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建筑的幢幢民居和座座村庄，从布局、造型到色彩、装饰，都给人一种独具魅力的印象：得天独厚的徽州天然环境，加上风格迥异的徽派建筑艺术，导致徽州村落传统庭院都掩映在山清水秀、风景如画的园林之中。徽州民间建筑基于顺应自然和装点自然的观点，卜地测居的风水信念，十分重视村头组景，随山采形，就水取势，配置以坊碑、亭塔、桥廊、楼阁，形成水口园林景观。徽州水口和园林不是单独存在的，它们与徽州建筑是相依相伴的。
所谓水口，指水源所从出之洞口。这在徽州村落建设中是一项重要设施，对绿化和生态环境优化有着典型意义。“水口”在目前对传统村落的研究中系源于风水术书的称渭。水口理论在明代已十分盛行，清代的《地理大全》、《地理五诀》(按：赵翼《陔余存考》云：“其为说主于形势，原其所起，即其所上，以定向位，专指龙、穴、砂、水之相配。”觅龙要真、察砂要秀、观水要抱、点穴要的、定向要吉，是谓地理五诀)、 《入地眼图说》、 《阴阳宅》等书也都明确提出水口概念及其作用、意义。如《入地眼图说》卷7“水口”一节曰：“入山寻水口，……凡水来处谓之天门(乾位)，若来不见源流谓之天门开；水去处谓之地户(巽位)，不见水去谓之地户闭。夫水奉主财，门开则财来，户闭财用之不竭。”可知水口本有两种：一为水流入之处，一为水流出之所。对这两种水口的要求也不一样，前者要开敞，后者当封闭。即如《地理大全.山法全书》卷首上所云：“源宜朝抱有情，不宜直射关闭；去口宜关闭紧密，最怕直去无收。”
在风水意愿的影响下，水口不仅具有出入口的功用，更是村民命运、前程的象征。因此，徽州人建村落讲究水口，不惜一切地在此处营造、劳作，寄托着美好的希望，为了弥补自然环境不合风水家所设想的理想模式，就需用人工造景来加以调整，使景观趋于平衡与和谐，以满足世俗心理的需求。
一、水口的定位
一般风水中说的水口是一村水之流入或流出处，但对照宗谱与实地考察：一村流水之入口多从山上或地势高处居高临下地流来，自能成开敞之景，仅需稍加疏理即可通畅，而水流出口则常与村之入口方向一致，显得更为重要。因此，逐渐称水口就专指这水流出口之处了，在风水书中称“水口者，一方众水所总出处也”。人们习惯于将下山、下游的方向看作村庄的入口，俗称“村口”；实际上，水口既是泛指一村水的流出处，则村庄水口的位置就在村口附近甚或与村口相同。水口的具体地点则依山势或山脉的走向而定，一般多落在山脉的转折或两山夹峙、清流左环右绕之处。徽州地形地貌的特点是西高东低，主要河流多自西向东流，故一村之水多在作为“龙脉”的山之东或东南方向流出，因而水口的大致方位也多在一村之东南，即风水中“巽”位吉方。这与现代建筑理沦家诺伯格·斯卡尔兹在阐述“路径”时曾转引路德福·雪瓦耳兹书中一段话：“我们将景观比之为住宅，则山岳是墙壁；……而山区的最低点则为门”，在做法上有异曲同—仁之妙。“水口乃地之门户”，风水以地形的最低处东南方“巽位”为水口，称做一村之门户。理想的水口应“狮象蹲踞回亘于水上，或隔水山来缠裹”；“水口两山对峙，涧水环匝村境”。
水口距村庄的远近，“自一里至六七十里或二三十余里，而山和水有情，朝拱在内，必结大地，若收十余里秆，亦为大地；收五六里七八里者，为中地；若收—二里者，不过”一山—水人财地耳”。实际的村落水口大多在离村数百米处，风水书中的“大地”或许是指大村镇和城市而言。从此可知水口到村中心房舍区的距离长短，还反映出“地气”的大小，据之可决定村落发展达饱和前的规模，即指该地的承载实力，用今天的话说，称它为“环境容量”。一进入水口，就进入一村的界地，其附近的环境便称为水口环境，除天然山川形态外，大凡几百年以上的村庄都还须建造桥坝楼塔及挖掘池塘等以增加锁钥之气势，名为关镇之物，使得尽量彻底地扼住村庄门户这一关口。
二、水口的营建
风水认为水即是财富之气，为了留住财气，在选中好的水口位置上，最常见的是以桥为主作“关锁”，辅以亭、堤、塘、树等镇物。如休宁古林：“……东流出水口桥，建亭其上以扼要冲，而下注方塘，以入大溪为村中一大水口，桥之东有长堤，绵亘里许，上有古松树十株。”其实，撇开风水的吉凶观，单从建筑学角度看，桥在组织村落的外部入口序列的路线和景观上，都起着良好的作用。对此，诺伯格·斯卡尔兹也认为；“需要对方向做一个选择的时候，而‘桥’就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路径。因为它将两个范域连在一起，并还拥有两个方向，所以常处于动态平衡的强烈感觉之中。……桥梁使得人之占有河流空间成为可能，在这里他同时感觉到外部及内部自由，且被保护在属于同一整体中的两个范域内来回移动。”
其次，有较高人文层次的地区则以文昌阁、奎星楼、文峰塔、祠堂等高大建筑物为主，辅之以庙、亭、堤、桥、树等。如考川《仁里明经胡氏支谱》卷首《文昌阁记》：“水口两山对峙，涧水环匝村境……筑堤数十步，栽植卉木，屈曲束水如之字以去，堤起处出入孔道两旁为石板桥度人行，一亭居中翼然，……有阁，高倍之……榜其楣曰文昌阁。”又如，黟县西递水口有文昌阁、魁星楼、风水塔、观音庙等。
这些高大建筑物立于水口的营造，与其说出自一种象征意味的目的，还不如说是为了弥补自然环境，使得自然的构图趋于稳定，获得一种千和感。
三、水口的类型
从研究宗谱记载，风水术书所述与实地考察相结合，徽州传统村落水口模式可归纳为5种基本类型。
(一) 防卫型
这是一种古老的水口模式，徽州族居村落基本上依赖于封闭型的自给自足农耕经济来满足生存以求发展，故早期在村基的选择不对：厂维持生计的资源如土质肥沃、溪流水量充盈等，以及易于防卫的地貌条件，就成为以环山作为天然屏障的理想村落环境。在此四周有山环卫，山口狭小，溪流在谷地穿越，流经山口；水口便是村口，水口实际上成了山口的同一地点的不同称渭。山口便是村口，它是与水口合为一体的地点。在这种村落的水口，加筑上防卫性建筑，便易守难攻了。这样一来，防卫型地貌再加上防卫型建筑就构成了防卫型水口。
(二) 生产型
山区溪流落差较大，为防旱季水量不够用，常在水口设拦水坝以提高水位、控制流失量。拦水坝的落差水流作为一种能源被利用，在传统村落中置油榨、建水碓，以满足生产、生活之需。如(民国)吴吉祜撰歙县《丰南志》载有“茶园水舂”一景，休宁双溪流口八景中有“野碓舂云”之景，均系此类水口，被村民赞美而载入宗谱。《双溪李氏族谱》云：水碓在流口向阳桥右侧的白果树下，并有诗赞曰：“断水何劳掘地成，临流机巧走雷霆，玉粒每看云里捣，寒声偏于月中听。”
(三) 交通型
村落面临水流，或通舟楫，或筑桥，以继通陆路。一般说来，坐落于较大河流旁的多设简易码头以通舟楫；溪流较小而村里族民财力两旺者多架桥以通两岸，于是构成交通型水口。交通型水口上的桥梁均属明清所修建，因徽商致富，一些宗族大村的水口桥十分考究。
(四) 生态型
生态型作为一种模式的水口大多并不独立存在，但在当年深受风水影响使水口林木被奉为风水林而严加保护，例如《羽中麓齐氏族谱》规定：“保龙脉，来龙为一村之命脉，不能伐山木。”还有风水通过帝王间接发生影响，《明史纪事本末》就载有因南京钟山孝陵来脉的关系而禁止江南宣歙等地砍伐山林。这不仅促使徽州广大山林得到保护，而且也强化村民护林保龙脉的意识。
中国传统思想的“天人合一”强调“人”须与“天”相认同、协调、一致，既包含着人对自然的能动适应，也意味着人对其主宰、命定的被动地顺从崇拜而只得顺应自然。这就决定了先民采用类比与直观外推的方式来表现认识与判断，树木与祸福正是通过“以树木为衣毛，盖广陌局散，非林木不足以护生机；赂谷风重，非林障不足以御寒气。……惟其草茂木繁则生气旺盛。护荫地脉，斯为富贵垣局”等生态环境为中介而感应的。这种形气感应关乎祸福的观念，在实际上是属于传统伦理哲学与环境观，即属于天人感应的范畴。其中含有生态良性反馈的合理成分，值得认真发掘并给以正确评价。
以上列举的水口模式，在徽州村落中往往体现为几种模式的功能兼备，一举数得，仅是程度不同而已：表明这一地域性传统建筑文化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的滋养下发展起来的，在其上面尚能找到纵向历史遗传基因，中原人士南迁时的心态残留痕迹，而更多的则是明清两代经济、文化、时尚、风俗所打下的烙印。而风水作为一种历史实践经验的总结，又对水口环境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所谓园林，其观念的形成和含义，依照园字的原型来分析，似应是四周墙体围合，中间有土山、水池、林木的，用于生活起居和游宴的一种空间环境，也可以说是人类文化创造的与之相适应的理想生活空间即人代天工的境界。从广义来说，园已扩大为一种人工环境，是一个内涵相当丰富的建筑形式，其功能和意义都不以园为限，但含有园的情调，就是借园冠名的住宅别墅来丰富建筑内涵，并寄托自己的情趣，寓含栖居者的生活态度与审美追求。也正因为如此，园不同于村头、宅旁的绿地，也不同于一般的纯田野风光。
起初的园林，大都“采土筑山”，或“深林绝涧”，模仿自然，仅推崇山水的野趣；进而叠石造山，或楼阁重复，同时具有中国山水画的款式。在园林发展史上，中国古典园林是随着我国古代文明的发展而出现的一种艺术构筑。早在二千多年前，就已有了帝王的苑囿，而后又有私家的园林出现。私家园林的发展成为我国园林艺术的精华，具有高度艺术成就和独特风格，形成后代园林的主要组成部分，构成独有的东方园林建筑体系。私家园林从汉晋到唐宋，再发展到明清时期，创造意境方面的特点是在有限的空间内构成若干不同的景区，产生相互联贯和对比的艺术效果。它把山池、建筑、园艺、雕刻、书法、绘画等等都综合在园林艺术之中。
中国古典园林，品种多样，风格各异。有的富丽堂皇、雍容华贵，如北方的皇家园林；有的玲珑剔透、轻柔秀美如南方的私家园林。它们处于都市繁华之地，交通发达，信息灵通，故历来为人们所瞩目，远近闻名。然而，也有的重要园林却像“藏在深闺人未识”似的，在岁月流逝中将自身蕴含着的秀美和优雅的风姿，悄悄地在静寂的山村里展示着，这便是徽州园林。由于山高路阻，徽州园林久隐在青山绿水之中，错落在危岭险隘之上，而鲜为人知。加上徽州理学风行、封建宗法严锢，慎独心理深重，更致徽州园林长期沉默自处。随着社会进步、交通发达，徽州园林以其卓越典雅的姿韵，在黄山大地上独领风*，招徕游客。
徽州园林既汲取了中国古典园林特别是江南园林的精华，又富有地方特色，多在紧邻住宅的有限面积里，结合地形，运用各种造园手法，一般都布置得山石玲珑、水面迂回，构筑小巧，显得清新淡雅、幽静曲折。同时因传统营造方法、造园材料、花木品种不同，更受生活习俗、文化风情、生产方式等等的影响，使之形成不同于其他园林流派的独具特色的徽派园林艺术。这些特色分别叙述于下”：
1.依山傍水，师法自然
徽州山水迤逦、丘陵起伏，往往制约着徽州园林的范围、格局、体式。因此，依山者则靠山采形，傍水者则就水取势，顺应自然，就成为徽州园林的一大特色。这一特色的精髓就是师法自然，即依据徽州地理环境因地制宜，就地取材，重视工巧，以便更好地发现和拓展造化的天性。此外，就是更好地表现建筑、书画的艺术美，并实现自然美与造型美的巧妙结合，正所谓“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徽州园林秉承中国古典师法自然的传统，深知山水之妙，得自然之趣，身处园林之内，犹在山水之中，以青山为屏，绿水为带，花木为饰，随四季朝暮风云变化而展示出的天然美，加之园林中的亭台楼榭、名人字画等艺术美相映生辉，增添了整个园林的生动气韵。
2.以小示大，见微知著
徽州园林处于地少形狭、山高水长的皖南丘陵地带，只得充分利用自然环境的优势。其空间虽较小，但构筑上要求小中见大、以一当十，即从广度、体积上施展其功能，以质优发挥其效应。也就是在造园景上下功夫，以充分调动审美者想象的积极性，从有限见无限。通过精巧的构思，运用造园的技艺，从意境上看到其广大和深奥，即人工构筑范围较小，但以大自然为借景的客体园林，作用于审美主体的大脑，产生联想、想象，对美的涵义予以引申、补充、改造，从而出现新的意象、意境。
徽州园林大都荫蔽在偏远宁静的农村乡间，静谧空寂，闲雅野逸，富于泥土气息。例如歙县槐塘，村有九条道路入村，谓“九龙进村”，每条道路各有水口，且因自然、人工形成九个水口园林。乡民安闲、愉快地享受着田园风光，观赏着水口公众园林和私家庭院园林，乐趣横生。天籁、地籁、人籁，合奏着天人合一的和谐生动的徽派独特的韵律，给人一种飘然复悠然的乡情热土之感。
3.含虚构远，魅从巧出
这是徽州园林对于古典园林的精华“园林巧于因借，精在体宜”有自身的体察而结合本地环境优势形成的另一特点。黄山、齐云山支脉繁多，峰峦起伏，绵亘数百里，青松翠竹，花木秀丽，山奇石怪，云波诡谲，绿嶂遮目，碧水映帘。这些独特的天然景色，为徽州所独有，故其园林中含虚构远之景乃他方所绝无。明代徽人吴肇南《清晖馆记》描绘了歙县丰乐溪南的园林：“若清晖则不假人巧而任天然”；“或嘎岩苍郁，或萦青缭白，皆隐隐云间。……主人凭虚而眺，则五谷垂颖，田家之至乐也。时而睛岚明灭，变幻万状。”所写之借景，既有山川的天然景致，又有农村的社会风情，颇富于徽州地方特色。
徽州园林，长于远借名山胜水之景以装点自己之外，也擅于巧妙地就邻借取近景以使本园增色。正如计成《园冶》所云：“若邻氏之花，才几分消息，可以招呼，收春无尽。”婺源的宋代朱氏园林，小池澄净，有亭翼然；园林青山峨峨，杨柳依依。凭栏观照，美景悉收眸内。黟县之培筠园，歙县之醉园等，均不乏近借之景，倍增魅力。
徽州山水园林，得自然之趣，顺上下之势，幽邃深奥，鸟瞰之景显得比较细小，正所谓“河川如带，阡陌似格，人行类蚁”即是如此。
徽州园林四时色彩不一，春日主青，夏日主绿，秋日主碧，崇红、尚黄，冬日主苍青，并夹杂白色。从人的心理感觉上说，则春温、夏凉、秋爽、冬凝。加之日月星辰、风云雨露、草木鸟兽等出没藏露、千变万化，致使应时而借之景，曲尽其态，而为观赏者所讴歌。朱熹《康塘百琴楼歌》生动地描绘了园林的四时之景与琴声的对应，表现了景因时借、琴由景配的和谐美：“琴宜春，春日蔼，春风应声律，肺腑春满怀；琴宜夏，夏景长，披襟奏南薰，夏阁生微凉：琴宜秋，秋思爽，金飙助宫商，万壑秋声朗；琴宜冬，冬令寒，呵乎弄冰弦，和风解冬霜。……”这种应时而借之景，既反映了四时园中之景的呼应对比的活泼生机，也显示出徽州建筑文化中审美主体对于审美客体的向心力、亲和感，凸现出徽人那种不失时机地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给予自己的享受。月白风清之时，独坐园林的桥亭长廊上，凭栏聘月，远视空潆山色，近观丛丛花木，仰望星河点点，俯见溪水潺潺。这里园林内外，情景交融。月光如水、花香虫鸣，织成了静中有动、动静结合的妙境，是徽派园林曲中之绝唱。现代园林学家陈从周在《说园》中说得好：“园之佳者如诗之绝句、词之小令，皆以少胜多，有不尽之意，寥寥几句，弦外之音犹绕梁间。”徽州园林之意境大体也如此吧。
（来源：黟县西递遗产小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