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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公司LLamasoft曾做过一份调查，即美国若向中国征收25%的关税，美跨国企业会受到何种影响。结果显示，如果将部分采购和制造环节从中国转移出去，各行业总成本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上升。其中，服装行业总成本会增加11%，汽车行业增加4%不到，电子行业增加2%不到。
供应链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
在国际贸易局势越发紧张的今天，大国间的竞争已不仅限于技术和资本，更包括价值链、供应链和产业链的控制能力。
美国通过对国内制造业的减税，以及对原材料和进口产品的增税，对全球供应链的成本结构造成了影响。而这种影响还在继续。
据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办公室8月15日消息，针对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将对约30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加征10%关税，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有关负责人表示，美方此举严重违背中美两国元首阿根廷会晤共识和大阪会晤共识，背离了磋商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中方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
美国商会认为，美国政府不断升级的贸易战，将导致美国企业和民众的消费成本上升，削弱美国的经济活力。
对许多美国公司而言，重新配置供应链将需要数年时间，许多制造商将被迫建立双重供应链，这将增加成本，降低利润。考虑到全球供应链的现实，许多公司有理由担心，此举将导致美国制造业的净损失。
对中国而言，贸易摩擦可能会促使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全球价值以及供应链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对自身进行调整。
“近岸采购”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GI)发现，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在其研究的17个大型行业全球价值链(GVC)中，有16个一直处于收缩状态。在2007至2017年间，虽然全球贸易绝对值在持续增长，但在同一批价值链中，出口占总产出的比重从28.1%下降到22.5%。
也就是说，贸易强度下降，全球供应链也在“缩水”。
越来越多的公司不再“不远万里”进口货物，转而在主要消费市场附近采购。正如《经济学人》所指出的，从东欧和北非为欧盟提供服务，或从墨西哥为美国提供服务，这种现象被称为“近岸采购”。
究其原因，多数人认为是由关税等政治因素引起的，但其实，这背后有更深层次的“长期趋势”推动。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以往拉得过长的供应链虽然可以降低商品价格，但存在很多风险。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机械与航空工程学院高级讲师陈松林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通信高度发达的今天，供应链企业会迅速传导关于质量、环境、文化和政治方面的问题，从而影响产品定位和整个企业的形象。
就风险而言，目前大多数跨国企业都不知道自己二级以下的供应商是谁。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案例：2011年日本海啸之后，一家全球半导体巨头曾试图确定第三、第四层级供应商给自己带来的风险，但100多名高管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弄清楚自家庞大的供应商网络中到底有哪些公司。
陈松林指出，“供应链的核心就在于，多个企业通过‘协作生产’的方式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而供应链越长，也意味着时间和空间跨度越大，管理复杂性也越高。所以缩短供应链，其实有助于提高企业对整个供应链的可视度和管控能力。”
另一方面，服务业的崛起也在不断推动着供应链的变革。
“这一点在发达国家尤为明显。很多传统制造业企业都在向服务业转型，而服务业的核心特点之一就是‘本土化’，所以要求企业与客户保持密切沟通，并对客户需求作出快速响应。也就是说，供应链要尽可能地向客户靠拢。”陈松林说。
除此之外，技术也在发挥重要作用。像AI、需求分析等技术为更短、更智能、更加由需求驱动的供应链提供了良好的技术支撑。而3D打印的崛起，也在某种程度上为传统的低成本“离岸供应商”(相对近岸采购而言)节省了成本和时间。
“产业流动”
目前，全球产业链的大体格局是以北美和欧洲为主要市场，以中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国家为主要制造基地，以中东、南美、非洲、俄罗斯和澳大利亚等为主要资源供给地。
然而，今年4月，美国贝克·麦坚时国际律师事务所在对亚洲地区600家跨国公司的一项调查中发现，有近一半的公司都在考虑对其供应链进行“重大”变革，超过1/10的公司打算“推倒重来”。
这意味着，许多公司开始重新思考亚洲国家在采购中所扮演的角色。
《经济学人》指出，在众多行业中，受贸易下降幅度影响最大的，当属交易量最大且复杂的产业，如服装、汽车和电子产品。那么，假设企业会完全按照经济逻辑，将一部分采购和制造从被征关税的国家转移出去，结果又会如何？
供应链公司LLamasoft曾研究了美国在对中国征收25%关税的情况下，其本土的服装、汽车和电子行业跨国企业可能会受到的影响。总体来看，“近岸采购”将对这些跨国企业产生正负两方面的影响。
由于缩短供应链会降低整个供应链的平均周期，所以对跨国公司来说，“近岸采购和制造”可以降低库存和物流的成本。但另一方面，将市场转移出中国，服装、汽车和电子行业的制造成本均会出现20%以上的大幅上升，其中，以电子行业最为明显。由于其他海外市场的电子产品制造成本明显高于中国内地，所以即使只是适度转为“近岸采购”，也会导致制造成本上升28%。
综合正负两方面影响，如果将部分采购和制造环节从中国市场转移出去，各行业总成本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上升。其中，服装行业总成本将增加11%，汽车行业增加不到4%，电子行业增加不到2%。
在全球供应链出现萎缩的同时，中国内部的产业链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主要体现在中国内部的“产业流动”，以及转移低端制造业两个方面。
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企业研究部主任、高级研究员李江涛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一方面，由于环境治理力度加大，人工成本提高,国内的制造业出现了从发达地区向相对欠发达地区转移的‘产业流动’现象。如从江苏的苏州向苏北、广东的东莞向江西、浙江的经济向周边扩散，很多产业也在向河南、西安、宁夏、东北转移。”
“而另一方面，目前中国加工制造业也在从产业链低端向高端转移，并且这种整合的步伐在逐渐加快。所以我国现在也会从东南亚、非洲采购一些商品，来加强供应链体系的构建。”李江涛说。
基于以上两点，李江涛认为，大国之间的贸易争端只是加剧了中国产业转移的步伐。
陈松林也表示，“其实无论是否有贸易摩擦，中国都会在全球产业链中调整自身的位置。中美贸易摩擦只是加速了这个过程，同时带来了一些不确定性和风险。”
“以静制动”
不可否认的是，目前的世界市场仍然由跨国公司主导。对跨国公司而言，重置产业链不仅涉及关税，还要考虑物流成本、基建、供应链、配套产业的完善和成熟度等问题，所以重置的成本较高。而由于中国拥有熟练的工种和优良的基础设施，可以说仍然是一个优秀的“制造工厂”，所以在短期内，跨国公司大规模撤出中国并不现实。
但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张茉楠看来，中国仍然应当“未雨绸缪”采取措施，为中国赢取部分应对的时间和战略主动权。
首先，就是“中国制造”要如何实现自身发展和认清角色的问题。
李江涛指出，从华为的事件可以看出产业规划与整合的重要性，在宏观层面，应加强对芯片、装备等重大领域的引导和产业整合。而在微观层面，企业的创新应向日本、以色列、德国学习，通过构建大量在“较狭窄领域”的“隐形冠军”，来夯实中国科技创新的基础。
另外,在金融方面也要加大对制造业的扶持力度。李江涛表示，“随着中国科创板的推出，这一措施的效果会更多地体现出来。”而在人才培养方面，一方面要加大高端人才的回归，一方面通过职业教育和培训，促进制造业“基础水平”的提升，另外，还可以通过发展人工智能、互联网、工业机器人，推动对职业的改造。
“总体来看，中国制造业需要在高端制造业方面培养竞争力，这需要劳动力装备的提升，以及物流、科研、相应产业链的小微服务等周边生态和服务体系的构建。未来的‘中国制造’应当扮演‘引领世界制造业升级’的重要角色。”李江涛说。
其次，就是国际和国内市场的转向问题。据麦肯锡预计，到2025年，新兴市场将消耗全球近2/3的制成品(中间制成品、资本品)，其中包括汽车、建筑和机械等产品。也就是说，随着新兴市场规模的扩大和生产网络的演变，中国未来的外部需求将不再以发达经济体为主。
所以张茉楠指出，中国应加快推进同其他经济体的双边或多边自贸协定，参与推动国际贸易和多边新秩序的建立。“在升级已有各类FTA的基础上，应加快推动RCEP、中日韩自贸区协定、中欧BIT谈判、中欧FTA可行性研究，以及WTO的现代化改革。”同时，依托经贸合作区、跨境产业集聚区、自由贸易区等，重构“一带一路”供应链。
而在国际上展开广泛合作的同时，也要避免忽略国内市场的需求。陈松林认为，短期内刺激内需可以解决一部分产能过剩的问题，而在长期，中国应有一个强大的国内消费市场，建立以“自主知识产权”为主的国内产业体系。
在张茉楠看来，中国应从单纯依靠“全球价值链(GVC)”模式，向“全球价值链与国家价值链(NVC)互动”相互协作的模式转变，这也有利于减缓国际贸易冲突，以提升中国制造业价值链。
不过，对眼下的中国来说，最具实际意义的还是做好自己的事情。财经评论员刘艳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面临不断升级的贸易摩擦，中国应当“以静制动”，不因别国的善变而自乱阵脚。
“在冷静看待国际局势带来影响的同时，还要保持‘中国制造’原有的素质和产品质量，不能丢了‘质量’这个‘看家本领’，继续把内部实力维持好。通过从容应对此次增加关税的稳健表现，获得全球其他国家的订单。”刘艳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