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金生
1926年12月1日，在北伐军捷报频传的同时，北方的天津蔡园内张灯结彩，气象万千。身着大礼服，手戴白手套的张作霖正式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张站在香案前开始祭天，香案上红烛高照，摆满了各式贡品，文武官员分立香案两侧。主持人首先宣读《告天书》，然后，张手捧斟满了酒的金爵，准备跪下洒酒祭天。不料，忙中出错，手中金爵滑落，当啷一声跌落地下，在场官员无不大惊——金爵落地乃不祥之兆。虽然尴尬，张作霖却很镇静，接过重新斟满酒的金爵后还说了一句解嘲的话：“上天别急，我张作霖有的是酒给诸位神灵喝。”
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表面上距离其一统中原的“安国梦”又接近了一步。但是，张作霖身份地位的提升并不能掩盖此时奉系的实力开始走下坡路的现实。或许正如祭天仪式所预兆的那样，张作霖走向人生巅峰的同时，也在逐步走向毁灭。
在就任安国军总司令的一年之前的1925年12月，张作霖为平定郭松龄倒戈举办庆功宴，觥筹交错间，宴会厅的大门突然打开，4个全副武装的副官抬进来一只大皮箱，向张作霖报告：“报告大帅，这只箱子是从郭鬼子军部搜出来的！”张问：“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副官答：“这箱子里装的全是我们人私通郭鬼子的密件和信函！”
“郭鬼子”就是郭松龄，他的倒戈给张作霖以沉重打击，而奉系内的诸多将领在郭倒戈期间都与其暗通款曲，在这些证据面前，刚才还一片喧嚣气氛的宴会厅里顿时变得鸦雀无声，将领们一个个都面面相觑。张作霖看着装满信件的皮箱，满脸怒气地说：“竟有这样的事儿，好大的贼胆！”接着，他环顾一下四周，突然换了一幅表情，微笑着对副官说：“算了，算了。既然郭鬼子已经死了，和一个死人联系的信件还能有什么用呢？这事就到此为止吧。把箱子抬出去全部烧了，其余的一概不追究了。今后谁也不要再议论这些败兴的事！来来，诸位接着喝酒。”
通过这种方式，张作霖避免了奉系的分化，使其经受沉重打击后重新团结起来。但1个月后，理财能手王永江提出辞职，挂冠而去。王是张作霖的“财神爷”，奉天在他的治理下，“节约除弊，岁入渐由三千万元增至五千万元”，但王永江再有神通，也难以应付奉军庞大的军事开支，他多次劝谏张作霖不要卷入关内事务，以战争去扩张地盘，他说：“我们何必去参加内战呢？我们修明内政，把东北治理好，富强起来，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不用去打，他们自然就来投我们，地盘可以不扩自张，何必急在一时呢？”多次劝谏无效后，王永江“不忍视将军之投荆棘，人民之陷于水火，唯有匿迹销声，不问世事而已”。张作霖先后派遣袁金铠、张学良等人去请，王永江都一概不见。后来张作霖亲自出面，吃的还是“闭门羹”。
王永江
郭松龄、王永江，一文一武，都是张作霖非常倚重，也是奉系发展中的重要人物，他们或者背叛，或者离去。两人都反对张作霖劳民伤财的内战政策。据何柱国回忆，倒戈前，郭松龄曾对张作霖说：“我们在东北有这样大的地方，经济富庶。人口有三千多万，尽够我们*。这次进兵关内，既已打败曹吴，已足雪当年之耻，如再驱兵南下，胜则成为众矢之的，败则徒损老将威名；不如雄踞关外，趁机观变，养精蓄锐，再谋一统。”他的劝谏同样没有得到张作霖的认可。
王永江辞职后，张作霖痛心地说：“郭松龄以枪杆子伐我，王永江以笔杆子伐我。”这两件事是奉系开始走向下坡路的标志，可是，这并未阻止张作霖的野心。1927年6月18日，就任安国军总司令的半年之后，一派戒备森严中，张作霖在北京怀仁堂就任海陆军大元帅，由东北王变身为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终于登上了他梦寐以求的“最高宝座”。而此时身在大连金州家中的王永江闻讯后，6月21日，在日记中写道：“张雨亭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人之将死，强作回光，此之谓也。”
