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桦在写标语。鲍河扬供图
管桦和战友们的工作深入战斗第一线，给他们带路的往往是一些年龄很小的儿童团员。有一次，一位给管桦他们带路的孩子在经过敌人的封锁线时中弹牺牲。还有一次，进犯鲁家峪村的日军抓住了一个孩子，逼迫他带路，那孩子将敌人带入了地雷阵，自己也牺牲了。
即使抗日活动充满危险，还是有不少的少年儿童想参加八路军。有一次，敌人扫荡丰润县城北的上水路村，管桦协助民兵布雷，在转移的人群中，一个八九岁的男孩见管桦身着八路军服装，便跑过来拽住他的衣襟不松手，说：“我要跟着你当八路军打鬼子！”管桦只得说：“让*妈送你来，八路军才能要。”当男孩去找妈妈时，管桦才得以“逃”脱……
此后，管桦结合自身经历和残酷战火中少年儿童们的英雄事迹，创作出了《小英雄雨来》，伴随了几代中国人的成长。
1946年，管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中，他创作了话剧《归队立功》，受到冀热辽军区通令嘉奖，记大功一次，并荣获朱德奖章。
如果说管桦是敌后抗战前线成长起来的著名作家，张文纲则是奋战在国统区的音乐才子。
张文纲出生在广西合浦县一个普通职员家庭，他的父亲不喜欢音乐，也不让自己的孩子参与吹拉弹唱的活动。但在风起云涌的民族救亡运动中，在学习、表演和教授群众唱救亡歌曲的活动中，张文纲爱上了音乐。“我学音乐是从唱救亡歌曲开始的”，张文纲回忆自已的生活经历时这样说。
1936年9月3日晚，在共产党员宣侠父的推动下，新编十九路军驻北海部队刺*了日本间谍中野顺三，史称“九三事件”。
日本军部一边向蒋介石政府提出“抗议”，一边派出“嵯峨”号等7艘军舰驶入北海冠头岭海面，企图以上岸调查为名占领北海。
新编十九路军由“一·二八”淞沪抗战中一战成名的抗日铁军十九路军恢复而来，官兵们严阵以待，警告日军若胆敢强行登岸，即开炮射击，战事一触即发。
迫于日方压力，蒋介石命外交部的凌士芬赶赴北海调查处理此事。北海抗日青年同盟会组织集会、游行，反对蒋介石亲日卖国的外交政策。当凌士芬一行到达北海时，海关码头一带挤满了示威群众，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阻止调查组登岸。凌士芬无功而返。
日军再次派军舰赴北海挑衅，加大对蒋介石的威逼力度。为安抚日方，蒋介石先是将新编十九路军撤出北海，再将北海公安局局长免职，还向中野顺三家属赔偿了3万元。随后，又逮捕了一批参与反蒋抗日活动的青年学生，张文纲因为在这次事件中积极参与反蒋抗日活动，被捕入狱。
抗日学生的被捕在北海引发了新一轮抗议浪潮，当局迫于压力，于一个多月后释放了他们。1938年4月，经过斗争的考验，不到19岁的张文纲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11月，张文纲来到重庆，考入了中央训练团音乐干部训练班，1943年又转入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1945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毕业时，学院举办了张文纲个人毕业作品音乐会，这让张文纲成为我国专业音乐院校作曲专业建立以来，最早开办个人作品音乐会的两个人之一（另一位是同期毕业的黄国栋）。
这一时期，张文纲创作出了许多鼓舞抗日斗志的音乐作品，如《爱好自由的人们》《壮士骑马打仗去了》等，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他还协助编辑了13期《新华日报》的双周副刊《时代音乐》。
2 风雨铸真情
1945年冼星海去世，*在重庆为冼星海举行追悼活动。1946年1月，张文纲受冼星海纪念活动组委会委托，作为主要组织者之一，带领国立音乐院部分师生，在重庆江苏同乡会举行了“冼星海纪念音乐会”。李公朴主持，*、董必武、叶剑英和王若飞等亲临参加。
张文纲为这次纪念活动谱写了《星海悼歌》，这首歌以“苏明”的笔名印制在纪念音乐会节目单中并发表在《新华日报》上。由于张文纲长期积极参与此类进步活动，被学院解聘。
1946年，为培养青年运动骨干，配合党的青运组织开展收复区的青年运动，上海中华星期音乐院成立，张文纲被聘请担任音乐院教务主任，主持院务工作。为此，张文纲从重庆出发，经武汉赴上海，但到武汉时已身无分文。这本来是一件很闹心的事儿，然而，月老却通过这件事给了他一世美满的姻缘。
当时，一直由共产党实际控制的抗敌演剧队的四队和六队正在武汉，张文纲找到演剧六队求助。六队有一个舞蹈演员叫王克芬，带他找到队长，为他安排好了食宿。但演剧队经济也很紧张，无力解决他去上海的路费。张文纲无奈，只得暂时滞留武汉，在此期间，他经常去找王克芬，两人日渐熟悉。
王克芬的家在长江边，两年前，她在四川万县的万师（当时名为“四川省立万县师范学校”）读书时，被一位豪绅家的少爷看中，装了整整一船的聘礼到她家提亲。但在那个热血沸腾的年代，有志青年想的都是救国救民。
那段时间，第六抗敌演剧队正好在万县一带演出，不时到万师进行抗战宣传和指导进步学生的文艺活动，王克芬因此与演剧队有了接触，也有了追求进步的思想。
豪绅少爷家在当地势力很大，家里人只得让她待在家里等待完婚。面对逼婚，她很抗拒，借口要参加毕业考试回到学校，寻机逃脱。当得知演剧队马上就要调离万县时，王克芬毕业证也不要了，跟着演剧队远走高飞，全身心投入到了抗敌宣传的工作当中。那一年，王克芬17岁。
王克芬对豪绅少爷不屑一顾，却对吃饭都成问题而志同道合的张文纲渐生情愫。不久，王克芬为张文纲弄到了一张船票，使之顺利抵达上海。
1947年夏天，被称为“中国舞蹈之母”的戴爱莲发现了王克芬的舞蹈天赋。在征得演剧队领导同意后，王克芬来到了上海中国乐舞学院，拜在戴爱莲门下学习舞蹈。同在上海，王克芬与张文纲两人的交往密切起来。
为了更广泛地宣传党的主张，更多地影响青年，张文纲除了中华星期音乐院的工作，还担任了上海《时代日报》副刊《新音乐》的编辑，兼任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及几所中学的音乐教员，教唱进步歌曲，表演进步节目，教学内容与“取民主，反饥饿，反内战”的斗争密切相联。
在群众斗争中，他创作了《饥饿的行列》《我们要吃饭》等群众歌曲，还为田汉作词的进步电影《忆江南》的主题歌《哀江南》谱了曲，为电影《鸡鸣早看天》谱写了插曲《风雨进行曲》，唱出了“这好比一个多难的中国，得从艰难中开辟生路，从飘摇中挣扎黎明”的警语。这些行动，自然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
上海警察局长毛森，秉承“宁可错*一千，决不放过一个”的一贯作风，经常搞突然袭击，以查户口的名义抓人。那天，特务到新音乐社查张文纲，恰好张文纲外出上课。王克芬正在弹钢琴，对特务说自己刚到，不知道张文纲在哪儿。特务以为王克芬就是音乐院的学生，练钢琴很正常，就离开了。
支走了特务，王克芬赶紧跑到张文纲上课的南洋女中报信。为避风头，张文纲只得东躲西藏，而每躲到一处，王克芬都不顾危险去看望他。
张文纲说：“你别来，我随时可能被抓走的。”
王克芬答：“那我跟你去坐牢。”
“那我死了呢?”
“我跟你死。”
同志们劝张文纲撤离上海，不巧王克芬病倒了。张文纲放心不下，冒着危险留下照顾王克芬。
险恶的环境，使两颗相爱的心贴得更紧。不久，上海解放，伴随着上海的新生，两人的爱情也有了归宿。
张文纲和王克芬。张娜依供图
3 《飞虎山》上的军民一家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许多在战争和白区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文学艺术家都汇聚到了北京。管桦和张文纲都被调入新成立的中央歌舞团创作组，张文纲担任创作组组长，两人开启了合作生涯。
故事大合唱《飞虎山》，是他们合作的第一个大型作品，也是新中国在国际上第一部获音乐奖的大型音乐作品，它取材于抗美援朝衔接第一、二次战役的“飞虎山阻击战”。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率领下，跨过鸭绿江，赶赴朝鲜战场。
10月25日，志愿军发起了第一次战役，10天歼敌一万五。紧接着志愿军总部命令38军在飞虎山、月峰山一线伪装主力与敌军保持接触，挡住敌人的攻势，为主力北撤、布置对敌陷阱赢得时间和空间。
38军335团在飞虎山阻击着南韩第七师及美军某部五团一部，敌人最疯狂的一天，出动80多架飞机，集中数百门大炮，几分钟就把飞虎山炸得漫山大火。335团在缺粮少弹，连续作战，十分疲劳的情况下，凭借临时构筑的简易工事，顽强坚守五昼夜，伤亡700余人，歼敌1800人。
335团强悍的战斗力使对手完全相信已经抓住了志愿军的主力，当335团适时后撤时，敌人不依不饶，全部跟进，最终落入了志愿军为他们编织的“口袋”。
在飞虎山阻击战中，发生了许多动人心魄、可歌可泣的故事。
此前追歼逃敌，志愿军们为了轻装，扔掉了工兵铲，阻击战时，他们在工具未送上来的情况下，用刺刀撬、用手刨，在冻土中修筑工事。阵地上断粮多日，战士们将石子含在嘴里，让口中多分泌口水来抵抗饥饿，坚持战斗。
除了志愿军战士保家为国的决心，顽强的斗志和勇于献身的豪情，飞虎山阻击战的胜利也离不开朝鲜人民的支援。军爱民，民拥军，这是我军战斗力的基础。
335团在开赴飞虎山前线的路途中，见一位母亲倒毙于路边，护着她还未满周岁的女孩，她是被美机扫射、轰炸后遇难的无数朝鲜难民之一。战士们救下了还活着的孩子，二营副营长陈德俊愤怒地说：“同志们！美国鬼子正在朝鲜到处烧*，制造孤儿，并想把这种灾难推向我们祖国，为避免这样的悲剧在祖国上演，我们必须奋勇*敌！”战士们怀着保卫祖国、为朝鲜人民复仇的决心奔向阵地。
当335团的弹药几乎全部打光，断粮三天的时候，朝鲜群众冒着敌人的炮火，将弹药米饭送上阵地。一位叫朴孝男的妇女顶着一木盆米饭，接近阵地时她的一条腿被炸断，血流了一路，但仍拉着木盆爬到阵地前沿，将米饭送到了战士们手中。
在抗美援朝中，这样的军民友谊的事迹还有很多：因救落水的朝鲜小孩而牺牲的罗盛教，被评为特等功臣、一级模范；突击队队长任廷昌，冒着危险帮朝鲜人民抢种插秧，遭敌人的远程炮火袭击牺牲，被评为一等功臣，二级爱民模范……
1951年1月，管桦、张文纲等文艺工作者随部队奔赴战场，搜集志愿军的英雄事迹，以创作表现志愿军英雄形象的作品。他们深入前线，几次遭遇敌机轰炸，炸弹不时在车的近旁爆炸，好在开车的志愿军战士机智沉着，每次都灵活地驾驶着汽车冲出了火网。
在战场上的采访中，管桦和张文纲听到了这样一个真实事件：飞虎山阵地上的志愿军战士已经三天没有吃上饭了，山下村庄的朝鲜群众头顶干粮冒着危险往山上送饭，其中一位母亲怀里的孩子一个劲儿地哭，她担心哭声暴露目标，就把孩子放在山路边的一个山洞里。等她下山到洞里接孩子时，孩子却不见了！原来，一位志愿军通信员上山传令，路过山洞，听到孩子的哭声，就把孩子抱上了山。最后，这位朝鲜族母亲在战士的怀里找到了睡得正香的小宝宝。
残酷战斗中的温暖故事，让管桦和张文纲感动不已，他们以军民团结为切入点，创作出表现“军民团结战胜强敌”主题的故事大合唱《飞虎山》。
4 黄金搭档
《飞虎山》一经推出，立即受到广大志愿军战士的欢迎。
曾在12军文工团任文艺女兵的胡德勤回忆她们在火线为志愿军战士演唱这部作品时说：“这部接近于清唱剧的合唱，受到战士们的热烈欢迎。技巧简洁，故事却有感染力，讲英勇精神，又讲深厚情谊。”
12军文工团部分同志合影，站立者前排右一是胡德勤。图源：《国家人文历史》
1951年9月，根据真实事件创作的大合唱《飞虎山》被选送参加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行的“人民友谊”国际歌曲比赛，以“人民是伟大的、不可战胜的”主题、丰富的艺术表现手法和强烈的感染力获得三等奖。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大型音乐作品第一次在国际比赛中获奖，由此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两位作者将获得的全部奖金一千二百三十万零五千三百一十元全部捐献给了志愿军，用作文娱、宣传等活动的费用。1953年，这部作品被选送参加第四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合唱比赛，又荣获二等银质奖。
【注：奖金表述来源于《人民音乐》1953年（年刊）第66页《杜平将军给〈飞虎山〉作者的信》。1952年的一千二百三十万零五千三百一十元是旧币，兑换成新中国的人民币为1230.531元（10000元旧币兑换1元人民币）。以鸡蛋做标准，当时1个鸡蛋1分钱，现在1个约1元钱，故当时的这笔奖金大约相当于现在的12万元。】
此后，管桦和张文纲的合作愈发密切，他们为少年儿童创作了几十首歌曲。其中，《我们的田野》《可爱的苹果》和《少先队植树造林歌》先后被选入小学音乐教材和教辅材料。
《我们的田野》更是获得不少大奖，传唱几代人，经久不衰，成为几代人的精神食粮：
1980年，全国第二届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时，获一等奖；
1991年，由文化部等单位评为当代少年儿童最喜爱的歌；
1993年，入选“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作品；
2019年，入选中宣部推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百首优秀歌曲”。
张文纲（左）和管桦在一起，照片背面写着：1952年，与亲密的合作者管桦于杭州西湖合影。张娜依供图
两人的工作，始终围绕着文艺与儿童。
张文纲先后任职于中央音乐学院、中央歌舞团、中央乐团等，1982年任《人民音乐》编委，1984年8月开始担任全国唯一的儿童音乐杂志——《儿童音乐》的主编以及中国儿童音乐学会副会长。
张文纲一生为孩子们创作了近200首不同类型的歌曲，先后出版了三本少儿歌曲集，多首歌曲入选小学音乐教材和教材参考书，除了与管桦合作的歌曲，还有《青蛙打鼓》和《欢乐的啦啦歌》。
1989年7月18日，中央乐团、中国音协创作委员会和中国儿童音乐学会在北京音乐厅联合举办了张文纲作曲五十周年合唱作品音乐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