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至2021年这4年时间，我国撤县建市的情形很多，但是这几年没有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县撤县建市。但是有些自治县经济发展很快，县城规模较大，城镇化率极高，比如湖南省怀化市的芷江侗族自治县、靖州侗族苗族自治县、重庆直辖市的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新疆巴州焉耆盆地城镇圈中心城市的焉耆回族自治县、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河北省廊坊市大厂回族自治县、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湖南省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等。
但是受限于民族自治县的身份，却无法撤县设市。因为虽然撤县建市带来了经济发展好处，但是却失去了原有的自治权，无法享受民族自治政策了，这是鱼与熊掌的关系问题。但是我国曾经也有过民族自治县撤县设市或设区的情况，有些县在一定时期内允许继续享受民族自治优惠政策，但存在的障碍显然是更多的。今天就来研究分析民族自治县撤县设市问题，提出解决的措施，比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焉耆回族自治县就可以考虑撤县设市，建立县级焉耆市，打造成为焉耆盆地城镇圈的中心城市。
一、少数民族自治县撤县建市的现状
目前，全国共有5个民族自治县和2个州辖县已改为普通市或普通市辖区县，分别是辽宁省凤城满族自治县，1985年成立，1994年撤县改为凤城市；辽宁省北镇满族自治县，建于1989年，1995年撤县改为北宁市（北镇市）；海南省东方黎族自治县于1987年成立，1997年撤县设立东方市；重庆直辖市的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原属于四川省）于1984年成立，2000年撤县改为黔江区；广西自治区防城各族自治县于1958年成立，1993年，该县的主体部分改为防城港市防城区。此外，1988年成立大庸市（1994年改为张家界市），把原属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管辖的大庸县、桑植县，划归为张家界市管理，变为张家界市的永定区、桑植县。
随着各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在不久的将来会有越来越多自治县为了其自身更好的发展而选择撤县建市。上级文件批复这些撤县建市的民族自治地方在改变行政级别后依旧享有原有的少数民族自治权，但是因为不再是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因此导致自治权利的丧失。虽然撤县建市有许多的优势，但是由于失去了自治权，失去了很多自主权力。
二、掂量鱼与熊掌后一些自治县毅然选择了撤县建市
当自治县面临建市还是保留自治权的选择时，掂量鱼与熊掌孰轻孰重，一些经济发展较快的自治县毅然选择了撤县建市。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首先，从纵向的长远的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都市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各民族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而同时，县改市又是我国经济发展和行政改革相结台的产物。
其次，从横向的现实的利益驱动来着，最基本的原因是：市比县（甚至自治县）有更多更优惠的政策和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如县改市后市财政比县财政可以获得更多的周转金，并且有一笔可观的城市建设费用；在编制上市比县可以多设一些机构，多安排一些职务和人员；各类公职人员在县改市后增加工资补贴或适当调高级别；县改市后可以实行省级计划单列，绕过地区这一中间环节，容易争取到更多的项目、资金、政策。县改币后币政府可以从原来的“农业政府”，名正言顺地转向抓工商业。在县改市后市比县具有社会心理上的优越感，而且县改市可以为地方提供一次在全国扬名的机会，改市说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有利于扩大宣传和招商引资。可见，尽管县改市后级别不变，但实际待遇不同，这就强化了人们对县改市的迫切愿望。
第三，从自治县的自治权来看，与市相比自治县理应拥有更多的自主发展和获得国家帮助的优厚待遇。但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处在“社会转型”和“市场转型”的新时期，国家法律法规赋予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和优惠政策，许多已不能再适应新时期的要求，有的不是难以执行，就是已经消失，剩下的与市相比就已显不出更多的吸引力。
三、少数民族自治县撤县建市的原因
少数民族自治县加入撤县建市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地区经济发展推动了少数民族自治县撤县建市；二是建制的优势成为少数民族自治县撤县建市的动力。毕竟撤县设市后，会更有利于招商引资，获得国家的项目和资金支持。
（一）地区经济发展推动了少数民族自治县撤县建市
中国历代行政区划演变规律包括发展—消亡、非行政区—行政区转化、经济主导、层级—幅度和基层政区稳定。其中，经济主导规律中的经济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对行政区划划分起着主要作用。当经济重心转移时行政区的划分也受到影响。1960年底，县级市总数为109个，而到了1981年底已达122个，期间的数量变化得益于我国改革开放，可见经济的发展在少数民族自治县撤县建市中的推动作用。
（二）建制的优势成为少数民族自治县撤县建市的动力
目前，我国的行政区划分为省市县乡四级。县级的行政区划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市管县”，即市作为县的上级机关，指“以经济比较发达的中心城市作为一级政权来管辖周围一部分县、县级市的体制”，这是目前我国大部分少数民族自治县的体制。另一类是“省管县”，即省直接行使对县的管辖权。随着政府各项改革的进行，越来越多的“市管县”建制申请“省管县”或直接升级为“地级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城市发展的原则是以发展小城镇、建立中小城市为主，此项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撤县建市。对于撤县建市后的地区，其优势主要体现在行政权力及财政关系上。除了实际权力的变化，建市后的地区形象有所提升，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县对撤县建市趋之若鹜。
四、撤县建市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
少数民族自治县撤县建市后也暴露出很多缺点及弊端，比如少数民族自治县撤县建市后名称非自治化，少数民族地区撤县建市后城市化所面临城市人口较少，城市规模不大，城市规划不合理，城乡二元结构突出，城市化质量低，开放程度不够等困难，少数民族地区撤县建市后自治权及部分优惠政策流失，撤县建市普遍存在体制混乱，主管机关互相扯皮等共性问题。
（一）少数民族自治县撤县建市后名称非自治化
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命名依据主要是来自《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第十三条：“民族自治地方的名称，除特殊情况外，按照地方名称、民族名称、行政地位的顺序组成。”以原辽宁省凤城满族自治县为例，其地方名称为“辽宁省凤城”，民族名称为“满族”，行政地位为“自治县”，这种命名方式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出于适应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各项事业的发展，撤县建市后名称非自治化的问题确实也给我国相关部门带来新的难题和挑战。
（二）少数民族地区撤县建市后城市化所面临的困难
经过中央半个世纪以来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扶持，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面貌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与其他地区相比还是处于落后的地位。特别是在近年来不断推进的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地区面临着许多巨大的挑战与困难。虽然有些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取得重大进步，成功完成撤县建市，但是建市后的城市化进程还是遇到了很多阻碍。在少数民族地区，其城市化的困难主要体现在：城市人口较少，城市规模不大，城市规划不合理，城乡二元结构突出，城市化质量低，开放程度不够。由于这些地区是由县改市，因此先天造成这些地区在城市化进程中存在以上的问题。
（三）少数民族地区撤县建市后自治权及部分优惠政策流失
少数民族自治县撤县建市后不但名称出现非自治化，实际自治权也受到影响。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民族自治地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自治权：经济发展自主权、经济管理自治权、财政税收自治权、对外贸易自治权、资源开发与保护自治权、自治机关使用民族语言文字自治权、发展教育科技文化事业自治权、人事管理自治权及社会管理自治权等。从目前已经撤县建市的少数民族地区情况看，虽经上级机关批复可继续享受原有的民族地区优惠政策，而实际已经失去自治权，且建市后新出台的民族优惠政策无法享有，自治权利的失去也给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带来一些影响。
（四）撤县建市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
在撤县建市中还存在着共性的问题。一是体制混乱，主管机关互相扯皮。撤县建市后行政区划的地位是县级市，县级市是由省辖，一般由市、地代管，存在诸多不确定的因素，体制混乱，职权不明。二是追赶时髦，盲目跟随撤县建市，越来越多的地区不顾自身的条件是否符合标准，为了满足虚荣而盲目改市。三是设市标准单一，不能合理分布。撤县建市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对周围地区的发展起到一定的带动作用，然而由于设市标准的限制使得一些地区县级市扎堆而一些地区却寥寥无几，县级市的作用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
五、解决撤县建市中存在问题的对策
（一）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根据宪法规定，我国民族自治地方包括：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针对少数民族地区在撤县建市中所遇到的自治权流失等问题，很多学者提出完善我国自治地方的行政区划即建立自治市，以此来改变民族县改市后的尴尬地位。从已经撤县建市的部分地区实际情况来看，县虽然改市，但行政级别没变。因此。在制定自治市制度时要特别注意自治市应包括地级市和县级市两种。我国目前已经存在的自治州一级的行政区划与地级市的级别相当，因此在设立自治市的同时要妥善解决二者的关系。
（二）完善撤县建市的评估体系
为了推进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撤县建市必将成为我国推行城市化的战略之一。目前，我国撤县建市的评估体系及程序存在问题，成为撤县建市各种问题产生的根源。因此完善我国的撤县建市评估体系及程序迫在眉睫。行政区划变更的内容包括六大类：建制变更，包括增设、裁撤、改设（如县改市）；行政区域确定新的行政中心；行政区域界线变更；行政机关驻地迁移；隶属关系变更；行政等级变更；更名或命名。建立、完善评估体系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根据地区间的差异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调整各项指标；二是科学界定评估指标内容；三是国家民委介入评估过程，详细论证待改市的民族地区撤县建市后是否须继承其自治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