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遗址考古成果与史料记载相印证——
我省很多城市始建于辽代
金代铜釜 是军队或游牧民族使用的炊具，出土于葫芦岛市寺儿堡乡。与辽代六鋬耳大铜釜(右图)对比可以看出，金代铜釜继承了辽代风格，彰显了当时的冶炼水平，从中还可以分析出当时的军事、城镇、人口分布等情况。
六鋬耳大铜釜。( 法库县辽代城址出土) 冯永谦 摄
棺床小帐。 (法库县叶茂台辽墓群出土)
辽代瓦片。 (开原市辽代城址出土) 冯永谦 摄
法库县辽代城址城墙。 冯永谦 摄
契丹妇人石雕像。(沈阳市五里河出土)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辽宁省博物馆提供
提 要
我省研究人员通过将史料与文物相结合，确定在辽宁古代历史上，有四次建城高潮：第一次为战国秦汉时期，第二次是南北朝时期，第三次是辽代时期，第四次是清代后期。通过比较，研究人员发现，我省很多城市始建于辽代，而且，部分城市的名称沿用至今。
在辽代，辽河流域城镇稠密
20世纪80年代，在沈阳市法库县西南50公里处的叶茂台镇叶茂台村，考古工作者发现辽代墓葬群，命名为“叶茂台辽墓群”。据考证，这里是辽朝宰相萧义的家族墓。
在距离叶茂台辽墓群几十公里外的法库县四家子乡，有一座风景秀美的巴尔虎山。放眼望去，山脚下，草木繁茂，屋舍俨然，现代农村与山峦交相辉映，别具田园韵味。距今1000多年前，这里曾是辽朝一座著名州城，即辽朝宰相韩德让所建的投下军州——宗州。当然，宗州并不唯一，仅以法库县为例，截至目前，这里已经发现古城址20余座，整理出来的辽代村落遗址200余处。可以说，在辽代时，法库地区城郭相望、市井繁荣。
法库仅仅是我省在辽代时期人口稠密的一个缩影。“辽河流域是辽朝城镇稠密的地区，数量远远超过前代。在今天的辽宁境内，考古工作者发现辽代时期建设的州、县、军城总数达100余座，是辽宁古代史上第三次建城高潮。”渤海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肖忠纯钻研辽代历史多年。他表示，辽代时期的城镇几乎遍布辽河流域，即使在今天的阜新、康平、法库等农牧地区，也建起许多不同类型的城镇。
研究发现，除了沿用上一个朝代的州城外，辽还新建了很多城镇。这些新城镇的建造原因，大体包括几种情况：一种是为迁入的汉人、渤海人所设的侨置州县;第二种情况是王公贵戚为俘获的人畜所建的投下州县，除上文提到的宗州外，还有阜新境内的渭州、遂州、横州、闾州等;第三种情况是为从中原或渤海国来的，具有纺织、冶铁、制瓷等专业技术的人员而设的手工业城镇，如锦州、银州等。
在辽代，位于今天辽宁境内的主城有东京辽阳府(今辽阳老城)和兴中府(今朝阳老城)，这两座城规模较大，经济发达，贸易繁盛。史料记载，东京辽阳府布局严整有序，分为外城和内城，内城即宫城，“外城谓之汉城，分南北市，中为看楼;晨集南市，夕集北市”。铁器金属制品、绫锦纺织品和“辽东粟”等是当时东京辽阳府贸易的主要商品。相比之下，兴中府的织锦和冶铁业比较发达。随着辽朝人口增多，经济发展，大部分原来只具有军政职能的城邑、军堡，也逐步演变成为具有商业贸易职能的城镇。
辽代城市名称沿用至今
“作为辽宁古代历史上第三次建城高潮期，辽代建的城镇较多。”肖忠纯说。
除数量较多外，辽代居住和建筑风俗具有游动性、东向性、开放性的特点，这在我省发掘出土的辽代建筑遗址上可以窥探一二。
所谓的“游动性”，指的是作为游牧民族，契丹族早期经常处于迁徙状态。较具有代表性的是辽朝的“捺钵”制度，即辽朝皇帝保持着祖先在游牧生活中养成的习惯，不定居在哪个京城，而是根据季节变换不断地转移迁徙，大量官员跟随皇帝，在迁徙中办公。
不仅如此，在契丹贵族统治之下，新建的大多数城镇建筑具有东向性的特点。《新五代史》卷七十二《四夷附录》中记载，在拜日习俗影响下，契丹人“四楼门屋皆东向”。这种特点在今阜新地区发掘出的辽代城址中可以看出来——懿州古城、成州古城、小五喇叭古城、苇子沟古城等遗址都是东向。
肖忠纯表示，虽然金与辽有沿承关系，但是金朝在继承辽朝州县城镇格局的同时，裁并了一些较小的州县，使主城更突出。比如，当时的辽阳府和兴中府的经济更加兴盛，而咸平路咸平府(今开原老城)因辽河航运兴盛，升格为主城。另外，金朝以矿冶、纺织、陶瓷等为主的手工业城镇日趋繁荣，逐渐发展壮大，如冶铁业发达的新昌镇(今鞍山南旧堡官墙子遗址)、纺织业兴盛的锦州、陶瓷业发达的贵德州(今抚顺高尔山下古城)等。
金末元初，烽烟再起，辽河流域很多城池与建筑在战火中沦为废墟，比如金朝末年的瑞州(今绥中前卫镇)，据《大宁路瑞州海滨乡周家庄云谿观碑》记载，当时是“荆棘丛生，虎豹恣行，人迹罕至”。
辽代之后，虽然一些城池在朝代更迭中毁于战火，但如果追根溯源，我省现在很多城市始建于辽代，如凤城(开州)、海城(海州)、盖州(辰州)、熊岳(卢州)、金州(苏州)、开原(咸州)、北镇(显州)、喀左(利州)等，有些城镇的地名一直沿用至今，如锦州、复州等。
记者了解到，在辽代一些乡镇的地位更突出，因为在当时，这些不起眼的地方是州县的治所。虽然这些城镇在此后的战争中多有毁损，但它们的复建大多仍在辽代旧址上。
辽代建城体现多民族融合特点
在辽宁古代历史上，一共掀起4次建城高潮。“第一次是战国和秦汉时期，第二次是两晋南北朝时期，第三次是辽代时期，第四次是清朝后期。”肖忠纯表示。
相较于国内其他地区和其他时期，辽代的建城方式和风格较独特。作为游牧、渔猎与中原文明交织地带，辽河流域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大多为游牧民族生活区，正因如此，这一地域的建城既有中原城池的特点，同时也有游牧民族特色。比如，城镇的布局与中原地区相仿，轮廓为方形、四面设门，但城内的宫殿、佛塔、牌楼等建筑设计具有民族特色。
不仅如此，生活在辽河流域的先民大部分时间都是临河、临海而居，到了清朝末年，才随着公路、铁路建设向内陆分散。今天的辽北地区自辽代起城镇才开始逐渐增多，金元两朝繁盛，到了明代又衰败下去。而辽河平原沼泽地区(主要在今北镇至辽中之间)一直地广人稀，到清朝末年才有了县级机构设置，城镇逐渐增多。
与当时的中原地区相比较，位于今天辽宁境内的城规模较小，这是辽代城镇建设的第三个特点。“这与当时辽宁地区的人口、经济规模等要素息息相关。”肖忠纯表示，根据辽宁各地古代城址的考古发现，除了历代的辽阳城、三燕时期的龙城(今朝阳)可与中原地区的州城相比拟以外，古代建设的城镇大都属于中小城镇。
考古工作者发现，一般的辽代州城周长约4至6公里，小型州城、县城在2公里左右。如阜新地区的懿州(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塔营子乡古城址)周长4.6公里、成州(阜新县红帽子乡古城址)约4.1公里、渭州(彰武县四堡乡沙力沟屯古城址)约1公里、显州(北镇城内北镇庙附近)周长约5公里、乾州(北镇西南)4.2公里。而咸州古城(开原老城)周长约为6.5公里，韩州(昌图八面城)3公里。
对于辽代建城规模较小这一事实，史料中有记载。如出使金国的北宋进士许亢宗在《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中记载：“所为州者，当契丹全盛时，但土城数十里，民居百家，及官舍三数椽，不及中朝一小镇。”这一记载与考古发现相印证，不过，那些沿承了上一个朝代的主城，仍然保持了前代的规模。
在老城里 找寻历史记忆
历史上那些显赫一时的塔楼、城池，会在时间叠压中消逝得了无踪影，难觅痕迹。
在采访辽金古城遗址过程中，上述感触时常回闪在我的脑海中。这并不是无病*，而是在我掌握了一些文字史料，并按图索骥时，却发现根本找不到古城池痕迹后的深切感叹。
除了历史和文化工作者外，现在的我们，可能很少关注自己所在的城市或者乡村从哪里来、历史上曾发生过什么。须知道，一座城市也好，一个村落也罢，它绝非横空出世，它何以为它、何以是它，一定有着前因后果。但遗憾的是，我们恰恰只关注到当下的所见、所感、所得，忽视了它只是时间下的一个切片，也忽视了它如何从历史深处一路走来。
我曾到过辽西的一个小山村，这是由明代长城体系下的一个“堡”演变而来的村子。我在村里仍可见这座堡城残留下来的城墙片段，但当我探询这座村子的历史时，就连村中的一些老人也只能说出他们小时候村子城墙的模样，却不能准确说出村子的历史和城墙的传说了。
庆幸的是，国家已经开始加大对传统村落与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力度，一些历史文化名村、名城经过修缮与对外传播后，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那一段段古城墙就是一段段可以触碰的历史，我们既可以抚今追昔，也可以从中畅想未来。
学术支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辽宁省博物馆
辽宁大学
渤海大学
（辽宁日报记者 朱忠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