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许振华
4月18日，来自河南省的铆焊工人郭陪阳本计划坐上从马来西亚吉隆坡飞回中国的班机。他是五名滞留马来西亚北干那那移民局扣留营的中国工人之一，是五人中最后一位等待遣返者。
然而，这次航班为配合疫情防控要求遭熔断。3月22日，郭培阳妻子小雁（化名）从购票代理处了解到这一信息。据中国民航局消息，3月21日、22日，民航局发出熔断指令，对马航公司MH376航班（吉隆坡至广州）等多个航班实施熔断措施。该航班自4月11日起暂停运行2班。
这一熔断令对小雁又是一次重大的打击：距离丈夫离开家前往印尼谋生已过去整整一年。
去年3月，郭培阳与另外四名工友经人介绍，在对签证性质不知情的情况下凭“211商务签证”来到印尼苏拉威西岛的镍矿园区工作。但多项事例表明，在他们所工作的地方，扣押护照、不合规签证入境、合同不合规或不签、克扣工资等违规违法现象较为普遍。考虑再三，郭培阳等五名劳工于2021年6月决定辞职回国，但等待了三个月都无法拿回自己的护照，也未获得外包公司和总公司作出回国安排。
2021年9月19日，上述五人家属收到紧急求助信息，发现五名劳工经由印尼、马来西亚的“蛇头”运送，已偷渡至马来西亚，并很快在马柔佛州海岸被当地军队逮捕。原来，五人因无法回国陷入绝望，在当地猖獗的“蛇头集团”劝说下决定铤而走险，偷渡入境马来西亚，尝试在蛇头安排下回国。
随后，被扣留的五人长期滞留在北干那那移民局。去年12月24日至今年2月底，陆续有四名工人陆续回国。目前，仅剩郭培阳仍在移民局等待遣返。
“只要有任何的希望，我都会想办法去努力，我只希望我的丈夫能尽快回国。”小雁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说，“他一个人在移民局，特别难熬。偶尔能接到他的电话，听到他的声音我也很难过。”
票代和小雁就航班熔断的沟通
最后一名工人何时能回国？
根据小雁的讲述，郭培阳尚未能完成的回国之路可谓一波三折。
2021年11月17日，被扣工人张强妻子王兰通过票代抢到5张厦航的机票，每张28000元，预定2021年12月3日回国。家属们本以为家人很快就能回家，却在将票号和行程档案发给大使馆后收到回复：根据防疫要求，马来西亚每所移民局扣留营只能安排每趟航班最多4名人员遣送回国。
2021年11月18日，厦航方面更以疫情的原因做出拒载的决定。经家属与马来西亚代理律师刘毅龙争取，以及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与厦航沟通，厦航最终同意运送5人。但每次登机不能超过2人，需分为3个批次：2021年12月24日、2022年1月14日和2月4日。
家属们难以决定五名劳工的回国先后顺序，她们打从心底希望五人能一起回国，这让五位妻子倍感煎熬和纠结。
然而，最终顺利登上2021年12月24日航班的只有魏朋杰一人。对于普通乘客而言，核酸检测异常还有复测的机会；但对于等待遣返的这几名工人而言，只要检测环节中有一个步骤出现异常，就意味着此次遣返机会作废，必须延后。
郭培阳成为了被不幸击中的那一个。他在今年1月登机前按要求所做的两家核酸检测结果中一家诊所呈阴性、另一家呈阳性，因为无法及时申请复测，郭培阳直接失去了当次遣返机会，并因此成为厦航公司认定的“感染者”，需要等待3个月才能登上厦航班机。
在郭培阳失去一次珍贵机会的这个1月，包括小雁在内的四名妻子都未能等到丈夫归来。等到2月4日，张强和田明鑫才于马乘机回国；2月28日，张振杰转道通过马航公司班机顺利回国。
1月26日，郭培阳申请到的核酸检测结果显示为阴性。刘毅龙将该检测结果反映给中国驻马大使馆后，大使馆回应称郭培阳是具有资格的待遣返人员。对小雁和郭培阳来说，实现团圆的障碍只剩下合适的航班安排。
小雁和驻马大使馆沟通的邮件，大使馆方面表示郭培阳已“痊愈确认”。
因马航所需程序较厦航简单，小雁决定再买一张马航的机票。根据马航要求，如果乘客因核酸检测异常而无法登机，航司无法给予赔付。“就算这样，我也还是要选择马航。赌一把也好，一定要让丈夫更早回家啊。”小雁说。
经由家属申请、律师与马移民局协调，郭培阳原定于4月18日登上马航的回国班机。3月22日发出的熔断令再度粉碎了小雁和郭培阳的团圆梦。
如今已是四月下旬。久久不能等到丈夫郭培阳归来，小雁切实感到“度日如年”。除了要消化无法和丈夫团圆的情绪，她还需要同时照顾家中长者和小孩；机票和核酸检测的费用让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更添经济负担，小雁因此选择外出工作，和郭培阳父亲一起在外干起了重活。
“一年没见过他了，内心特别难熬。如果可以调换，我宁愿自己在移民局里，让他在外面。”小雁感慨道。
如今，马航已“此路不通”，小雁重新走上通过厦航公司将丈夫带回国的道路。在购买马航机票时，她“咬咬牙”没有退掉厦航的机票和遣返机位，就是希望丈夫不至于陷入回不了家的绝望；另外，因马航航班是熔断令所取消、而非乘客个人核酸检测情况导致，所以小雁可以获得全额退款。
根据厦航班机安排，郭培阳有望于5月20日登上回国班机。这一时间，已满足“新冠感染者需要在康复3个月后才能登上航班”的厦航要求。小雁说：“我没有别的期待了，我只希望郭培阳能赶快回来。只要他人踏上中国领土就好……我不希望他在移民局里抑郁痛苦，甚至客死异乡。”
这段时间以来，小雁一直在向驻马大使馆和厦航公司发送邮件，希望能获得关于郭培阳行程安排的明确答复。“每天都很焦虑，只有稍微做点事情，才能感到踏实。”小雁说。她的情绪已经很难支撑新的变故了。
“我们在和厦航确认起飞前24小时和12小时的核酸检测，到底要怎样搞。”刘毅龙对澎湃新闻表示。
小雁和驻马大使馆沟通的邮件。小雁希望尽一切可能让丈夫尽快回国。
遣返之路为何如此之难？
早在2021年10月6日，马方就做出决定：不起诉偷渡入境的郭培阳、张强、张振杰、魏朋杰、田明鑫等五人，直接启动遣返程序。
然而启动遣返程序意味着五名劳工及其家属要经历的又一轮考验才刚刚开始：遣返过程涉及非普通乘客渠道的机票购买、遣返名额的申请和“卡位”、多轮防疫检测、在人满为患的扣留营中争取单独隔离等程序，并需要在家属、被扣工人、家属与工人代理律师、各个航司、当地移民局、我国驻马大使馆等多方之间展开沟通。
厦航方面始终要求，遣返回国人员需要在购买入境机票后，从出发前21天开始，每7天做一次核酸检测和胸部CT，临坐飞机前两天还要再在两家不同医院做两次核酸检测。这4次核酸检测都要呈阴性才允许登机。要想成功登机，每一步都不可以出差错。
厦航方面的最新要求，将登机前两次“双核酸”检测的时间压缩至提前24小时和提前12小时。
根据工人和家属的讲述，等待遣返是一个漫长而反复的过程。受马来西亚防疫政策限制，五名工人在马的代理律师难以与他们直接取得联系，家属必须向马方移民局管理人员额外付费才可获得与工人的通话机会，唯有如此才能了解工人的需求、身心状况和扣留营情况。
家属与律师需要与各方协调才能敲定具体到个人的遣返流程。五名工人的遣返安排和时间各不相同，无法实现五人同时遣返。另外，为满足防疫需求，五人代理律师需为每名工人多次向马方移民局申请新冠核酸检测，每人每次检测均需要数百元人民币的费用。
在遣返班机位置有限的情况下，待遣返工人遭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我们每天都茶饭不思，很怕自己会死在扣留营里。”于去年12月底顺利回国的魏朋杰告诉澎湃新闻。北干那那扣留营的卫生条件较差，这让工人时刻担忧自己会因伙食不卫生、扣留营人员拥挤而感染新冠或其他疾病。正因如此，他们的新冠检测一旦出现差错，就必须耗费更多的时间和金钱去等待自己的检测指标符合要求。
然而扣留营始终无法像为普通乘客准备的隔离酒店那样面面俱到，因而工人一再陷入等待和焦虑的过程之中，也让远在中国的家属更感焦虑。
生活重担与权利之问
五名工人中已有四人陆续回到国内。他们一方面要重新承担起家庭责任，外出工作以帮补家用、还清债务。另一方面，五人认为自己是违规跨国劳务派遣现象的受害者，正在准备材料，希望能通过行政和法律的途径寻回公道。
魏朋杰等四人陆续完成了入境地、籍贯地所需的防疫隔离程序，如今已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魏朋杰向澎湃新闻讲述说，他在学习泵车技术，希望能尽快学以致用；张振杰也在“找活儿”干。
四人也在关心着郭培阳的进展。“当时看到郭培阳的检测结果，我心里很难受，我甚至担心这是蛇头在报复我们。”魏朋杰说，“我也会打电话给小雁和郭培阳，希望能安慰到他们夫妻。”
五人的维权之路并不容易。首要困难便是确定权责关系。北京市百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周珍对澎湃新闻分析说，根据现有的公开资料，他们和江苏德龙镍业有限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仍无法确定。若根据五人提供的合同文本，约定的用人单位是江苏荣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然而周珍也认为，尽管上述五人是通过中介机构招用的人员，签署劳动合同，与中介机构成立劳动关系，但江苏德龙公司对他们来说仍是用工单位，有诸如提供相应的劳动条件和劳动保护、告知工作要求和报酬、进行必要培训、不得将劳动者再派遣到其他用人单位等义务。
非政府组织映诺社区发展机构“握手工人热线项目”负责人梁伟艳则向澎湃新闻分析说，尽管五名工人认为提供给他们的合同是“霸王合同”，因而没有签署，但劳动合同是否涉及“霸王条款”是需要由司法程序证明的。
梁伟艳也对江苏德龙公司对五人事件负责感到悲观，因为没有证据证明江苏德龙公司与劳工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或者劳务关系。
不过，梁伟艳补充说，对外劳务合作确实增加了法律复杂性，但在没有签订合同的情况下，五人被组织前往国外工作本身就违反了《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梁伟艳说：“诞生在结构性不合理基础上的产物本身就没有合理可言。与其着力讨论是否签署了合同，我们更应该从源头上让出国务工的工人能清晰地权衡、最大化地保障自身权益、更好地维权。”
周珍对澎湃新闻分析称，劳务人员在国外实际享有的权益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应当协助劳务人员维护合法权益，要求国外雇主履行约定义务、赔偿损失；劳务人员未得到应有赔偿的，有权要求对外劳务合作企业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对外劳务合作企业不协助劳务人员向国外雇主要求赔偿的，劳务人员可以直接向对外劳务合作企业要求赔偿。
张振杰提供的承包公司工作群截图，他以此反驳荣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方面称“五名河南工人与该公司无关”的说法。
根据梁伟艳分析，如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工人可以通过企业注册地的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以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为由，要求赔偿。但在事实劳动关系的确立，需要有关键性的有力的凭证与依据。就出国务工人员而言，如果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劳工回国后可以去外派企业注册地的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以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为由，要求赔偿；如果外派企业有境外劳务派遣资质，但是没有与出国务工人员签订合同，也没有办理正规出国手续而发生纠纷，出国务工人员可以与国内的外派企业进行协商要求协助向外方索要赔偿，或者要求外派企业赔偿；当事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就外派企业的违法行为向有关部门反映，一旦政府部门介入，可以对维权的成功起到推动作用。
已经回国的四位工友仍在等待郭培阳回国。一旦五人重新团聚，他们将启动行政和法律维权途径。“劳动者如果与中国境内的企业订立劳动关系，请求确认劳动关系或者支付劳动报酬、请求工伤事故损害赔偿可依法申请法律援助，无偿获得法律咨询或代理法律服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周珍说。
“如果劳动者和江苏德龙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该公司需承担用人单位主体责任，依法支付劳动报酬，缴纳社会保险，承担工伤赔偿责任。”周珍说，“如果劳工已回国，现有证据能确定劳动关系，劳动者可以向用人单位住所地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主张工资报酬和相应的补偿金或赔偿金。如果现有证据不能确定劳动关系，劳动者可以收集证据向用工单位住所地的法院以劳务纠纷为由提起诉讼，主张劳务费；存在人身损害的，可以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为由提起诉讼，主张人身损害赔偿。同时，劳工人员有权向商务、公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投诉对外劳务合作企业违法合同约定或者其他侵害劳务人员合法权益的行为。”
责任编辑：张无为 图片编辑：蒋立冬
校对：丁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