借款人连续借贷次数、借款人最高清偿债务的上限等出台具体规定，同时建立全国性、强制性数据入库制度，形成共债数据库，限制多头借款，维护市场秩序。
6.4 明确“参与放贷服务平台”的类信贷机构身份，明令禁止科技公司承担信贷风险
当下中国几乎所有与信贷有关的金融科技公司都已陷入性质定位的尴尬之中，且大多数金融科技企业的杠杆率非常高，已成为中国金融市场的新的风险点。金融科技公司非常希望银行、信托等持牌机构来购买他们做过量化分析、风险识别与定价的信贷资产，其不愿意也无能力承担风险，但持牌机构目前显然无法识别或不足够信任这些机构的技术能力与资产质量，特别是高风险的、与传统风控方式不一致的信贷资产，这种不信任一方面来自于这些资产及风控手段未经经济周期的检验，另一方面则来自体制的鸿沟与资金垄断的傲慢。
如何打破制度的藩篱，让科技的力量充分发挥，让银行、信托等持牌机构理解科技并学会信任科技、运用科技，而不是停留在体制的保护伞下坐享国家存款人的牌照价值，才是次级信贷市场和众多金融科技企业得以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才会有科技普惠金融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