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四羊方尊”，被史学界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 。中新社记者 王东明 摄
西周中期至春秋早期，周人推翻商王朝后逐渐形成自己的意识形态和经济文化，在青铜器上可以看到风格发生很大改变。新的器类出现，器形端庄厚重；纹饰或流转舒畅，或朴质简率；多见有长篇铭文的重器。
2021年6月，上海博物馆工作人员搬运西周“大克鼎”布置展览。中新社记者 张亨伟 摄
春秋中期至战国时期，中国青铜艺术的发展再次出现高潮。诸侯列国的青铜器发展趋向成熟，北方晋秦、东方齐鲁、南方荆楚的青铜艺术交相辉映，出现了许多奇谲瑰丽之器，铭文字体亦注重美化。
直至战国后期“礼崩乐坏”，随着中国古代礼制走向衰败，青铜器也一步步走向了衰落。
因此，中国古代青铜器实际上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的“礼制”。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过程与西方青铜文明完全不同，所以才形成了这些在世界上独树一帜、品种极其丰富的青铜器皿。
中新社记者：西方青铜器与中国相比有何不同之处？
马今洪：青铜文明在世界各地的发展并不平衡。安列托利亚半岛是最早冶铸青铜器的地区，目前发现有公元前6000年的青铜器；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在公元前3000年进入青铜时代，古埃及文明紧随其后；欧洲的青铜时代则于公元前2300年开始，延续了近1000年。
早期的青铜器，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等文明缺乏铜矿等资源，因此生产和使用青铜器多为小型工具、兵器等。如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英国著名考古学家列奥纳德·伍利率领的一支考古队，对苏美尔古城乌尔进行了考古发掘，墓地出土的青铜器有少量的小型兵器和器皿。
西方青铜器与中国古代青铜器的不同主要有两方面。
第一，功用不同。例如古希腊雕塑参照人的形象来塑造神的形象，并赋予其更为理想、更为完美的艺术形式，因为当时的人们相信神与人具有同样的形体与性格。
而在中国的青铜时代，青铜器是社会等级的象征，统治阶层所使用青铜器的种类和数量都必须与主人的身份地位相符，并作为礼制的工具，因而被称为“礼器”。
第二，铸造技术不同。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及其后续的希腊、罗马文明，青铜器的制作技术主要是锻制和失蜡法；而中国是以陶质块范法铸造成形，所铸的青铜器造型复杂、装饰繁缛精美，形成一枝独秀的局面。
2016年8月，南京博物院展出“古埃及青铜像”。中新社记者 泱波 摄
中新社记者：东西方青铜文明中出现过哪些相似的图腾，证明了古代东西方青铜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影响？
马今洪：中国青铜文明相比域外青铜文明发展较晚。有些中国青铜器的器形，确实受到了域外的影响。比如夏代晚期的青铜爵，有学者认为就有域外“爵”的器形风格。
在上海博物馆青铜器陈列室内，有一件战国早期的青铜盉颇为引人注目。这是一件水器，造型为“盉”，却有鸟首和4只兽爪，有学者(包括我)认为这是受格里芬有翼神兽的影响。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早期“错金银鸟兽形盉”。中新社记者 康玉湛 摄
翼兽形青铜器在中国的夏代、商代、西周时代都没有发现过，并不是中国传统的青铜器母题。近年来，学者根据文献资料和出土文物对此深入研究，将目光投向了公元前3000年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流域出现的一种艺术主题——格里芬，形象为鹰首狮、带翼狮等。中国对格里芬的接受可能有不同的渠道，既可能从新疆方向接受西亚、中亚的影响，也可能从内蒙古和东北接受来自欧亚草原的影响。
春秋中晚期到战国时期，即与格里芬在波斯、中亚和欧亚草原的流行期大致同步而略晚，在青铜器及其纹饰中出现了格里芬的题材。上海博物馆所藏的这件翼兽形青铜盉，就是表现这种文化交流的典型一例。
中国青铜器对域外青铜文化也有影响。如苏联中亚地区就曾出土过战国时期的中国古代青铜镜碎片。
可见东西方青铜文明在早期的草原丝绸之路就有相互交流，比张骞出使西域的时间更早。
中新社记者：中国古代青铜文明有何文化内涵？对现代生活有何影响？
马今洪：虽然夏商周时代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结束，但是青铜器背后的“礼制”对中国影响巨大，甚至可以说一直影响到了现代。
夏商周之后，历朝历代都有仿古青铜器，这种青铜器并不是简单的复制品。比如宋徽宗就命人铸造了很多仿古青铜器，试图把夏商周三代青铜器的诸多理念融会其中；宋代之后不少孔庙祭祀时使用的青铜器，也可以说是仿古青铜器，其功能与古时是一样的。
还有与青铜器有关的祭祀文化。现在有些家庭仍留有这样的传统，祭祀祖先时在碗里放鱼放肉，如同2000多年前用青铜器盛鱼盛肉，这也可以说是古代文化的一种传承。
今天人们普遍能够看到的“香炉”一类的用品，实际上也是中国古代青铜器流传至今、对现代生活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