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是全科医学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行业发展、临床实践和全科医学教育不断发展的动力[1]。自我国内地引入全科医学概念以来，国家高度重视全科医学人才培养和服务模式建立，全科医学学科得到快速发展。然而，全科医学科学研究能力始终是全科医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薄弱点。全科医学在我国发展已有30余年，对其研究能力、研究质量尚无系统性分析。文献计量学是运用数理统计的方法对书籍、文献等出版物及其特征进行定量分析，可以帮助研究人员更好地掌握领域内准确、客观的研究信息[2,3]。通过对研究机构、研究作者及研究方法等期刊文献外部信息特征的分析，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反映该领域科学研究的状况和能力，并帮助发现行业科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4,5,6]。本研究选取我国内地全科医学领域4本代表性中文期刊（《中国全科医学》《中华全科医师杂志》《中华全科医学》《中国初级卫生保健》）作为反映全科医学与社区卫生领域研究的"窗口"，对其2001—2020年刊发文献的外部特征进行分析，旨在解决以下问题：（1）我国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产出数量和发展趋势如何？区域间、不同类型机构间是否存在差异？（2）我国全科医学与社区卫生领域研究者的分布如何？形成了哪些研究合作网络？（3）我国全科医学与社区卫生领域的研究类型分布情况及发展趋势如何？希望以此反映我国全科医学与社区卫生研究能力的发展现状，找出亟须解决的问题，从而为进一步提升我国全科医学与社区卫生研究能力提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1.1 资料来源于2021年12月，在中国知网上检索《中国全科医学》《中华全科医师杂志》《中华全科医学》《中国初级卫生保健》4本期刊于2001—2020年刊发的论文。初检获得文献58 446篇，排除重要信息缺失和非学术性论文3 720篇，最终纳入文献54 726篇。文献检索与筛选方法等见本课题组的同期报告[7]。
1.2 资料分析提取纳入文献的作者、作者单位、研究方法等外部特征信息，对研究机构区域分布、研究机构类型分布、研究者合作网络、研究类型分布进行分析。将2001—2020年按每5年划分出4个时间段，进一步对各时间段进行分析，以了解其随时间的发展趋势。
1.2.1 研究机构区域分布根据第一作者所在机构的地理位置，将研究机构划分为7个区域：华北（北京市、天津市、山西省、河北省、内蒙古自治区）、华东（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江西省、山东省、福建省、台湾地区）、东北（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华中（湖北省、湖南省、河南省、江西省）、华南（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西南（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西北（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8,9,10]。
1.2.2 研究机构类型分布按照第一作者所在机构的性质，将其分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包括高校、研究院所、综合性医院等）两类。
1.2.3 研究者合作网络的共现分析共现分析是将各种信息载体中的共现信息定量化的分析方法，可揭示信息的内容关联和特征项所隐含的寓意。文献计量学研究中，共同出现的特征项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关联，关联程度可用共现频次来测度。例如，两位作者共同出现在同一篇论文中，说明两位作者存在合作关系，共同出现的频次越高，说明两位作者合作的强度越高，关联程度越大[11,12,13]。本研究提取纳入文献的所有作者，采用VOSviewer 1.6.17[14]对合作强度排在前100位的作者进行共现网络分析。同时将时间因素加入其中，即将时间叠加到作者共现网络中，生成作者共现时区变化图，以分析领域内作者合作强度的时间演变。
1.2.4 研究类型分布按照论文采用的研究方法，将其分为观察类研究（包括现况调查、病例对照、队列研究、文献计量学研究、质性研究）、干预类研究（随机对照研究、实验研究、试验研究）、理论研究（综述、理论和管理学研究）。
2 结果2.1 纳入文献的基本情况纳入的54 726篇文献中，22 227篇（40.62%）发表在《中国全科医学》，6 371篇（11.64%）发表在《中华全科医师杂志》，13 230篇（24.17%）发表在《中华全科医学》，12 898篇（23.57%）发表在《中国初级卫生保健》；9 883篇（18.06%）发表于2001—2005年，15 542篇（28.40%）发表于2006—2010年，17 191篇（31.41%）发表于2011—2015年，12 110篇（22.13%）发表于2016—2020年。论文发表数量在2001—2010年呈快速增长趋势，由2001年的1 147篇增长到2010年的3 913篇；2011年后，发文数量呈总体下降趋势，2020年的发文量为2 164篇，较2010年下降了44.70%。
2.2 研究机构区域分布2001—2020年，华东地区研究机构的发文量最多（24 015篇，43.88%），其次为华北地区（11 288篇，20.63%）、华南地区（5 437篇，9.93%）。东北地区在2006—2020年发文量总体上呈下降趋势，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在2010年后的发文量较前有所增加，见表1、图1。
2001—2020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发文量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从2001年的15篇（占当前总发文量的1.31%）上升至2020年的203篇（占当前总发文量的9.38%），见图2。2001—2005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发文量为122篇，占该时间段总发文量的1.23%；2006—2010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发文量为459篇，占该时间段总发文量的2.95%；2011—2015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发文量为940篇，占该时间段总发文量的5.47%；2016—2020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发文量为929篇，占该时间段总发文量的7.67%。
发文量排在前5位的作者分别为：周淑新（497篇）、杨辉（187篇）、鲍勇（183篇）、祝墡珠（155篇）、王家骥（124篇）。对合作强度排在前100位的作者进行共现网络分析，共出现8个合作网络，分别为：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全科医学科祝墡珠研究团队，《中国全科医学》杂志杨辉研究团队，首都医科大学杜雪平研究团队，上海交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鲍勇研究团队，广州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王家骥研究团队，清华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梁万年团队，同济大学附属杨浦医院于德华团队，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吕军、郝模、王颖等研究团队。其中，中山医院全科医学科祝墡珠研究团队、同济大学附属杨浦医院于德华团队是2015年后逐渐发展起来的研究团队，近5年具有较活跃的产出。发文量排在首位的周淑新与其他作者尚未形成明显的合作共现网络，见图3。
54 726篇文献中，观察类研究、干预类研究、理论研究分别有35 695篇（65.23%）、7 739篇（14.14%）、11 292篇（20.63%）。在3类研究中，理论类研究的占比从2001年的28.68%（329/1 147）下降至2020年的17.93%（388/2 164）；干预类研究的占比从2001年的10.11%（116/1 147）逐渐增多至2020年的17.28%（374/2 164），但其在整体研究中的占比仍较低；观察类研究的占比最高，2020年达64.79%（1 402/2 164），见图4。
按照4个时间段进行分析：2001—2005年，观察类研究、干预类研究、理论研究分别有6 013篇（60.84%）、1 057篇（10.70%）、2 813篇（28.46%）；2006—2010年，观察类研究、干预类研究、理论研究分别有10 186篇（65.54%）、1 963篇（12.63%）、3 393篇（21.83%）；2011—2015年，观察类研究、干预类研究、理论研究分别有11 775篇（68.49%）、2 439篇（14.19%）、2 977篇（17.32%）；2016—2020年，观察类研究、干预类研究、理论研究分别有7 721篇（63.76%）、2 280篇（18.83%）、2 109篇（17.41%）。
3 讨论3.1 我国全科医学与社区卫生领域研究能力发展不均衡论文发表数量一定程度上反映科研能力。我国全科医学与社区卫生领域研究能力的不均衡，不仅表现在区域间研究能力的差异，还表现在不同研究机构间研究能力的差异。在区域分布上，华东、华北、华南等经济发展较好地区的发文量较多，而西部地区相对较少，但近10年来西部地区的发文量占比较之前增大。提示随着全科医生制度的建立，以及国家对西部地区全科人才培养的支持[15]，西部地区的全科医学已得到进一步发展[16]。在机构类型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文量占比低于医学院校、研究院所及综合医院等，但总体上呈稳步增长趋势。2001—2005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发文量占总发文量的1.23%，2006—2010年该占比增至2.95%，2016—2020年该占比达7.67%。WENG等[17]的研究结果显示，2018年《中国全科医学》刊发的文献中，作者为全科医生的数量低于非全科医生。分析原因为：（1）我国全科医学与社区卫生领域的研究基础相对薄弱；（2）我国全科医生中有部分由专科医生转岗而来，对全科研究范畴、方法和路径不甚了解；（3）我国社区全科医生的研究能力尚需进一步提高[18]。
3.2 我国全科医学与社区卫生领域研究团队间的合作与交流不足本研究对研究合作者共现网络进行分析，结果共出现8个合作网络，但各研究团队间的合作网络相对较少，这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19]。国外的全科医学合作网络较我国数量更多，研究机构和研究者间的交流和合作相对更充分，而交流和合作可以促进研究的不断拓展。北美初级保健医学研究网络（Practice-based Research Networks，PBRNs）是北美地区以初级保健医生和研究者为主要参与者构建的全科医学科研网络，由美国各地的全科医学研究团队共同建立，并组织有年度会议，研究者们可以在会议上进行学术交流[20]。欧洲全科医学网络（European General Practice Research Network，EGPRN）由欧洲各国的全科医学研究者建立联盟和章程，以引导和推动欧洲的全科医学发展[21]。目前，我国尚缺乏相应的组织或体系，各地区、各机构间的研究团队相对孤立，部分地区或机构尝试通过科研联盟、多中心研究等方式建立科研合作网络，但可持续性和发展机制仍在探索过程中。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差异较大，全科医学在不同地区的发展也呈现出多样性和区域差异性。因此，我国可参考北美和欧洲的经验，通过建立可持续的科研网络体系来促进研究培训和交流，通过学者间的交流，推动不同研究基础的区域、机构开展学术交流和发展[22]。科研网络体系将有助于汇聚不同层次、不同机构的全科医学与社区卫生领域研究者，使其共同参与我国全科医学与社区卫生的研究实践，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全科医学学科发展道路。
3.3 我国全科医学与社区卫生领域的研究方法亟须优化我国的全科医学起步较专科晚，研究基础较薄弱，全科医学与社区卫生领域研究仍停留在以观察性研究为主的阶段，虽然干预研究数量逐渐增加，但高质量的随机对照研究、前瞻性队列研究仍较少，提示全科医学研究方法亟待优化和完善。这一研究结果与既往研究一致，可能原因为：观察性研究在开展时间、研究设计等方面的难度低于干预类研究[23,24]。研究方法作为科学研究实施的载体和路径，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科学研究的质量和水平。在开展研究时，应根据研究目的和研究内容，科学、合理地选择研究方法，同时在方法学上不断创新。在今后的学科建设中，可通过开展相关培训，加强全科医学与社区卫生领域研究者对研究方法的掌握和应用，进而提高研究质量。此外，近年来，除传统的定量研究外，定性研究、混合性研究方法越来越多地被应用到全科医学与社区卫生领域研究中[25,26]。多种方法在全科医学领域的应用和拓展，有助于促进对全科医学、基本医疗、公共卫生、健康促进等研究问题的探索，定性与定量研究的整合有助于发现新变量，提升研究信效度，并寻找到研究创新点，进而促进研究质量的提升。
本研究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我国全科医学期刊文献的特征信息进行分析，旨在通过研究结果了解我国全科医学研究能力的发展情况及存在问题，促进全科医学研究者间的合作和发展，并非侧重结果"评价"。考虑到目前我国全科医学与社区卫生领域研究者，尤其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全科医生，仍以中文发表学术论文为主，故本研究仅选取了国内全科医学领域具有代表性的4本期刊进行分析，未涵盖其他语种的相关研究。在研究类型的统计上，由于目前缺乏对研究方法分类的共识，且许多文献未在摘要中明确提出研究设计与研究类型，故本研究无法对其进行细化分类，仅将其分为观察性研究、干预类研究和理论研究3类。因此，对全科医学与社区卫生服务领域研究类型的统计，尚有待今后的进一步研究。
本文无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略本文来源：付强强,金花,于德华. [J]. 中国全科医学, 2022, 25(34): 4252-4258. DOI: 10.12114/j.issn.1007-9572.2022.0705.（点击文题查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