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叫它玫瑰园。
中间的格子架上攀着无数的玫瑰花，格子架像是花园的忠诚护卫永远伫立在花园的尽头，守护着父亲最喜欢的各种类型的玫瑰。
澳大利亚4月的秋末，天气还不算太凉，阳光依然会透过高高的被修剪整齐的树丛斜射下来。
1989年，黛西报了为期两周的写作班，准备把自己的一生写下来。她并不是真的想去记录什么，不过是承蒙身边人的鼓励罢了。
造反派让她表态该如何彻底改造自己，她说她一定好好地掌握中文，努力学习*著作，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彼时信誓旦旦，如今她恐怕要食言了。
她的中文不好，只能用英语写。将记忆化成碎片，再一片一片捡起来，包裹在文字的绵绵细语之中。
回忆像许愿泉中泼洒的水珠，晶莹剔透，五光十色。
首先落入手中的，是1917年。
那一年，黛西的父亲郭标与弟弟郭杰一起回到上海，创办当时最新潮的华人百货公司永安百货。因为有孙中山先生的强烈支持，兄弟两做起事来很是顺风顺水。
永安百货大厦的对面，是黛西母亲的家族产业东亚酒店。
回中国的最初几个月，黛西就以这个酒店为家。“妈妈的家族不是已经开了一家先施百货了吗？为什么爸爸又要再开一家百货，难道夫妻两在比谁赚得钱多。”
小黛西趴在窗台上胡思乱想，窗外就像一片绿意盎然的竹海，粗大的竹子脚手架捆绑着正在建设中的永安百货大楼。
外头下雪了。黛西不知道这是雪。她从小在悉尼长大，从未见过雪。她推开窗，一股寒气扑面而来。她伸直了手，接住簇簇落下的雪片。她捏紧了，冲到另一个房间，拿给妈妈看。
可一松手，手心里空荡荡的，只有几滴冰凉的水珠。妈妈笑她傻孩子，“这是雪，是温暖也抓不住的小精灵。”
百无聊赖的黛西最向往的事情就是古科罗克叔叔开车送一家人去郊外。倒不是她觉得郊外好，只是郊外给人的感觉似乎远不可及，来回需要很长时间，正好可以玩个够。
当时上海最好的中西女塾。只要是家里有美国汽车，住洋房的家庭都会把女儿送到中西女塾上学。那里培养的淑女一毕业就结婚，直接升级为阔太太，可谓淑媛的摇篮。
父亲郭标给黛西选的也是这所学校。在学校里，黛西演话剧，读莎士比亚，与女伴们一起去照相，建立友谊。
五年前，她刚为自己选定了一个新名字，那时她上广东小学，以中文教学，老师为了方便起见，就自作主张给她取了个新名字，可是写着这名字的纸条被她弄丢了。
她只好再想一个名字，想来想去，“当下最火的作家不是冰心吗？我很喜欢冰心（谢婉莹），中文名就叫郭婉莹好了。”
到中西女塾后，教学是全西化的，教材是英语的，考试和授课也都是用英语考，就连同学们互相交流也是英语。她只好重新做回黛西——还是这个名字最舒适。
中西女塾毕业的女孩，少部分会去美国留学，多数是结婚。父亲郭标认为去美国留洋没什么好处，所以毕业那年，黛西只能无聊地等着未婚夫艾尔伯德从美国回来。
她一点都不喜欢艾尔伯德，他的品味稀奇古怪，老是专注些小事，比如玻璃丝袜很结实哦，可以穿一整年。
黛西可不需要这种丈夫。
不过，因为两家是世交，她收到邀请去未婚夫的家里住一年，就没有拒绝。在北京生活的期间，她越发迷茫了：燕京大学近在咫尺，我不去上学，反倒要在这里消磨时间，等着结婚？她越想越觉得，解除婚姻是合情合理的事。
不知是真的爱黛西爱得急切，还是受不了解除婚约的侮辱，艾尔伯德立即从美国赶回，当即拿着火枪就冲到了火车站，打算截住准备回家过冬的黛西。
看见黛西后，艾尔伯德举起枪，说要*了她。
黛西说，“你不*我，我不愿同你结婚。你*了我，我也不会同你结婚。总之，我再也不会跟你结婚了。”
艾尔伯德威胁说，那他就*了自己。
“现在你好好地回家去，只是不和我这样一个人结婚。要是你*了自己，就永远不能结婚，连整个生活都没了。”
她就像一个教养太过良好，以至于无论是受伤害还是伤害了别人，她都觉得是自己的错。爽快地取消了婚约，顺利考入燕京大学心理系，可心里却越发愧疚。
她晚年时还忏悔道，“年轻时真是欠考虑。我现在意识到自己当时多重地伤害了艾尔伯德和他的父母，他们曾邀请我同住了差不多一年。要是他们觉得我很坏，我不会怪罪他们的。”
她说自己欠考虑，确实说中了。她本以为自己明智的放弃了自己不喜欢的人，这么大的代价，下一次遇到的肯定是幸福——幸福确实有，可这幸福中十有八九是心酸与痛苦。
黛西的丈夫吴毓骧是林则徐的后代，虽然家道中落，也算是一个清寒的书香门第。黛西很爱他，想与他一起享受最好的物质生活，创造最默契的精神领域。
结婚第一个早晨黛西就为他做了精致的早餐。但事与愿违，吴毓骧为人风流，人见人爱。居家生活根本就不适合他。
一天晚上，朋友驱车带黛西去了一个寡妇家。门打开后，她只说了一句话：我要找我的丈夫。
她面无表情。她知道这位寡妇是谁。一位老熟人。抗战期间，他们这些老熟人每个星期都聚会，轮流着到各家打牌、吃饭、聊天。寡妇的老公没了，黛西一家子还去静安寺参加了超度仪式。
黛西把丈夫带了回来。她没想过离婚，没吵更没闹。
黛西的想法与她这个人一样温柔，充满了妥协的意味。
她觉得造成丈夫出轨的原因或许正是自己。从1936年开始，她就忙于工作与子女，从来都是一副苦瓜脸。
她与朋友张菁英一起创办了“锦霓新装社”。张是技术顾问，黛西是营业主任。每到新品出产，她就要到处借场子举办时装走秀。
幕后工作非常枯燥，需要投入时间与精力去应对。而台面上的宣传、光鲜亮丽的新闻报道也需要她到场。看起来风光无限，实际忙得焦头烂额。
吴毓骧自己也不务正业，满心幻想着一夜暴富，做事业哪个赚钱就做哪个，结果酒厂*了，与人合伙也谈崩了。再加上牛奶厂被日本人炸毁，他郁闷之极，甚至于黛西难产之时，他也沉醉在自己接二连三的失败中，报复社会般似的到处寻欢作乐。
里里外外都是十万火急，她脸上有过微笑吗？
没有。
她在等，在苦等，每一次抛头露面的等待，都映衬着丈夫的自暴自弃。
他还真是走运。太平洋战争结束，国民党高官来到上海，吴毓骧突然发现，原来财政部长刘攻芸是自家亲戚。
这个高段位的亲戚后门，迅速为他铺就了一条康庄大道。
他与德国人做生意，开了公司自己做老板。黛西也不用出去工作，她请俄国流亡的厨子来家里教做俄式蛋糕，学会之后她终生都不吃其他口味的蛋糕。
刚宽裕了没多久，好日子又被吴毓骧糟蹋了。
1956年，他被打成右派，一家子的生活如在地狱。
两年后他竟我行我素，狂妄地把私车停在了大马路上。
黛西还没来得及绝望，就被通知先去九江路上帮他收拾烂摊子。当她把自家的福特车开回家里时，发现它已经损坏严重。
当时所有资本家都把车锁在自家车库里，穿中山装用三轮车上班，个个谨小慎微。吴毓骧却不这样，他天天都开车，黛西都快担心死了。看样子，他就是故意要给自己惹麻烦。
果然，麻烦如愿而至。
吴毓骧成为了现行反革命，家产全部被充公。就连黛西那老掉牙的婚纱也上交了。
紧接着，吴毓骧进了监狱。
黛西想救他，可不知道怎么救，只好源源不断地送东西进去。
她没日没夜地盼着与丈夫相见，一到新的月份里她就要寄东西给监狱的他。
然而，等来的结果却是：吴毓骧因心肺系统疾病去世了，火化之前您是否要来停尸房看一眼？
她惊讶万分，“为什么他活着的时候不让我见见？”
监狱方面回答，“一时不知道你在哪里。”
她去了，见到了。惊讶于他居然瘦得不成人形，大大的脑袋配着纤细的身板，像是苹果插在了牙签上，看起来像是被饿死的。
丈夫一死，她就要独立面对命运的敲打了。她知道的。
1963年，她被迫去了劳改地。她想让自己鼓起勇气去生活，所以每天都保持着刷牙洗脸的习惯。每天清晨，她就拿上牙刷到河边去。远远望去，一派青山绿水。她看着看着突然发现有人在上游刷木马桶。此后她就再没在河边刷牙洗脸。后来别人说喝的水也是河里打的，只不过放了些明矾。
不久，她又接到了通知：回上海，有事商量。
什么事？
被抄家和财产充公后，她还必须替丈夫向国家偿还14万人民币。
当然了，不是让她一门心思地还债，还得听从调遣。一会儿去当个打字员，一会儿去大学当英文老师。当老师的时候，并不是教书，而是每天去审讯室（小黑屋里）交代自己的罪行。
白天交代完，晚上就要把交代的事写下来，第二天上班得带着去。一个医生认为她精力不济，还给她开了药。结果她发现是镇静剂，吓得半死。
她这样的人，是谁挖空心思想听她的坦白？
在学校里，她是受人批判的靶子。因为丈夫的错误，因为自己天生的资本家的错误，老师们都要发言批判黛西，谁要是说不出个四五六来，就被认为与黛西是一伙的。
她没有抱怨，她总觉得她需要一种更仪式化的生活，去抹平悲伤，阻止自己回头审视婚姻，以判断它值不值得。她不打算靠回忆过日子，她需要打开新生活的窗口，呼吸新的空气，哪怕这种新生活新空气是在受人摆布的情况下产生的。
吃了这么多苦之后，真正的苦难才刚来临。
1966年，文革开始了。
黛西先是被派去卖西瓜、桃子和鸡蛋。她请教了老职工，学会了识别好鸡蛋与坏鸡蛋，顾客买走后回头调换的几率就少多了，成为忠实的回头客。
后来她又被送到东风农场劳动改造，地点是与世隔绝的崇明岛。
每天，她都只做一件事，洗马桶。
与黛西一起住的有七个人，她们只是帮她把笨重的马桶搬出去，之后就不管不顾了。有人说这样对黛西不公平，但女干部们反驳说，就是要全给她一个人做，才能改造好。
黛西还负责给宿舍里所有热水瓶灌水。
一次，她不小心打碎了一个，不得不买了两个赔她们，就好像这是应该的。
那时候，芝麻大小的事也会被他们渲染成人身攻击，周遭的人就像恶魔。
黛西曾亲眼见过一个老资本家因为咽不下去鸡蛋，就把鸡蛋埋在饭里焐一下，结果有人报告说老资本家贪吃，要把好吃都埋在饭里偷偷地吃。
起初她没意识到情况有多糟糕，这次她知道了。
她得拿出自己的办法来应付。要想不自暴自弃，就得妥协。别人欺负时，她就干脆任由他们欺负。刷马桶又脏又臭，她干脆穿着自己的旗袍去刷，给自己一种干大事的幻象。手指因为长期搬重物而扭曲，她只好安慰自己说，这是逃避写检查的好借口。
保持沉默是上上策，而黛西沉默得像块打不倒捏不碎的磐石，一动不动。
冬天大家去挖河泥时，她主动报了名。为何自找麻烦，她说：“因为我非常好奇。”无论哪一个阶段的生活，她手头都要有事可做，一定要保持与生活水准相匹配的一贯的忙碌。
她用自己的方式抑制了大环境对她的侵蚀，最后真的反客为主了。
多年后，有人问她为什么会如此坚强，要是换做别人早自*了。她赶快摇摇头，“不会的。在你没有经历的时候，会把事情想得很可怕，可是你经历了，就会什么都不怕了。真的不怕了。然后你就知道，一个人是可以非常坚强的。比你想象的要坚强得多。”
所有这些回忆，她只挑了最幸福的那一片来抒写。她不喜欢写文革，更不喜欢写悲惨遭遇。年岁已久，她根本没必要回忆，相比起自找困顿，她更喜欢活在当下。
与弟弟乔治相逢的时候，她问他这么多年在国外可好，他则关心她有没有被动荡岁月击垮。
她说，没有。
否定，仿佛镶嵌在淤泥中的一颗雪白珍珠。
她只说了这么多。
他们手挽着手，决定一起去街上逛逛，阴郁过后的大街热闹纷呈。
他们去看刚到上海时一家人住的房子。去看了七重天宾馆，那里以前是乔治的办公室。他们路过了从前郭氏家族的永安百货，如今它不再是百货店了，叫做华联大厦。
奢华燃尽，喧嚣易逝，转瞬间，所有光鲜亮丽贵如珍宝的事物都会一去不复返。
这是真理。她懂。
所以，她更喜欢回忆快乐的事。
她与同事汪孟立的婚姻就是一桩乐事。汪孟立是牛津大学的毕业生。他喜欢黛西很久了，每次与黛西在一起就滔滔不绝。认识他的人都说，“一辈子也没见过他这么兴高采烈，这么闲话连篇。”
就因为聊得来，她选择了再嫁。
这就是故事的结局。
回忆如影，似馥郁芬芳的彗星徐徐落下，从未想要点亮天际，却在转瞬即逝之中，见证了自己的存在。
苦难与幸福同时溶解在岁月的烈酒中，只余暗香缕缕，如泣，如诉，亦如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