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军红正在打扫
但是，团队运营又涉及更复杂的管理问题。"谁来管理资金？谁来做账？狗狗是捐助的对象，谁来监督资金都用在了流浪狗身上？"熊文杰曾接触过成都的一家收养了 700 只流浪狗的基地，基地有专门负责运营、募捐的爱狗人士。在一次大额募捐后，运营者卷走了所有募捐款，销声匿迹。
与上百个基地对接后，熊文杰依然没有更好的办法。"你会发现，这中间有一个解不开的矛盾。在这个行业里，年轻人很难长期坚持，真正虔诚救狗的人大多年过半百，他们的个人力量无法支撑救助站的发展，也没有能力和精力去募捐和管理资金。"
几位救助者和志愿者都提到，重庆小动物保护协会是重庆市少数能够良性运作的救助站。协会成立于 2005 年，最初也是个人救助站形式，成立不久后在民政局、农业局登记，成为唯一一家官方注册的机构。何雯曾以志愿者的身份在重庆小动物保护协会服务了近 5 年，负责活动宣传。"协会成立时间早，起的名字也响亮，很快积累了一批原始粉丝。"在重庆小动物保护协会内部，有救助、领养、宣传等比较明确的分工，何雯的日常工作是运营豆瓣、微博、博客平台，拍摄救助活动的照片，对接企业的捐赠需求。有了政府备案和高曝光度，协会每个月收到的捐款已能支撑日常运转。
但即使筹到了粮款，资源在行业内的分配也很难均衡。何雯告诉本刊记者，小动物协会获得大量捐款与其他个人救助站的艰难维系对比明显，有的救助站提出要求，协会应该把没有使用完的捐款分给其他救助站，但协会没有同意。"不患寡而患不均。做同一件事，境遇完全不同。后来有人到民政局举报协会的资金使用不明，协会当时又拿不出明晰的账目。"何雯说，2009 年，重庆小动物保护协会被注销了资质，重庆再也没有官方登记注册的救助站。
熊文杰也知道，"行业里盘根错节，关系复杂又比较微妙"。动保联盟事先统计了对接的每个救助基地流浪狗的数量，算出每月大致的食物消耗量，再把每个月筹集来的有限资源分配到各个基地，"尽量都照顾到"。他开玩笑地说，如果自己私人要给某个救助站捐款，还要"偷偷摸摸，嘱咐对方不要让其他救助站知道"。
何处是归宿
11 月 13 日，我第二次到达文军红的救助站。聊天中，工人把文军红唤进厨房，给一只刚救回的流浪狗喂食。过了许久，文军红才从厨房里出来，左手拿着大瓶碘伏，右手不断地淌血。她从笼子里拿出狗盆时，流浪狗误以为食物被夺走，咬伤了她。她的右手虎口和食指上有两个很深的伤口，中指和小指上是两道咬痕，皮肉已经翻出。文军红显然很有处理经验，在水龙头下冲洗了好久，再用碘伏擦一遍，"被狗咬了就要多流血，把病毒排出来，不然会肿起来"。咬人的狗还没来得及打狂犬疫苗，她需要到城里的三家医院分别打破伤风疫苗、狂犬疫苗和狂犬球蛋白。
文军红的手上有许多被狗咬伤后留下的咬痕
每救回一只狗，文军红都要带到医院打疫苗、洗澡推毛。许多流浪狗还有严重的皮肤病，除去身上凌乱的毛发和跳蚤、虱子后，才能看到皮肤上的疮口和脓包。每年 4 月中旬，是流浪狗们一年一度洗澡的日子，文军红请来美容院的师傅，帮自己一起给狗狗们洗澡、剃毛。
阳光和自由，是救助站里流浪狗的奢侈品。难得遇上重庆放晴，文军红把大门关紧，让狗狗们到院子里撒欢玩耍。不到 100 平方米的院子无法同时容纳 1300 只狗，只能轮流把狗放出来，但直到太阳落山还是难保每一只狗都出笼溜达过。她觉得，救助站还是太小了，如果能把周围的几亩地开辟出来，就能宽松得多。
不过，文军红的场地在白金容看来已经"十分宽敞"。白金容一个人照顾救助站里的 300 多只狗。房门打开时，屋里浓重的异味瞬间冲出房间，即使我们戴着口罩也难以抵挡。和熊文杰的描述一样，白金容的救助站是两层的土砖房，本就狭小逼仄的屋子全被狗笼占满，属于人的物品只有一把椅子和一个煤气灶，她只能在房间过道里摆一把老旧的椅子，每晚坐在椅子上睡觉。后院的狗栏完全接收不到阳光，白金容拉动老式灯绳，依靠灯泡昏黄的灯光，我才勉强看清，每个狗栏里挤着二三十只狗。这里的狗精神状态不如文军红救助站的，也更暴躁，甚至从笼子里伸出嘴撕扯着路过者的衣服，把衣服口袋都咬烂了。
显然，这样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已经很难维系 300 只流浪狗的生活。白金容的救助站是动保联盟的重点救助对象，但熊文杰也说不清楚，苦苦支撑救助站对于白金容和这些流浪狗而言，是好是坏。"让狗狗住在救助站里，是对的吗？但不把它们关在救助站里，城市里的流浪狗能去哪儿？谁能保证它们不伤人、不传播疾病？"
许多救助者认为，流浪动物是伴随城市发展而来的越来越明显的一个问题，希望政府能拨款救助流浪狗。在国内，只有青岛市有所行动。2014 年，青岛市犬只收养服务基地启用，政府采取购买服务的方式，通过招标，委托社会有相关管理经验的公司进行运营管理。不过，这一模式并没有被其他城市复制。何雯记得，自己在 5 年前就曾与其他志愿者联合向重庆市政府和民政局提过建议，得到的回复并不乐观，但也说服了她："政府的拨款是所有纳税人的钱，凭什么要求所有市民为少数人的弃狗行为买单？这样会不会让弃狗变得更随便？"
如今，文军红救助站里的狗狗数量还在不断增加，但她总舍不得把狗送走。对于领养，她有严格规定：知根知底的熟人、稳定收入、固定居所、有爱心耐心、接受定期回访 …… 这几乎是所有救助站对领养者的要求。
一位曾经从救助站成功领养过猫的市民李晓阳告诉我，自己"太想要一只猫了"，虽然能理解对方的资格审查要求，但详细的审查和定期上门回访还是让她"有些恼火"，"容易消磨人的热情，有隐私顾虑，而且占用的时间很多"。熊文杰也替文军红着急："只进不出不是个办法。文明养犬当然是解决问题的根源，但那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
今年冬天又是救助站一道难跨的坎。重庆多雨湿冷，文军红用褥子和棉被罩在狗笼上，或是用薄木板钉住其中的一面。她怕狗受凉，每进到一个房间，都要把狗笼上的棉被扯平盖好。救助站物资告急，大米还有 110 袋 44 斤装的，大概能坚持 10 天。卖房的钱已经花光，即使不考虑拖欠的工资和医疗费，每月的微薄进账连水电费都难以支付。"电费拖欠不得，没有电烤扇取暖，许多小狗就会感冒发烧，已经没有钱给它们看医生了。"
在医院里，文军红拒绝花 50 元冲洗伤口，反复向医生说明自己已经用碘伏消毒了。医生嘱咐文军红，半年内记得打三针破伤风疫苗，缴费 500 元。她拿着缴费单出门后，又折返回诊室向医生确认："是三针 500 元还是每针 500 元？"得知是三针的价格后，她有点不好意思地朝我笑笑，说："我以为每针 500 元，那就不打了，1000 多块钱够所有的毛孩子吃一天饱饭了。"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 年 48 期，文中江涛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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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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