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登义在珠峰北坡大本营开展高空风观测
“高海拔地区风速很大的时候，大风会把人体热量带到空气中，使身体感觉到的气温比空气实际温度更低，这种感觉下的温度也被称为‘体感温度’。”高登义说。观测统计表明，体感温度低于零下30℃时，登山者就有冻伤的危险。
为捕捉珠峰7-9千米风的变化，高登义自制了四个预报工具。
根据他的工具测定，1966年4月23日可能有一次冷空气带来大风。但毕竟初出茅庐，“这个大风大概有多大？维持多久？”面对组里抛出的一连串问题，他并没有把握提供确切数据。
在此之前，中国登山队只踏上过珠峰一次，没有留下多少历史气象资料，仅靠简易的工具，不到30岁的高登义回答不出。结果，大风没有被列入预报结论。
22名向山上运送物资的登山队员如期出发了。登山队张俊岩副队长带队从7600米高处往上出发时遇到大风，于是开始往下撤。
下撤时，正好经过大风口，狂风呼啸，空中犹如下刀子，结果4个人的登山包被吹到山崖下去，16个人手指、脚趾都有不同程度冻伤。
“有人手指被截断了，有人脚趾被切掉了，还有的鼻尖没了。”看到他们冻伤的手指脚趾被锯掉，高登义流泪了，“我希望他们能批评我，因为这本是我负责的事情，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
一个老同志说：“我担心明年的登顶任务能不能完成。”从那以后，高登义下决心一定要把登山天气预报做好，不让事故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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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事故之后，高登义注意到，在珠峰7500米左右的这个大风口，有一条狭窄的地形通道，呈东西走向。
每当有西风或西北风时，这里风速比相同高度的其他地方快1至2倍，登山者往往在这里被冻伤，或坠入谷底。高登义意识到这很可能就是所谓的“狭管效应”（指流体在运动过程中，因通道突然变窄而产生加速流动现象）。
这次为1967年正式登顶运送给养的行动，在两个月之后顺利完成，高登义对珠峰的天气状况也有了初步认识。
他在珠峰进行气象资料收集的笔记，引起了气象学家陶诗言的重视。他鼓励高登义将其写成“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气象条件”文章，并要高登义在实践中不断认识珠峰山地特殊气候的规律。这成为我国山地环境气象学创立 的起始之点。
1966年11月19日，高登义请教陶诗言后在笔记本上追记的原始记录
“当时登山队员对我们说，他们登山时，常常感觉到下午的风比上午大，但是没有理论依据。”高登义把青藏高原上的地面气象资料拿来分析，结果发现，青藏高原上的地面风速，随着海拔高度增加，下午的风速越来越比上午的地面风速大。在珠峰8000米高度，地面风速下午比上午要大约6级，也就是说，如果早晨起来没风，下午就会有6级风。
“我行文给登山队，提出一个‘早出发、早宿营’的行军规律。队员登山早晨4点出发，下午4点必须停下来。这个规律被登山界采纳了。”高登义说。
但是，原定于1967年正式登顶珠峰的计划，由于“文化大革命”一直被推迟到19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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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春天，中国科学院再次派出珠穆朗玛峰登山科学考察队，与中国登山队攀登珠峰配合，进行大气科学、地质学和高山生理学的综合科学考察，并测绘珠穆朗玛峰的精确高程。
这一次，高登义在担任大气科学组组长的同时，还任登山气象预报组副组长，并身兼科考队学术秘书，与登山队联系。
登山气象预报组在珠峰大本营合影
当时，科考队最高能登到6500米。刘东生先生提出一个任务，从珠穆朗玛峰顶一直到大本营，甚至于珠峰周围，都要采集冰雪、生物样品和土壤样品，他要研究珠穆朗玛峰环境本底的情况。有了这些以后，就可以研究珠峰环境的变化了。
南京气象学院三位工农兵学员在珠穆朗玛峰采集样品
“关于这次登顶，我们大本营预报有两个好天气时段：一个是4月下旬，一个是5月中旬。”高登义回忆，“登山队按照我们的预报，把登山主力队员分成两部分，准备分别利用4月下旬和5月中旬的好天气登顶。倘若第一小组失利。第二小组在5月中旬还可以再作尝试。”
可是4月18日，国家体委发来电报，说是根据某某预报，今年雨季提前来临，5月7日以后没有好天，登山队务必于5月7日以前完成登顶任务。
“这个电报命令下达以后，王富洲政委、许竞副队长就拿着这个电报到我们气象组，跟我们商量，你们报4月下旬和5月中旬是好天气，可是5月7日雨季就来临了，你们所报的是不是有问题？”高登义从1970年前整整90年的历史资料中发现，珠峰的雨季从未在5月上旬出现过，“后来我们一问，没有单位做过雨季提前来临的预报。”
不同意也要同意，因为这是命令。不顾气象组同志的反对，登山队把已经分开的两组主力又集中到一起，组成一个突击队，由邬宗岳任突击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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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2日，突击队离开大本营出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