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央视新闻
197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全面预防和控制毒品滥用法》，美国在全国范围内加强对毒品和成瘾性药物的管制。然而，历经尼克松、福特、卡特、里根、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特朗普等历届政府后，美国对毒品的管制从原本的“明令禁止”变成了如今的在多州“合法”，甚至“免于处罚”，最终令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毒品消费国。
近日，美国俄勒冈州通过法案(109法案以及110法案)，对持有少量可卡因、海洛因等毒品的人“免于或减轻刑事处罚”，立法者认为此举将使此前的惩罚性毒品政策向更加“人道”以及“健康”的方向转变。但也引来更多反对声音，认为针对各类型毒品的合法化，甚至免于处罚，可能会使年轻人更容易得到毒品从而引发更严重的社会问题。
在俄勒冈州持有少量毒品合法的法案通过后不久，亚利桑那州、蒙大拿州、南达科他州、新泽西州和密西西比州也先后宣布大麻合法化。至此，美国已有35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分别同意医疗用途或娱乐用途的大麻合法化。
根据联合国《2019年世界毒品问题报告》，2017年，北美地区的合成阿片类药物过量危机已达到了新高度，美国记录的因过量使用阿片类药物而死亡的人数超过4.7万人，比2016年增加了13%。美国智库兰德公司2019年的报告显示，美国在2016年的可卡因、海洛因、大麻等毒品消费额达到1500亿美元，几乎与当年美国酒精饮品消费额等同，而针对海洛因、大麻的消费仍在不断上升。
实际上，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美国经历了一场长达半个世纪的 “毒品战争”。自197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全面预防和控制毒品滥用法》开始，美国在全国范围内加强对毒品和成瘾性药物的管制。然而，从尼克松政府时期开始，历经数届总统执政后，美国对毒品的管制从原本的“明令禁止”变成了如今的多州“合法”，其转变之大及造成的严重后果令人瞠目结舌。美国对毒品长达半个世纪的管制思路变化，最终令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毒品消费国。
大麻在美国——从织物到毒品
大麻是桑科大麻属的植物，原产于印度、不丹与中亚，现在各国均有栽培。在美国，首次人工栽培大麻的记载是1611年，英国殖民者在弗吉尼亚附近的詹姆斯敦引入并培育。由于当时盛行海上贸易，大麻因其茎叶纤维的高强度特性，被普遍用于制造航船的绳索与船帆，大麻也因此成为战略物资。美国的第一位总统乔治·华盛顿在其1756年8月7日的日记中也有提及大麻的育种与栽培工作。不只是华盛顿，美国总统杰弗逊、罗斯福以及福特汽车创始人亨利·福特都在自己的农场上种植过大麻。
但随着医学、化学的发展，大麻的药用价值开始凸显。在部分国家的药理记述中，大麻常常被用于治疗失眠。1841年，爱尔兰医生威廉·布鲁克·欧肖内西将自己在印度发现的大麻具有镇定作用的应用成果带到英国。但彼时人类对大麻的应用仅仅是发现其具有精神镇定效果，但是其作用原理与真正的作用成分仍不明晰，至于其对人类产生的危害则更是不明。1854年时，美国药典开始将大麻列入国家药品，此时种植、使用大麻在美国完全是合法的。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麻开始遭到美国联邦政府的抵制，但这并非是出于对大麻危害的认知，而是由于种族主义与排外思想。
由于19世纪末墨西哥国内政治动荡和经济萧条，大量的墨西哥移民向北越过边境寻找避难与求生机会，同时，与北迁的墨西哥移民一道而来的，还有娱乐性使用大麻的习惯。来自墨西哥的廉价劳动力冲击了美国本土的就业，吸食大麻等习惯也迅速席卷全美，随之相伴的治安混乱，加之媒体对墨西哥移民、大麻和犯罪的渲染，引发了当时美国社会的种族主义和排外思潮。1913年，加利福尼亚州药品局修订了《有害物质法》将大麻纳入了管理范围，成为美国最早对大麻进行管制的州。此后，其他各州纷纷效仿。
1915年，《哈里森麻醉品法案》开始实施，改变了毒品可以随意购买的局面，但是该法案限制购买的对象并不包含大麻等相对弱性的毒品。尽管在最初提案时，《哈里森麻醉品法案》涵盖了当时市面上几乎所有的成瘾性和危害性药物与毒品，但受制于原材料生产者、药剂生产企业、医生协会等组织的制约，最终《哈里森麻醉品法案》对多类毒品和药物作出了妥协。新法案让消费者在购买相关药品时的规定更加简便，更改后的法案仍为毒品和相关药品在美国的肆意流通留出了空间。当时，医生仅需要每年缴纳1美元即可获得合法经营的证件，而购买者仅依靠个人自觉填写购买表格就可以购买到在规定剂量内的鸦片、吗啡、海洛因等药品。此外，该法案并没有针对违反者设立严格的处罚措施，但由于时任总统伍德·威尔逊推进法案落地，以及当时的美国社会普遍反感吸食毒品，社会对该法案的执行相对到位。
截至1930年，美国实行大麻管制的州上升至14个。 一年后，针对大麻的管制更加普遍，全美有30个州先后通过立法管制大麻的非医用出售与使用。1932年，美国通过《统一州麻醉品法》在全国实现了对大麻的统一立法管理。不过，主流历史学界普遍认为，当时美国各州对大麻的管制是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以及对社会矛盾的转移。
1937年，出于大麻本身作为工业原料这一战略物资的考量，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大麻税法》，试图通过增加对大麻的税收防止一刀切的禁令影响大麻作为战略物资的储备与生产，但《大麻税法》没有对工业用途与麻醉品用途大麻进行严格区分，工业用途大麻随着缆绳、降落伞等军工物资生产进一步扩张，也让大麻走私在美国民间发展起来。同样是在二战时期，随着大麻大量医用临床研究的积累，其作为毒品的属性逐渐被探明。但此时，大麻作为毒品也在美国社会蔓延开来了。
二战结束后，海洛因已成为美国社会流行的毒品，官方认为，大部分吸食海洛因的人是从使用大麻开始的。195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麻醉品管管制法》，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对大麻的管制都进入了极端严格的阶段。
两场战争引发的 “毒品战争”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由于与苏联进行冷战，美国政府在军事上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巨大投入。然而当时正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如此大规模的军事开支与当时美国社会的反战思潮产生了巨大的对立。以“垮掉的一代”为代表的反主流文化横行美国，社会过度放任自由，毒品成为“垮掉的一代”的青年美国人反叛主流文化的标志。
也是在这个时期，有关研究开始对大麻与犯罪之间的关联提出质疑，美国的毒品政策也开始出现改变，开始放宽对毒品违法者的惩处力度。同一时期，医药化学合成工艺的进步为当时的美国青年提供了大量的合成毒品，如LSD(Lysergic acid diethylamide)，也称为“麦角二乙酰胺”，是一种强烈的半人工致幻剂，多数使用LSD的人也同时使用大麻或海洛因。1970年，美国国会颁布《药品滥用预防和管制综合法》，确立了毒品分类的调整体系，结束了对毒品的极端严惩阶段。1972年，全美42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实施《统一被管制物质法》，拥有大麻被定为轻罪。
为应对愈来愈泛滥的毒品问题，1968年，时任美国总统约翰逊合并多个毒品管控机构并成立麻醉药品和危险药物管理局(BNDD)。而在这一时期，最为标志性的事件是在1971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公开宣称，“吸毒是美国的第一公敌”，并由此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毒品战争”(Drug War)。但是此时尼克松政府严厉打击的对象并不包含大麻，仅仅是以海洛因为代表的具有极强成瘾性和危害更大的毒品。与毒品泛滥的起因类似，促成尼克松政府对禁毒采取如此果决判断的也是一场战争——越南战争。
1971年，两名国会议员罗伯特·斯蒂尔和摩根·墨菲发布了一项关于海洛因滥用的报告。在之后美国国内历史教育课程中，该报告的公布被称为“爆炸性的”。这份报告指出，有10%至15%在越南的美国士兵对海洛因成瘾。但是根据史料记载，尼克松当时主要担心的并非是士兵大量吸毒，而是担心民众认为是越南战争导致大量士兵染上毒瘾，进而影响他的政治生涯。故而，尼克松在公开场合均强调，药物滥用是美国国内的社会问题，试图将军人毒品成瘾的源头从越南转向美国本土。据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国立卫生研究院(PMC)的相关资料记载，“尼克松希望美国民众知道，大多数毒品成瘾的士兵在到达越南之前就使用过毒品。”与尼克松出于政治考量，试图将美国民众的视线转向毒品泛滥这一社会问题如出一辙的，还有尼克松对毒品管制的具体措施。
尼克松与他的“别无他法”
美国国立研究院研究员格里沙·梅特莱在他2013年3月发布的关于美国应对成瘾政策的相关文章中，记录了尼克松对他的毒品管制措施的相关描述。“我们的目标不一定是令吸毒者戒毒，而是让吸毒者成为一个有工作、守法和纳税的公民。”这段话基本表明，尽管尼克松提出了“毒品战争”这一概念，但其目标并非根除毒品，而是为毒品预留出一定的空间。作为印证尼克松这一禁毒政策的实例，当时应声成立的预防药物滥用特别办公室(SAODAP)设定的禁毒目标为，“即使不能完全防止复发，此类计划仍然致力于打断成瘾的循环。”
但是无论是尼克松还是其成立的预防药物滥用部门，当时美国联邦政府的禁毒努力大都是从“吸毒者”的方面进行阻断，而制毒与贩毒并非尼克松政府的主要打击方向。尼克松本人曾对这一问题有过相关的表述，“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对吸毒者抱有同情心，但是对于推动者(及通过制毒、贩毒获益的人)，我们别无选择。”根据事后的统计，尼克松当政期间，当时用以禁毒的资金有2/3用于治疗、研究与预防，仅有1/3用于打击毒品交易。1969年，尼克松政府推行“拦截行动”，试图将从墨西哥入境美国的大麻阻拦在边境外。虽然尼克松政府在美国率先实现了通过外交政策禁毒，但是几乎没有产生任何效果。由于不切实际的严苛货物检查，该行动最终导致美、墨边境交通的中断，最终该项工作仅仅持续了20天。
在尼克松着重“复健”且有选择的禁毒措施之下，美国的吸毒人数反而在不断上升。根据1979年的一项调查，在当年展开调查前的30天内，有超过2500万美国人使用了非法毒品。助推这一巨大数字不断攀升的，除了因为“水门事件”草草下台的尼克松，还有其后继者。1976年，赢得民主党提名的吉米·卡特为了在大选中获得选票支持，在竞选时称“废除对拥有最多一盎司大麻的联邦刑事处罚”，此时美国多个州已经实现了大麻的合法化。而当时卡特的公共卫生顾问彼得·伯恩认为大麻，甚至是可卡因不会对公共卫生造成威胁。由于卡特对毒品采取放任的态度，多家美国媒体甚至对含有毒品成分的药物、化妆品、食物等大肆宣传。1977年，一份美国杂志《新闻周刊》(Newsweek)中出现了对食用含有可卡因食物的诱导性描述：
“在洛杉矶和纽约一些时髦的餐厅， 一杯唐·培里侬香槟配上一份含有可卡因的白鲸鱼子酱，已经成了一种风尚。人们会将可卡因与银盘上的美食一起传递，与众人分享……食客能够感受到充满了力量、自信并富于活力。”
始自美国的需求 致使拉丁美洲陷入混乱
领导层的错误判断与无动于衷，促使畸形的社会风气助推美国成为毒品消费大国，而旺盛的消费需求自然催生了大量的制毒、贩毒者的出现。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拉丁美洲逐渐成为美国毒品的主要产地，先后诞生了多个制毒、贩毒集团。而有组织、成规模的贩毒集团的出现，无疑让毒品贸易愈加暴力。
从1975年卡洛斯·莱德首次开辟了通过小型飞机运毒走私后，多个贩毒团伙相互为争抢市场和运毒线路而爆发暴力冲突。另一方面，为了抵抗警方的抓捕，贩毒团伙利用贩卖毒品获得的毒资购买大量的枪械，并与警方交火。哥伦比亚警方在1975年的一次缉毒行动中查获了600公斤的可卡因。作为对警方查获毒品的回应，毒贩采取报复行动，仅一个周末，就有超过40人丧生。多个贩毒团伙在经过多年的暴力冲突、整合以及对抗警方的过程中不断发展，最终在1981年，多个贩毒团伙共同构成麦德林卡特尔贩毒集团，将可卡因生产、运输、分销等流程实现分工，最终供给给美国市场。1982年，美国执法部门从迈阿密国际机场的机库中查获了3906磅的可卡因(约合1.78吨)，而这些可卡因均是麦德林卡特尔集团自拉丁美洲运至美国境内的。一次性查获如此大量的可卡因让美国认识到来自拉丁美洲的毒品已经成为了需要国家层面介入解决的难题。对美国来说，“毒品战争”从此时具有了更新的含义——对拉丁美洲的制毒、贩毒集团的战争。
利益纠葛的“毒品战争” 与满目疮痍的拉丁美洲
据英国《卫报》报道，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几乎整个拉丁美洲都在为美国庞大的毒品市场提供着各类毒品。由于拉丁美洲本身相对丰富的资源与落后的工业让大量拉丁美洲国家没有足够的劳动力岗位，当美国出现大量的毒品消费需求时，暴利的制毒、贩毒行业吸引着大量挣扎在贫困线上的拉丁美洲国民。上世纪八十年代时，秘鲁、玻利维亚、哥伦比亚的可卡因产量分别占全球的65%、25%和10%。毒品产业的暴利与美国庞大且疏于管控的毒品市场让整个拉丁美洲的经济愈加畸形。美国政府在对国内旺盛的毒品需求缺少有效治理的情况下，只得将矛头转向中南美洲的制毒、贩毒集团。
1989年，美国入侵巴拿马，意图夺回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及打击当地的毒品产业。为了获得巴拿马方面的支持，美国用允许贩毒为报偿，换取了巴拿马将军曼努埃尔·诺列加的军事援助。此外，时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乔治·布什还向曼努埃尔·诺列加每年额外提供数十万美元的酬劳。然而就是这场针对巴拿马毒贩充斥着黑金交易的军事行动，最终导致了大量的巴拿马平民被*害，而事后负责提供军事援助的巴拿马将军曼努埃尔·诺列加被判处了45年监禁。策划这场交易的乔治·布什则成为了下一任的美国总统。
自1989年入侵巴拿马后，美国方面开始向多个中南美洲国家政府提供价值数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帮助打击当地的反政府武装。作为回报，这些国家则需要向美国提供打击贩毒的便利。出于对降低成本的考量，美国国防部与多个美国国内私营企业签订合同，而这些私营企业几乎都是军事承包商，即现代雇佣兵团体。这些派驻至中南美洲的雇佣兵承担着培训当地国家军队的任务，部分雇佣兵甚至直接参与派驻国的军事行动。多个国际人权组织提交的报告显示，经过美军授权的雇佣兵培训的派驻国军官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多起反人道的暴行，包括特鲁希略大屠*与马皮里潘大屠*。
此外，为了高效率地销毁中南美洲的毒品种植产业，美国定期在中南美洲的丛林中喷洒大量有毒除草剂。而实际上此举令大量与毒品交易无关的农民和当地居民受到波及，直接造成农业歉收和减产，并持续性地影响当地的生态环境。尽管美国对中南美洲发动了高强度的“毒品战争”，但多项研究和调查证明，美国对拉丁美洲国家采取的禁毒斗争仅仅只是加剧了“气球效应”，令毒品生产从一国转向了另一国，但毒品总体的生产、贩运与消费量却几乎没有改变。反而是美国的强势举措让大量中南美洲国家的经济更加畸形，同时令整个贩毒产业更加暴力，彻底地扰乱了这些国家原本的社会秩序。
国际毒品交易的幕后推手
2017年，2月17日厄瓜多尔拉美社刊文，揭露了深埋在国际毒品交易背后的多家美国银行。
报道称，在全球金融系统中贩毒集团正在洗钱的总额大约达到1.6万亿美元，这相当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2.7%。在这1.6万亿美元当中每年有5800亿美元在美国的金融系统洗钱。由于制毒充满暴利，多家美国银行事实上操控甚至是主导了整个制毒产业。目前，有证据显示，美国银行、富国银行和花旗银行均参与了制毒、贩毒集团的贩毒交易。
2011年富国银行发生了在美国和世界上最大的贩毒丑闻之一。这家银行不仅利用账户通过在墨西哥的“兑换所”向墨西哥的贩毒集团洛斯塞塔斯转移数百万美元，而且操纵和洗白现金，用于将22吨可卡因运到美国。汇丰银行因2006年至2008年期间为墨西哥古斯曼的锡纳罗亚贩毒集团通过它的账户和秘密银行洗钱被罚款11亿美元。2012年花旗集团被指控通过它在墨西哥的分行(美国墨西哥国家银行)为洛斯塞塔斯贩毒集团洗钱。根据彭博社引述的一项调查，洛斯塞塔斯贩毒集团通过花旗集团的账户转移了近7000万美元。2014年年底美国联邦调查局在马萨诸塞的一位负责人的声明说，花旗集团将贩毒得来的数千万美元寄往哥伦比亚，以便避免惩罚和法律的问题。
美国愈加复杂化的禁毒进程
至于美国国内，长期对毒品贩售的漠视以及对贩售毒品和管制药物的惩处力度不足也加剧了美国的毒品泛滥。1978年，针对贩毒和非法售卖管制药物的行为，美国联邦政府仅仅是推出了“允许执法人员罚款”的法案。真正让美国联邦政府采取更加强制性禁毒策略的，则是要归功于媒体与一名篮球运动员。
1986年6月19日，马里兰大学的篮球运动员伦·比亚斯死于服用过量可卡因，而就在两天前，伦·比亚斯刚刚在当年的选秀大会上以第二顺位的过人成绩被波士顿凯尔特人队相中。伦·比亚斯的死亡被美国媒体争相报道，一时间形成了巨大的道德与舆论压力，几乎所有的美国媒体与民众都对当时施行的禁毒法律表达了不满。于是，在伦·比亚斯吸毒过量死亡后仅仅三个多月的时间内，美国众议院、参议院以及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快速通过了反毒品滥用法案。
针对毒品犯罪，新的法案规定拥有5克低纯度块状可卡因毒贩的最低量刑标准为5年无假释刑期，但吊诡的是，对拥有500克高纯度可卡因粉末的毒贩采取同样的量刑标准。这样不分差别的最低量刑标准最终导致了大量低水平参与贩毒活动的毒贩，如街头小贩、报信人等被大量送入监狱，而参与制毒以及大量贩毒的高级别毒贩却无法得到相对应的惩处。然而当时的美国国会在出台这项法律时，却声称该法律旨在打击“主要的制毒、贩毒者”。在该法案推行4年后，非裔美国人的平均毒品刑期从原本比美国白人高出11%，跃升至49%。毒品问题进而又掺杂了种族问题，美国的司法体系让打击毒品变得愈加复杂化和困难化。而随着时间的推进，大量因为毒品而被判处刑期的罪犯进入监狱。仅1994年，超过100万美国人因毒品入狱。这一数字在2008年提升至150万人，愈来愈多的毒品犯罪也令美国禁毒执法的成本水涨船高，打击毒品和药物滥用带来的巨大财政压力也愈发成为美国政府考量禁毒政策的核心参照。而新冠疫情则让美国面临的毒品问题更加复杂化。
疫情下吊诡的大麻市场与利益诱惑
在本次部分州通过“持有少量毒品免于刑事处罚”的法案之前，针对海洛因、可卡因、冰毒等成瘾性强且危害大的毒品，美国联邦政府统一了管制，并采取相对严厉的手段进行控制。但对一些“软性毒品”，如大麻，美国政府长期是放任各州独立立法管辖，这也为当下美国呈现出的乱象埋下伏笔。
2020年，全球陷入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衰退中，美国经济愈加疲软。然而，一家以大麻业务为主的公司却在疯狂扩张。疫情期间，马萨诸塞州的Curaleaf Holdings公司通过18个州的药房进行种植、加工和销售大麻，在今年7月以8.3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芝加哥大麻种植者和零售商Grassroots。一名该公司的投资者则称其“看好疫情期间该行业的发展”。大麻行业甚至可能成为美国少数在疫情期间得以为经济增长贡献力量的行业。
以推进大麻合法化为核心目标的美国全国大麻法律改革组织(NORML)更是早在2009年4月就向美国财政部提交了一份价值140亿美元的纳税方案。该方案旨在通过大麻合法化，进而对大麻交易征税，从而给美国政府创造额外的财政收入。尽管当时美国联邦政府没有采信，但是当疫情来临，多个州都独立通过了相关的立法，使大麻合法化。对各州政府而言，这终归是疫情期间少有的经济增速。尽管看上去美好，然而当美国政府饮下这杯来自大麻行业的“解渴之水”时，其大概率是在“饮鸩止渴”。面对美国全国大麻法律改革组织的这种行径，《国会山报》在其刊文中，以“另一种‘茶党’”来代指这一团体。
社会文化、官僚体系、党派斗争、利益集团都在试图塑造美国对各类毒品的态度和政策，马里兰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皮特·路透2012年发表论文指出，美国所面临的毒品泛滥和药物滥用问题已经变成了一个复杂的社会性问题。单纯通过法律手段禁止毒品流通将会让整个产业转向地下，进而让毒品交易更加暴力，并且提高执法成本。然而，合法化却又不可避免地让药物滥用和毒品泛滥问题更加难以根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